写满字的空间(毕飞宇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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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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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毕飞宇著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9787020168620
出版时间2022-03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定价52元
货号31409204
上书时间2024-11-14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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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飞宇,出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现为南京大学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毕飞宇文集》四卷(2003),《毕飞宇作品集》七卷(2009),《毕飞宇作品集》九卷(2015),代表作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中篇小说《青衣》《玉米》,长篇小说《平原》《推拿》;散文集《苏北少年“堂吉诃德”》《写满字的空间》;文学讲稿《小说课》;文学对话录《小说生活――毕飞宇、张莉对话录》。《哺乳期的女人》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玉米》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ThreeSisters》(《玉米》《玉秀》《玉秧》)获第四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推拿》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2017年获法国文化部“文学艺术骑士勋章”。作品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海外发行。
目录
目录
Ⅰ
三十以前
我家的猫和老鼠
歌唱生涯
我的野球史
人类的动物园
飞越密西西比
Ⅱ
写满字的空间是美丽的
一支烟的故事
这个字写得好
我能给你的只有一声吆喝
Ⅲ
卡夫卡出生在布拉格
我也有点儿说不上来
货真价实的古典主义
《朗读者》,一本没有让我流泪的书
行为与解放
找出故事里的高粱酒
Ⅳ
自述
几次记忆深刻的写作
谁也不能哭出来
谈艺五则
写一个好玩的东西
我有一个白日梦
《平原》的一些题外话
《推拿》的一点题外话
恰当的年纪
情感是写作最大的诱因
我和我的小说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Ⅴ
手机的语言
记忆是不可靠的
地域文化的价值倾向
文学的拐杖
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
Ⅵ
好看的忧伤
青梅竹马朱燕玲
上海的向黎静悄悄
王彬彬断想
内容摘要
毕飞宇一直被大家公认为小说家中的思想家,长期以来,他的工作就是虚构,然而,在他近三十年的虚构生涯里,时常也会非虚构——写一些散文和随笔。这本书就是毕飞宇关于他生活、写作、阅读的记叙与思考,谐趣,赤诚,思辨,灵动,感受“毕氏语言”的魅力。
精彩内容
Ⅰ三十以前我生于一九六四年的一月,但具体到日子则不能肯定。大致在二十四日前后。我们这一茬人,来到这个世上本来就不是欢天喜地的事,没有必要仔仔细细去纪念。但生日我总是过,就在二十四日。
我的童年在乡村。少年时代搬到了水乡小镇。青春期回到了县城。大学就读于扬州,毕业后“分”到了南京。活到现在,能说的好像也就这么多。
我的童年过得还好。没有挨过真正的饥饿。但我的童年也出了一些问题,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我害怕过不完的夏季午后,害怕没完没了的夏日黄昏。没有人和我一起玩,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沿着每一家屋后的阴凉游荡,然后再沿着每一家屋前的阴凉游荡。游荡完了,学校的操场上还是有一大块金色阳光。我写过一个中篇,叫《大热天》,写过一个《过不完的夏季》,写过一个《明天遥遥无期》。当初用这些题目都是无意而为的,或者说言不在此。但回过头来看看,总能看见夏日时分留给我的最初畏惧与最初忧虑。我童年里最大的盼望就是明天。而明天空空荡荡,只能又是下一个明天。这是典型的动物生态:活着的目标直接是活着。我的童年游移在夏日阴影中,忧郁与白日梦盈溢了我的人之初,盈溢了我的童年黄昏。好在时间这东西自己会过去,要不然,真有些麻烦。
