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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人物—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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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本相 著

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

ISBN9787104032533

出版时间2010-08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8元

货号11620729

上书时间202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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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目录

一  一粒苦闷的种子
二  小戏迷
三  童年的故事
四  新文学的洗礼
五  对诗的追求
六  恩师张彭春
七  天才的演技
八  生命的探索
九  东撞西撞
十  深入戏剧的堂奥
十一  清华之“虎”
十二  《雷雨》
十三  中国剧坛升起的新星
十四  《日出》
十五  在南京国立剧校
十六  《原野》
十七  投身抗日洪流
十八  在江安的日子里
十九  方瑞的到来
二十    《北京人》
二十一  改编巴金的《家》
二十二  最后一次登上舞台
二十三  创作的危机
二十四  美国之行
二十五  奔向解放区
二十六  跨入新的时代
二十匕  新的创作尝试
二十八  日本之行
二十九  曹禺与北京人艺
三十  《胆剑篇》
三十一“从大地狱里逃出来”
三十二  劫后喜事接踵来
三十三  远渡重洋
三十四  曹禺热
三十五  夕阳如火
附一:灵魂的石头
附二:曹禺年表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特别约请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先生撰稿,他由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6年曹禺离世,对先生进行了多次深入细致的采访,取得了珍贵、翔实的一手资料,最终成就了《曹禺传》一书。
    本画传文字即在《曹禺传》原有文字基础上缩编而成,并酌加了“曹禺与北京人艺”、“夕阳如火”两个章节以作完善。
    本书收录了记载曹禺生命历程的上百幅图片,其中一部分为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馆藏资料,另有部分曹禺不同年代的存照得益于先生女儿万方女士的捐赠和授权使用,其中多幅均为首次公开,经由它们,读者能够更深入地走进曹禺先生的内心世界。 


精彩内容
    十一  清华之“虎”
    
    清华也有演剧的传统。
    
    曹禺一进清华,同学们就传开了,从南开来了一个能演剧的万家宝。就在1930年冬天,他又排戏了。不过这次他不只是当演员,而且还要担任导演。排的是《娜拉》,仍然由他扮演娜拉,第二年春天在清华大礼堂公演。据李健吾回忆,这次曹禺扮演娜拉,可能是中国话剧史上最后一次男扮女角了。从此,同学们都亲呢地称他为“小宝贝儿”。既然名叫家宝,当然也就是大家的“小宝贝儿”。后来,清华又有“龙、虎、狗”三杰之说。“龙”指的是钱钟书,“虎”就是曹禺,而“狗”是对颜毓蘅的戏称。后来,颜毓蘅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授,才学渊博,在南开又盛传着“狗尚如此,何况龙虎”之雅谑。可见,曹禺在清华时代的才学风貌非同凡响了。
    
    “九·一八”事变之后,为配合抗日救亡宣传,又排了《马百计》,这是根据外国剧本改编的。写的是马百计足智多谋把日本侵略军搞得狼狈不堪的故事。由曹禺、马奉琛和孙毓棠等人演出。还排演了《日本狂言十种》中的《骨皮》。周作人最早把日本的狂言介绍过来,1929年出版了由他翻译的《日本狂言十种》。狂言是在日本民间流行的一种通俗喜剧,历史悠久,幽默而富于风趣。“骨皮”就是伞,说的是一个寺庙里的老方丈外表严肃正经,实则吝啬;小和尚口吃,为人善良。天正下雨,一个过路人来借伞,小和尚把伞借给过路人,对老和尚讲了,受到责备。老和尚嘱咐他,再来人借伞应当如何如何回答。恰好,又有人来借马,小和尚便按照老和尚嘱咐如何拒绝借伞的一套话对借马人说了,这自然引起许多笑话。回来,又受到老和尚的斥责。最后点出老和尚的庄重背后的自私和虚伪。这个戏由曹禺导演,孙浩然和马奉琛演出。孙浩然回忆说:“我这个人口吃得厉害,家宝让我演老和尚,马奉琛演小和尚。我口吃演不口吃的老和尚,马奉琛不口吃却演口吃的小和尚,排演起来,真是笑话百出,那时,就把曹禺笑得满地打滚。《马百计》和《骨皮》演出后,轰动了全校。”
    
