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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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伍宝娟 著
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
ISBN9787511730541
出版时间2016-07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定价68元
货号1201384833
上书时间2024-10-25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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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宝娟，女，湖南娄底人，硕士研究生，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国美学，主持省部级及地厅级课题多项，在《小说评论》《贵州民族研究》《当代文坛》《文艺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目录
前言
章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
节二十世纪前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
第二节二十世纪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
第三节二十一世纪以来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
第二章唐前女性题材诗中女性形象形成、衍变的考察
节唐前思妇形象的发展衍变
第二节唐前弃妇形象的发展衍变
第三节唐前美人形象的发展衍变
第四节唐前文人作品中神女形象的发展衍变
第三章李白女性题材诗中女性形象的文化意蕴
节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征妇形象
第二节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弃妇形象
第三节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美人形象
第四节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女仙形象
第五节李白赠内诗中的妻子形象
第四章李白大量创作女性题材诗的缘由
节“男子作闺音”诗学传统的历史演绎
第二节李白的个性气质与生存困境
第三节李白女性题材诗中诗人自我的主体性建构
第五章李白女性题材诗对中唐女性题材诗创作的影响
节李白对元白女性题材诗创作的影响
第二节李白对李贺女性题材诗创作的影响
参考文献
附录：李白的女性题材诗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李白女性题材诗歌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的研究，分类研究其作品的表现对象及其情感指向，以期历史地审视李白女性题材诗在当时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内蕴，并将探究的目光转向文化传统与诗学语境的交互影响，以及李白个体性的创造性因素在型塑女性形象类型中的作用。
精彩内容
前言
李白的女性题材诗即是指李白诗歌中以“女性”为题材的诗歌。当然，在唐代，没有“女性”这个词，只有因各种人伦关系而得到界定的角色称谓，如“女”、“妇”、“妻”、“母”、“媳”、“妾”、“婢”、“奴”等表示女性的词，而这些词很明显是缺乏其独立的表述女性身份的称谓，属于男权话语下被男性所限定在家庭中的一种职能、一种工具而非主体的称谓，是男性霸权的产物。法国著名的女权学者西蒙？波娃论女性生存的本质是：“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没有任何生理上、心理上或经济上的命定，能决断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是人类文化之整体，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与无性中的所谓‘女性’。唯独因为有旁人插入干涉，一个人才会被注定为‘第二性’，或‘另一性’。” 