少年时代我的父母调到了一座水乡小镇。这个镇被两块湖面夹在中间,春夏秋冬都有与乡野不同的风景。这里最著名的东西是船,几乎家家都有。每家每户的事情都在水面上漂漂浮浮。应当说,这个水乡小镇有一种明丽的格调,但我的印象中,总有一股脱不掉的阴森。那些石板小巷又深又窄,那些小阁楼又灰又暗。我的眼睛是在乡下成长起来的,习惯了在平坦与辽阔中自由自在,但小镇使我的张望有了阻隔,前后左右都是青灰色墙壁。我站在石板巷里,贴着墙,一家又一家婚丧嫁娶从我的鼻尖底下经过,从小巷的这头到那头,或者说,从小巷的那头到这头。那些小巷子总是很弯,几乎找不到十米以上的直线。长大后我当然明白,宽敞与笔直原本是大都市气派,小乡镇是不可能有那种格局的。但弯弯曲曲带来了视觉难度,带来了观察障碍,所以小镇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有一种神秘,有一种隔雾看花的恍如梦寐。它像水的平面,没有来龙去脉,没有因果关联。我承认,我这个外乡客做得有点吃力,活得远不如在乡野时实在透明。小镇上有许多空宅,有许多终年紧闭的阁楼,它们一律长满了绿色青苔与灰色瓦花。那些建筑与植物成了我少年记忆的背景。那个水乡小镇弥漫了一股鬼气,它们至今萦绕在我的梦里。
我们家在父亲平反后回到了县城。这里是我父亲的故乡,我就从那时起做了故乡的游子。我不会说城里话,没有亲戚与朋友。我开始写作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大城市寄来的退稿也就在这个时候。退稿让我难为情,又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我一次又一次被“外面的”世界所拒绝,一次又一次与外面的世界产生了联系与交流。这里有一种极复杂、极纷乱同时又极蠢蠢欲动的青春期情怀。我至今缅怀那些孤寂的日子。我坚信那时候我比现在更有资格做一个作家。
我在扬州师范学校读书是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七年这四年。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大好时光。空气中到处是青草气味。我努力用功地改变自己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我拼命读书,到处大声说话,人也变得活泼开朗。真是换了一个人。我记得第一次从扬州到南京去玩的那个下午。为了看火车,我从扬州绕道镇江,再从镇江取道坐火车去南京。我记得火车向我呼啸而来的那个伟大时刻,我二十岁时第一次看见火车激动得几乎流泪。但我不敢流露这种激动。我站在月台上,感受到火车给我带来的迎面风,一上车我就写了一首诗,把好多东西赞美了一通,末尾把祖国还带了进去。那时候真是疯了,眼里的东西什么都好。我就这么瞎激动了四年,毕业的时候头发也长了,胡子也拉碴了。
后来我就到南京做了一名教师,再后来我又到《南京日报》去了。我一点也没有想到,都三十岁了。看看旧时的相片,不像自己,照照镜子,也不像自己。
我家的猫和老鼠我有两个姐姐,大姐长我六岁,而二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们是在无休无止的吵闹和绵延不断的争斗当中长大成人的,假使允许我夸张一点,我想说,我们姐弟三个就是鼎立的三国,在交战的同时我们不停地结盟、宣战,宣战、结盟。真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了,我们的“分合”都是以小时作为时间单位的。上午我刚刚和我的二姐同仇敌忾,一起讨伐我的大姐,而午饭过后,一切都好好的,我的二姐却和大姐突然就结成了统一战线,不声不响地向她们的弟弟宣战了。
总体说来,她们联合起来对付我的时候要多一些,因为父母多少有些偏心,对我格外好一些。这个我是知道的,在事态扩大,弄到父母那里“评理”的时候,我的父母虽说各打五十大板,但板子里头就有了轻与重的分别。比方说,在严厉地批评了我们过后,我的母亲总要教导我的两个姐姐:“他比你们小哎,让着一点哎。”对我就不一样了,母亲说:“下次不许这样了。”口气虽然凶,但说的是“下次”,“这一次”呢,当然就算了。事情到此结束。这在我是非常合算的买卖,因为“下次”是无穷无尽的。假如我的两个姐姐联起手来和我作对,在多数情况下,她们差不多就是那个叫“汤姆”的猫,而我则是老鼠“杰瑞”。我们家几乎每天都有美国卡通《猫和老鼠》式的战事,一姐一妹气势汹汹的,占尽了优势,恨不得一脚就把她们的弟弟踢到太平洋里去,然而,到后来吃尽苦头的始终是她们。
我们为什么吵呢?为什么斗呢?不为什么。倘若一定要找一个最符合逻辑的理由,那只能是为吵而吵,为斗而斗。举一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正在吃饭,我和我的二姐坐一条凳子上,不声不响地扒饭,这样的饭吃起来就有点无趣。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在我的二姐伸筷子去夹咸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筷子把她的筷子夹住,二姐不动声色,突然抽出筷子又夹我的。噼噼啪啪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母亲突然干咳一声,一切又安静了。所争夺的咸菜到底被谁夹走,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的那一声干咳究竟落在哪一个节拍上,这全靠你的运气,有点像击鼓传花。如果咸菜归我,即使我并不想吃,我也会像叼着了天鹅肉,嚼得吧唧吧唧的,二姐的脸上就会有一脸的挫败。反过来,二姐要是赢了,她会把咸菜含在嘴里,默无声息地望着屋梁,那是胜利的眼神,赢了的眼神,内中的自鸣得意是不必说的。