    1932年,排演高尔斯华绥的《罪》(又名《最先的与最后的》),曹禺导演,孙浩然来担任舞美设计。这个戏人物不多,场景也少,便于排练。哥哥吉斯是一个律师,弟弟叫拉里,他们生活在一个名声显贵的家庭里。拉里爱上了汪达,汪达16岁时就被维廉霸占了,她一个人逃出来。维廉来找汪达,巧遇拉里,拉里失手打死了这个坏蛋。拉里把事情告诉哥哥,吉斯出于维护家庭的名声,找到汪达,让她断绝和拉里的关系,让拉里逃走。但拉里和汪达的爱情诚笃,不愿分开。忽然传来“凶手”已经抓到的消息,原来是误抓了一个无辜的老人。吉斯以为这样更可逃开罪名,让拉里暂避一时,拉里却不愿让无辜的老人替自己去死,而吉斯却偏偏要他们一起逃走。最后,拉里和汪达这一对恋人服毒而死。拉里在自杀前愤懑地说:我恨这个世界,我恨这个吉斯的世界,我恨这个强权黑暗的世界。
    
    吉斯由孙毓棠扮演,拉里由曹禺本人扮演,女主角汪达由法律系的郑秀来演。由这次演出,曹禺结识了郑秀,并开始他充满罗曼蒂克的恋爱。
    
    郑秀是1932年由北平贝满女子中学考入清华大学法律系的。她出身于一个官宦家庭,父亲郑烈当时是南京最高法院的法官,舅舅林文是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姨父沈璇庆曾在海军部任职。
    
    还在贝满女中时,她就是个活跃的姑娘。个子不高,但身材苗条,面容清秀,很爱活动,也爱打扮,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很有些风度的。正是在《罪》演出之后,曹禺开始了对郑秀的大胆追求。
    
    曹禺的性格,本来就是罗曼蒂克型的,他那种耽于遐想的习性,在恋爱上也表现出来。也许是他缺乏人生的阅历,也许是出自青年人对爱情的天真烂漫的幻想,当他和郑秀相识,就一见钟情了。在一起排演《罪》的日子,那恋爱的情火便越烧越旺。一旦爱情迷住了他,他就像个充满稚气的孩子,也像他念书那样痴迷。他经常跑到女生宿舍——古月堂外边守候着郑秀,有时夜晚也徘徊在楼旁的小树林里。他爱得那么执著,那么天真。在爱情的火坑里打着昏迷的滚,一宿一宿地守在那里,望着郑秀宿舍的窗子。
    
    当曹禺第一次向她倾吐爱情时,他把自己的一切都坦爽地倾诉给她了。他平时是那么沉默寡言,此刻却是滔滔江海了。他真像在做梦,夏天里的一个春梦:他所爱着的人,正是能同他在夏天的早晨,明亮的海空,乘着帆船向着天边的理想驶去的伴侣。他哪里知道,在爱情的历程中还有着潜伏的暗礁,此时此刻,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多少年后,他们还要痛苦地分手。他昏迷在热烈的初恋之中,自不必说花前月下的爱情絮语;他们也常结伴进城去访问朋友,也去天津看望继母。那时,人们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的确,那时他们都沉浸在爱隋的幸福之中。
    
    在清华的岁月,留下曹禺许多美好的回忆。
    
    1932年的暑假,他有一次五台山和内蒙之行,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外出远游。
    
    一个德国教师叫葛瑞瓦什(或称葛瑞瓦)和一个美国女教师,她们想在暑假里到外省旅游,邀请曹禺一起去。
    
    先去五台山。乘火车到达太原,便在那里住下来观光,太原给曹禺留下的最深印象是那些站在门口招揽嫖客的妓女,他看她们有的被关在笼子里,就好像牲畜一样,嫖客看中哪个,老鸨就把她从笼里拉出来,逼着她去接客。此时此刻,他真是义愤填膺,难以忍受。他说:
    
    我在太原看到的妓院,那些妓女是被圈起来的,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招徕嫖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副惨相。在北京西直门一带,天津三不管、南市都有这样的妓院。像太原的这种妓院是最低级的,整天接客。那样,不到几个月就会死的。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妓院惨状,那种惨相真是叫人难过极了。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看到妓女的惨状,才激我去写《日出》,是情感上逼得你不得不写。
    
    从五台山回到北平。稍辜休整又开始了内蒙之行。先去张家口,而旅行的目标是百灵庙,搭乘货车去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要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来,百灵庙因当地盛产百灵鸟而得名。曹禺曾这样回忆说:
    
    为什么我能写《原野》、《王昭君》,同这次百灵庙之行有些关系。虽然说有点风险,但内蒙的草原,那时就把我迷住了,真是“天苍苍,野茫茫”!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情景却没有看到过。夏天,平原上的云彩真是好看极了,湛蓝的天空,朵朵白云飘过,时如朵朵雪莲,时如座座雪山,时如海浪激起千堆雪;而傍晚的云彩更是变幻无穷,其色彩之艳,转换之快,真是诡谲神奇,美得不得了。草原上的气候,一日之间变化很大,中午还要脱光上身,晚间就得睡进皮口袋里。百灵庙之行是很辛苦的,有时住到骡马店里,有时就睡到老百姓的土炕上,有时日行百里,各种滋味都体验了一番。这对我后来写《原野》、《王昭君》是有启示的。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生活经历是太重要了。他总是把那些不可磨灭的生活印象和感受加以生发想象,最后编织出他的艺术花朵来。
    