这样的论断尤其适合中国古代女性。《说文解字》释“妇”为“服也”，即服从或伏于人之意。《礼记？丧服》云：“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女人从各种文化中被规定为“第二性”，没有独立的生存价值，而只有依附价值，即依附于男性的生存价值。因此女人的一生都被拘禁于父、夫、子所世代结盟的男权的囚笼，从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隔离，使得女人在人身、名分与精神上，都被禁闭在家庭中，而“家庭几乎是专为女性而设的特殊强制系统，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意味” 。“女性”是随“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产生的一个新词，“五四”时代被学者喻为“标志着我国历史上自父系秩序建立以来个绝无仅有的弑父时代，个不含子承父位意味的弑父时代” ，逃离家庭走向广阔社会成为了此时期女性的标志性姿态与行为，表明女性身份脱离了种种亲属人伦关系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本书采用“女性”而非“妇女”一词，所表明的是一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域。
日本著名的李白研究专家松浦友久曾指出：“李白所描绘的女性形象，特别是他的代表作，都是第三者的，第三人称的。美貌的女性，可爱的女性，客观存在的女性；不是作为自己的爱慕的对象，而是作为普遍的美、普遍的可爱而存在的女性形象。总结为一句话，就是贯穿在李白的诗歌风格中的客体化表现手法。” 这说明：其一，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女性形象是一种客体化的普遍存在的形象，换言之，就是一种类型化的女性形象，并不能有效反映当时女性的现实生活状态；其二，李白创造女性形象所采用的方法是一种客体化的表现手法。无独有偶，方秀洁也认为李白诗中的女性形象是他所建构的女性形象，很难说给人以现实主义感：“李白诗中的女性角色大概可以分为数种定型。这些类型多半反映着文体传统的影响，而非李白在记录事实。” 就算是李白的赠内诗，诗中的女性是诗人现实生活的对象，但李白在诗中所描绘的女性形象却与其现实生活有很深的疏离感，没有鲜明独立的个体性，反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普遍化的形象与情感，笕久美子将李白、杜甫诗中的妻子形象进行比较，认为：“李白在诗中是把妻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客体而论的，并以其幽默的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这种超越时代的夫妻关系真是饶有趣味。”而杜甫诗中的妻子形象却是生动鲜活的，具有主体性的，“他们的夫妇关系是同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无缘的，其夫妻感情是真切而牢固的” 。
从这些学者们的分析可以看出，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女性形象并不是现实的再现，而是李白所重构的女性形象，是表现李白作为男性文人的情感与思想的一种形象化的媒介。同时这些女性形象又具有高度的类型化趋向，继承了从《诗》《骚》以来至唐的女性形象描写的传统，以女性为比兴材料，藉之以寄意，达之以讽谏，深得萦回婉曲之妙，表现的是古典温柔敦厚的审美理想。
本人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李白女性题材诗歌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分类研究其作品的表现对象及其情感指向，以期历史地审视李白女性题材诗在当时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文化内蕴。在历史文化与诗学传统的演进中，男性文人在女性主体缺席的语境下以代言体的抒写模式对思妇、弃妇、美女、仙女、妻子等形象所进行的虚拟想象和形象规范，并结合特定的政教理想和比兴谲谏的艺术手法逐步凝塑成一定的美学典型或曰具有特定“性别身份”的象征符号，换言之，女性形象的所指，已远离任何具体真实的女性，而变成了男权文化中的“空洞能指”。这反映了男性话语的霸权地位逐步消解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造成了女性对自我形象和自我情感进行言说的失语性状况，因此这样的女性形象也就难以成为女性自我的塑形，而成为了男性文人各种生存欲望的隐性叙述与表达。