我们姐弟三个现在都是人到中年,我长年在外,节日里偶尔团聚,我们谈得最多的恰恰是少儿时期的战争往事,谈起来就笑声不断,这一点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有一次我把话题转了,说起了我姐姐对我的好处来:我六岁的那一年得了肾炎,不能走动,每天都由我的父亲背到五六里远的彭家庄去,注射青霉素和庆大霉素。有一次是我的大姐背我去的,那时候她其实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又瘦又小。她在那个晴朗的冬日背着我,步行了十多里地。快到家的时候大姐终于支持不住了,腿一软,姐弟两个顺着大堤的陡坡一直滚到了河边。我并没有摔着,反而开心极了,大姐满头满脸都是汗,她惊慌地拉起我。第一句话就是:“不能告诉爸妈。”这件事都过去了三十年了,可它时不时会窜到我的脑子里来。出乎我意料的是,随着年纪的增大,我回忆起来一次就感动一次。大姐十二岁,冬天一头的汗,惊恐的眼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人到中年之后反而为这件事伤恸不已。那一回过年我说起了这件事,我并没有说完,大姐的眼眶突然红了,说:“多少年了,怎么说这个的,你怎么还记得这个的。”大姐显然也记得的,不然她不会那样。她把话题重又拉回到吵闹的事情上去了。
所有的兄弟姐妹都在童年与少年时代吵闹,也许成年了之后还要继续。其实,这样的吵闹本身就设置了一个温暖的前提:我们能够,我们可以。我们幼小的内心世界也许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斗中拓宽开来的,丰富起来的。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意外地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许多东西也许并不能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反而是隐匿的,疏于表达的。然而,它却格外地切肤,有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牵扯。美国人通过《猫和老鼠》的卡通形象向全世界的少儿表达了这样一种典范人生:打吧,吵吧,闹吧,可你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姐妹——你们永远不能生活在一起,但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谁。
我的儿子最喜欢我的侄女,他们玩在一起的时候几乎就是猫和老鼠,不是追逐,就是打闹。可是,他们毕竟天各一方。在他的姐姐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他漆黑的瞳孔是多么孤独,多么忧伤。我多么希望能做我儿子的好兄弟,和他争抢一块饼干、一个角落与一支蜡笔。但我的儿子显得相当勉强,因为他的爸爸后背上都竖起鸡皮疙瘩了,就是学不像一个孩子。
新版序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的《毕飞宇文集》初版于2015年。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我的厚爱,2020年,他们打算做一些订正和增补,给读者朋友们送去一个更好的新版。但2020年是特殊的,许多事情都在2020年改变了它的轨迹,一套文集实在也算不了什么。
现在是2021年的秋天,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读者朋友。除了感谢,我特别想在这里留下这样的一句话:2020年,2021年,它们是那样深刻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毕飞宇2021年9月17号于南京龙江
序这套文集收录了我从1991年至2013年之间的小说,是绝大部分,不是全部。事实上,早在2003年和2009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分别出版过我的文集。江苏文艺的是四卷本;上海文艺的是七卷本;此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文集则有九卷。递进的数据附带着也说明了一件事,我还是努力的。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与小说的关系里头有逻辑,它可以清晰地呈现出一个作家精神上的走向。现在我想再补充一句,在我看来,这个走向有时候比所谓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更能体现一个作家的意义。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他们愿意为我再做一次阶段性的小结。老实说,和前两次稍有不同,这一次我有些惶恐。写作的时间越长,我所说的那个走向就越发地清晰,——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么?——它到底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我写小说已经近三十年了,别误会,我不想喟叹。我只是清楚了一件事,以我现在的年纪,我不可能再去做别的什么事情了,也做不来了。我只能写一辈子。说白了,我只能虚构一辈子。可再怎么虚构,我还是有一个基本的愿望,我精神上的走向不是虚构的,我渴望它能成为有意义的存在。
毕飞宇2014年6月7日于南京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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