    即将毕业的1933年上半年,不断传来令人焦虑的消息: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2月,占领朝阳,大举进攻热河;3月,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弃城南逃,日寇不战而轻取承德。紧接着便进占古北口等地,战火已烧到北平的大门口了。此刻传来二十九路军在喜峰口还击进犯的日本侵略军的消息。这胜利的消息,使得清华园又沸腾起来,同学们组织慰问团前往古北口慰问抗敌将士,曹禺也参加到慰问团中去。在古北口,他亲自看到士兵们同仇敌忾英勇抗敌的高昂士气。有一天,在道旁看到迎面抬来的一个年轻的伤兵,胸前满是黑红色的血迹。伤兵的牙紧咬着,紧皱着眉头,看上去十分痛苦。他忍耐着,不敢喘气,因为偶尔深深喘一口气,便压出更多的血从衣服上渗出来。他的脸几乎为泥沙涂满,看不清他的脸色,他只望着学生,不哼一声。曹禺回忆说:“我们扶他起来,为他裹好伤口,倒水给他喝。虽然我们都没有学过看护,但同学们的殷勤和诚恳感动了他,他的眼里逐渐露出和善的光彩,但是他没有说话。这时,有一个医官过来了,我们请他给伤兵诊视,他诊视过后,低低告诉我们说:‘流血过多,恐怕没有希望了!’伤兵紧握着拳头,已经觉到生命就要离开他了,手在空中摇摆着,忽然挣出几句最亲切的山东话:‘洋学生,我不成了……你们待我太……太好了,我……’这时他手摸着腰,困难地从破口袋里掏出一张破烂的票子,带着惭愧的神色,仿佛觉得拿不出的样子,说:‘我这里就……就剩下两角钱了,洋学生你们拿去洗个澡吧!’说完,就死了。”那沾满胸前的血迹,那在空中摇着的手,那颗善良的心,使他一时沉浸在一个永恒的悲恸之中。这个伤兵的形象深深地镌刻在他的心中。他把这些难以磨灭的印象和感受都融入他后来写的《蜕变》之中。
    
    最后一个春假来了。那时,清华毕业班的同学可享受公费资助去国外旅行。学校安排本届毕业同学去日本旅行,由钱稻孙先生带队。
    
    在日本参观游览,虽然分明感到是异国的情调,但却有着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曾见过,而又未曾见过似的。譬如日本的建筑,日本人的衣着,日本人的风俗。对曹禺来说,最能引起这种似曾相识感觉的,就是日本的歌舞伎了。他第一次观赏到菊五郎演出,他扮着一个怀春的少年,在春雨如丝的日子里,在樱花树下,遇到一位长得非常美的少女,一见钟情,思恋不已。抒情的味道浓郁极了。那种凝炼的美,传神的态,使他看到日本的歌舞伎和中国艺术的相通之处。其实,歌舞伎就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后来他才知道,他在日本看到的歌舞伎,正是在中国失传了的东西。
    
    他也曾看到日本小剧场运动兴起的消息。到东京第三天,天正下着雨,他和孙浩然便跑到筑地小剧场去看演出。剧场里只有五、六十个观众,正演着一出北欧的戏,可能叫《好望号》,是讲航海的戏。
    
    京都一行,留下美好的印象。阳光明媚,满眼盛开的樱花,每株樱花树下都有正在团聚的人们的野宴,席地而坐,弹着琴,唱着歌。清华同学们不会唱也跟着唱起来,整个世界都好像沉醉在梦一样的春光里。曹禺恍惚觉得又回到历史的情景之中去,好像生活在唐代的古风里。
    
    奈良也给他以很深的记忆。那里也正是春雨丝丝,两层的楼,古朴的风俗,扩音器里播着日本的歌舞,是一种悲凉凄怆的调子,缠绵绵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们跑了七个城市,东京的繁华,横滨的喧嚣,神户的港湾,大阪的工厂,固然都给他深刻的印象,但更难忘怀的是京都和奈良:京都的庙宇,奈良的山水,古朴的遗风,秀丽的风景。一衣带水,中日两国的文化有那么深的联系,日本的人民是那样善良纯朴,特别是他同日本青年用笔交谈的情景,是亲切的会面,是友谊的温暖。但是,为什么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在进行着生和死、火和血的搏斗呢?!
    
    一回到祖国,那令人心碎的消息又灌入耳中。日军已进到通县北运河边上,国民党政府和冈村宁次签定了出卖华北的《塘沽停战协议》。不久,日寇又侵入察哈尔省。这不禁又使曹禺陷入冥眩不安的困惑之中。他的愤懑积郁得更深更深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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