这样的诗学传统对李白女性题材诗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以一种“双声话语”的方式建构诗人自我的主体性，即在其女性形象的型塑中寄寓着男性诗人自我的生命诉求与情感渴望。因此，我们在解读这些女性形象的时候，就要超越文本形象的表层，而去寻求文本形象背后的潜藏的深意，去解码女性形象如何经由诗人的改塑而被赋予了象征意义，进而增值为政治寓意。换言之，我们需以意逆志，扒开女性形象的表层，领悟其言外之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隐含在文本中的文化形态，即被遮蔽的意识形态本质及文本内部深蕴的“政治无意识”，因为“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 。
因此本书所采用的是女性主义批评的视域，重点观照的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女性形象批评”，同时兼及“女性身份批评” ，即以李白女性题材诗中的女性形象为例，将探究的目光转向文化传统与诗学语境的交互影响，以及李白个体性的创造性因素在型塑女性形象类型中的作用。
章 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
李白的女性题材诗在其全部作品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王琦的《李太白全集》翻检统计，李白作品中直接描写女性的及与女性相关的诗歌有一百四十多首，若加上补遗的九首，就有了一百五十多首（见书后附录），其数量约占李白诗歌总数的七分之一，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诗人。但历代对李白女性题材诗的研究与其在李白诗歌中的地位却太不相符。据王辉斌《建国以来的李白研究述要》和郁贤皓、倪培翔《建国以来李白研究概述》等文的分析可以见出，李白的女性题材诗远远没能成为李白研究的重点之一。至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题研究李白女性题材诗的专著，也没有一篇博士论文，只有两篇硕士论文。
总体而言，李白女性题材诗的研究大致上可以二十世纪为界，二十世纪前属于传统研究阶段，二十世纪以来属于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阶段。
节 二十世纪前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前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主要是对女性题材诗的思想、风格等作印象式的评述及对具体诗篇、诗句的鉴赏等，大多偏于感性的体悟与评点，较为零碎和分散，同时对这类诗的论述皆较简单、概括，往往点到为止，且绝大部分都偏重于从内容层面来对李白其人的道德、人品进行评价，尤其是与杜甫忧君爱国的内容相较，乃至出现后代尊杜抑李的局面。
二十世纪前对李白女性题材诗的评价影响广泛而深远的要数宋人王安石。据《钟山语录》云：“荆公次第四家诗，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此说可谓是后代以“名教”论李白女性题材诗之滥觞，尤以两宋为最，如北宋苏辙认为“李白诗类其为人，骏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而不知义理之所在也。……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 黄徹亦有同样的论调：“世俗夸太白赐床调羹为荣，力士脱靴为勇。愚观唐宗渠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者哉？其意急得艳词媟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 葛立方也谓李白“跌宕不羁，钟情于花酒风月” ；赵次公在《杜工部草堂记》中亦以“教化”论诋毁李白诗歌，而极力揄扬杜甫及杜诗：“李杜，号诗人之雄，而白之诗，多在于风月草木之间，神仙虚无之说，亦何补于教化哉！惟杜陵野老，负王佐之才，有意当世，而肮脏不偶，胸中所蕴，一切写之以诗。” 持相同论调的，还有南宋的罗大经：“李太白当王室多艰、海宇横溃之日，作为诗歌，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社稷苍生，曾不系其心胸。其视杜少陵之忧国忧民，岂可同年语哉！” 明代方弘静对此也颇有微词：“太白开口语仙，又欲振大雅，而篇中不离酒色，多淫辞，此其远逊子美者。” 南宋费袞更以唐诗尚靡丽来论李白女性题材诗数量之多的根源：“唐诗偏工靡丽，虽李太白十句九句言妇人。其后王建、元稹、韩偓之徒皆然。……盖当时词章习尚如此，故人人能道此等语也。”
王安石本人以“名教中心”论来看待李白及其诗歌：首先，他对李白诗作缺乏深刻认识，其论极不公允；其次，以其诗作来评论李白其人“识见污下”，其本身偏离了作品分析，乃属人身攻击的污蔑之辞。这主要是缘于李白在天宝年间，正当高力士、杨国忠、李林甫等权臣为祸庙堂之时，后又遭逢安史之乱，于是伤朝廷乱象不被识，感忠君不被见，怨才华不被用，悲愤积于胸而发之为诗时，多沿袭《诗》、《骚》之比兴寄托的写作传统，因此其诗歌厥旨渊放，而以俊逸之气掩之，其女性题材诗同是兴寄遥深，非知人论世者亦不能识其诗。当然，历代真具慧眼者亦多矣，宋人张戒就对王安石之论予以有力的辩驳，认为不能因诗中言女性则属“识见污下”：“王介甫云：‘白诗多说妇人，识见污下。’介甫之论过也。孔子删诗三百五篇，说妇人者过半，岂可亦谓之识见污下耶？” 更有甚者，陆游甚至怀疑王安石评议的真实性，否认王安石有此说法，而是不喜李白诗歌之人的妄言：“世言荆公《四家诗》，后李白，以其十首九首说酒及妇人，恐非荆公之言。白诗乐府外，及妇人者实少，言酒固多，比之陶渊明辈，亦未为过。此乃读白诗不熟者，妄立此论耳。《四家诗》未必有次序，使诚不喜白，当自有故。” 南宋陈善亦在《扪虱新话》中驳斥了王安石之论：“予谓诗者妙思逸想，所寓而已。太白之神气当游戏万物之表，其于诗，特寓意焉耳，岂以妇人与酒能败其志乎？不然，则渊明篇篇有酒，谢安游山必携妓，亦可谓其识不高耶？欧公文字寄兴高远，多喜为风月闲适之语，盖是效太白为之。故东坡作《欧公集序》亦云‘诗赋似李白’，此未可以优劣论也。” 又，南宋陈藻在《读李翰林诗》中论道：“杜陵尊酒罕相逢，举世谁堪入此公；莫怪篇篇吟妇女，别无人物与形容。” 他认为李白之所以大量以女性题材入诗，是由于没有其他的人或物可以充分表现和传达其丰富深广的思想世界，换言之，其女性题材诗是李白用来表达自我情感的，是寄遇了李白对人生的诸多困惑、思考以至希望和梦想，是属于“言志”之作，而非纯粹反映现实生活之作。
下迄明代，许学夷认为王荆公此论真乃“俗儒之见耳” ，陆时雍以为李白放浪诗酒乃借此托喻：“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谓是道学作用，如此将置风人于何地？放浪诗酒，乃太白本行，忠君爱国，子美乃感辄发；其性既殊，所遭复异，奈何以此定诗优劣也！” 田艺蘅以唐代齐己的诗篇为之明鉴：“齐己云：‘须知一一丈夫气，不是绮罗儿女言。’此真知太白者。” 黄淳耀《小山集序》一文中论世人不懂骚人之旨而以酒色訾之：“然考太白元本《风》《骚》，含嚼汉魏，其生平爱君忠国愍时病俗之志，方诸少陵无毫发惭负。特以其才高气雄，故精意深识，反为所掩，读者徒得其横被六合，飘飘凌云之致而已。其朱颜娭光，极美人之形容，清香冻饮，备醴齐之妙理；而后世卒不闻，以酒色病骚人者，知其为寓言也？”
清代亦不乏真知李白者。贺贻孙就认为后人不能以己度人而妄自尊之或毁之：“太白诗天然奇绝；正惟奇绝，所以不能无小疵。然其奇处不可及，疵处更不可及；奇处不在耻郑、卫，疵处不在于言酒色，酒色郑卫，在太白分中原无挂碍。李阳冰自见太白耻郑、卫耳，若太白则何妨言酒色。以己为量而妄尊之，且与太白无与，况以己为量而妄毁之，多见其不知量也。” 吴乔对苏澈的论断力加反驳，且谓子由不知诗之兴寄也：“予谓宋人不知比兴，不独三百篇，即说唐诗亦不得实。太白胸怀，有高出六合之气，诗则寄兴为之，非促促然诗人之作也。饮酒、学仙、用兵、游侠，又其诗之寄兴也。子由以为赋而讥之，不知诗，何以知太白之为人耶！” 应时同样指出不能因表面言女性而以辞害意也：“太白愠于群小，乃放还山，而纵酒以浪游，岂得已哉。故于乐府多清怨，盖不敢忘君也。夫怨生于情，而情，人每于儿女间为切切焉。读者勿以辞害意可矣。” 著名诗论家王夫之对李白艳诗的评论切中肯綮：“艳诗有述欢好者，有述怨情者，三百篇亦不废，顾皆流览而达其定情，非沉迷不返，一身为妖冶之媒也。嗣是作者，如‘荷叶罗裙一色裁’、‘昨夜风开露井桃’，皆艳极而有所止。至如太白《乌栖曲》诸篇，则又寓意高远，尤为雅奏。” 有相同观点的，还有刘熙载，其曰：“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王琦针对前人对李白的不公之论，“知人论世”，细致全面地予以分析阐述，所论较为透彻和公允：“至谓其诗多甘酒爱色之语，遂目以人品污下，是盖忘唐时风俗，而又未明其诗之义旨也。唐时侑觞多以女伎，故青蛾皓齿，歌扇舞衫，见之宴饮诗中，即老杜未能免俗，他文士又无论已，岂惟太白哉？若其《古风》、乐府，怨情感兴等篇，多属寓言，意有托寄，阳冰所谓言多讽兴者也，而反以是相诋訾。然则指《楚辞》之望有娀，留二姚，捐玦采芳以遗湘君下女之辞，而谓灵均之人品污下；指《闲情赋》语之亵，又指其诗中篇篇有酒，而谓靖节之人品污下，可乎？若谓彼皆有所托，而言之无害，则太白又何以异于彼耶？至谓共当国家多艰之日，而酣歌纵饮，无杜少陵忧国忧民之心，以此为优劣，则又不然。诗者，性情之所寄。性情不能无偏，或偏于多乐，或偏于多忧，本自不同。况少陵奔走陇、蜀僻远之地，频遭丧乱，困顿流离，妻子不免饥寒；太白往来吴、楚安富之壤，所至郊迎而致礼者，非二千石则百里宰，乐饮赋诗，无间日夕，其境遇又异。兼之少陵爵禄曾列于朝，出入曾诏于国，白头幕府，职授郎官；太白则白衣供奉，未霑一命，逍遥人外，蝉蜕尘埃！”
除对李白的女性题材诗作整体的感悟、评论外，有些论者则截取其女性题材诗中的一些艳情诗或诗句来加以评述。金元时期的李治认为李诗中的一些艳情诗句乃是淫词媟语，有伤风化：“李白诗‘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朝共琅玕之绮食，暮宿鸳鸯之锦衾’，已极淫媟矣。至‘秋草秋蛾飞，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若此等类又可谓不可道者也，其何以示子孙？” 降至明代，朱谏对李白女性题材诗视若仇雠，硬说李白《玉阶怨》《捣衣篇》《长相思》《江夏行》《夜坐吟》《妾薄命》《去妇词》等名篇是“浅俗”、“无味”，认定“乃厕鬼伪作”，并梳理李白集中女性诗为伪作的多达三十多首 。明代钟惺也认为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及《宫中行乐词》“虽流丽而未免浅薄” 。反之，对此论予以批驳的，亦代不乏人，如明孙慎行《选诗序》中云：“太白以诗为谏，《乌棲曲》、《清平调》、《苏台》、《越中作》，真所谓咏歌之不足则长言之，长言之不足则嗟叹之者也。……太白《宫中行乐词》、闺情诗，叙写深致，而无艳泆，是之为可群。” 逮至清代贺贻孙有着同样的质疑，并认为李白胆气过人：“太白《清平》三绝与《宫中行乐词》，钟、谭讥其浅薄。然大醉之后，援笔成篇，如此婉丽，岂非才人。……不知太白此诗最有胆气，如‘可怜飞燕倚新妆’，又《行乐词》‘飞燕在昭阳’二语，大肆讥诮，谁人敢道？” 清代王琦承续前人观点，所论甚为平和与公正：“若夫《清平调》、《宫中行乐词》，皆应诏而赋者，其辞以富丽为工，其意以颂美为之，刺讥之语无庸涉其笔端，理也。或乃寻撦其引用之故事，钩稽其点缀之虚词，曰此为隐讽，此为谲谏，支离其语，娓娓动人。然按之正文，皆节外生枝，杳无当与诗人之本意。”
总之，从唐至清代，对李白女性题材诗的探讨经历了一个曲折变化的过程：有唐一代，虽有元、白的尊杜抑李的倾向，但绝大多数予以高扬之，李、杜并重，不置轩轾，韩愈可为代表，“李杜文章在，光焰万年长”；而其女性题材诗甚少触及。宋代以“名教中心”论李白，以其诗中的酒色病之诋之，尤以杜甫忧国忧民之心而目李白“识见污下”，王介甫为之典范，并开后代以此论李白女性题材诗之先河。逮至明清，因距唐久远，历史的迷雾散去，对李白的女性题材诗有了更全面更清晰的理解和把握，对宋代以道德人品议李白的论断予以辨别，并加以平和与公正的阐释，这可以刘熙载、王琦为典型，指出李白诗中的酒色仅仅是形体而非真相，究其实质，则是托物讽兴、寄旨深微之作也。
第二节 二十世纪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述评
二十世纪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研究，尤其是“五四”后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逐渐开始了对李白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在此阶段，如果要分期的话，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学术转型期（1901-1949）与深入发展期（1978年直至二十世纪末）。
一、学术转型期的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1901-1949）
这一时期的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由于受西方美学、文学批评观念的传播和影响，其研究思想和方式已有了许多新变的特征：传统感悟式、评点式的诗学评点模式被系统性和科学性的文学批评所取代，其传统诗学批评跨入了现代学术研究的阶段。但缘于这一时期“救亡图存”的国家意识形态占绝对性地位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学及文学批评往往是从“为人生”、“为社会”的角度立论，因而被烙刻上了浓烈的功利化色彩，学界关注的重点还是在通过李白的女性题材诗来研究李白的思想和性格，批驳李白思想中的“悲观”、“颓废”和淫靡色彩为其主流观点。由此可见当时学界受宋代诸人的影响之深刻，并没有摆脱传统道德批评的桎梏。
徐嘉瑞运用西方颓废派的观点来观照李白思想，在他的《颓废派之文人李白》一文中提出：李白的生活是“贪肉欲的欢乐，官能的刺激”，是“狎妓”与“吃酒”，无所不为，“所以他的诗中崇拜酒和妓女性的美人也不知有多少” 。这话完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王安石评论的翻版，不仅没有多少创新的内容，且以西方颓废派的思想来盲目比附李白的女性题材诗，没有进行特定历史境况的分析，应是一种严重的理论错位。同时，此论没有对李白女性题材诗所表达的思想实质进行深入的剖析，因此也无法从本质上说明李白大量创作女性题材诗的真正原因。
同时期汪静之所著的《李杜研究》是进行李杜比较研究最早的专著之一，汪氏将李、杜诗歌从思想、作品、性格、境遇、行为、嗜好和身体等七个方面予以对比性的研究。就思想方面而言，汪认为李白思想“悲观”、“纵乐颓废”、“个人主义”及“为肉所霸占”，“李离经叛道，而杜拘守礼教。李藐视俗众，而杜爱民如子。李是社稷苍生从未系其心，而杜时以民生疾苦为念。李对于战事，不闻不问，而杜非战，忧时忧世。”从作品方面看，则认为李白是“贵族的文学”，而杜甫是“平民的文学”，“李诗中多女酒二字，杜诗中多饥饿肉饭饱五字”、“李缠绵委婉之恋歌甚多，而杜绝对没有一首恋歌”，甚至认为“从为人生为社会的见地看来，杜甫的诗有益社会人生，李白的诗不但没有这些功效，甚至还有伤风化”。 这确实是对李白女性题材诗的深刻误解，这样的观点依然是蹈前人之旧轨，实在是难以令人苟同。
三十年代有几部比较有影响的文学史都提到了李白的女性题材诗，如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将李白的女性题材诗的内容认定为歌唱放荡生活和醇酒妇人 ；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中提出李白“堕入‘饮醇酒多近妇人’的颓废公式内，言情之作颇多。……总之，李白是极浪漫与颓废之能事”的观点 ；苏雪林在《唐诗概论》第十章“浪漫文学主义作家李白”中指出李白思想有颓废的一面，既沉湎于酒，又讲究现实的享受，皆是颓废思想的表现，因此李白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一个浪漫诗人，同时是一个颓废文学的大师” 。这些对李白妇女题材诗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也没能超出前人的窠臼。
四十年代詹锳先生承继三十年代的主流观点，在《李白之生平及其诗》一文中认为：李白一生似隐士似豪侠，“实则既非真隐士，而亦未尝终其身为豪侠。一生落魄，走入颓废之路，饮醇酒不已，又加以近妇人” 。此时期公盾的《李白研究》运用了唯物的历史观和审美观对李白诗歌从内容到艺术层面都作了整体观照和独具个性的把握，指出留下了歌妓、弃妇、商人妇、宫女、戍妇等女性形象，且“李白诗歌中所创造的妇女形象是相当动人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旧中国妇女内心的悲哀和欢乐”，“为生活在当时社会广大妇女的不幸遭遇提出抗议” ，这在当时确是一个较新的见解和提法。
总之，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在西方学术思潮影响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来重新审视李白女性题材诗的，但很显然承袭前人的多，而真正具有独到创见的较少。
二、 深入发展期的李白女性题材诗研究（1949年到20世纪末）
从建国初到时期，往往都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审视李白及其作品，围绕李白诗歌思想内容方面的“现实性”、“人民性”、“阶级性”、“斗争性”、“进步性”、“消极性”以及“盛唐气象”、籍贯、种族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时期对李白女性题材诗着笔不多，主要是将其作为李白“现实性”、“人民性”、“阶级性”、“斗争性”和“自然”、“清真”的语言风格等观点的例证，同时也批判其中有关携妓享乐的诗歌，但几乎都属于一笔带过，根本没有较为深入的探究，或许这是当时历史语境下集体有意忽略的结果，如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几本权威的文学史著作，如李长之的《中国文学史略稿》（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年版）、林庚的《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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