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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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春艳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9064
出版时间2015-08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9元
货号1201169361
上书时间2024-09-04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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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春艳，1983年生。四川成都人，博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曾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社会学专业进行学术访问一年。现为成都市社科院社会学与法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参与式发展、社会治理、社会政策。
目录
章 导言：宏观发展与微观干预实践
节 关于发展
第二节 关于发展干预研究
第三节 研究设计
第四节 相关概念
第五节 社区概况与项目背景
第二章 基于地方知识的界面互动
节 社区之初印象
第二节 关于食宿的故事
第三节 发展干预的话语建构
第四节 会议中的谈话分析
第五节 从互动中学习
第六节 讨论与小结
第三章 村干部的策略竞技舞台
节 对内排挤与对外谈判：关于电脑进村的故事
第二节 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管理：关于周转金的故事
第三节 内外兼顾：关于项目策划的故事
第四节 干预之外：私人关系网络支持系统
第五节 讨论与小结
第四章 村民回应行为分析
节 信息传播与反馈
第二节 理性与非理性行为
第三节 由干预引发的人际关系变化
第四节 嵌入人际关系中的干预项目
第五节 讨论与小结
第五章 变化的项目执行过程
节 电脑利用的变迁过程
第二节 乡土文化的重建过程
第三节 不同政治格局下的干预结果
第四节 项目实施方的主动调整措施
第五节 讨论与小结
第六章 结论与思考
节 发展干预的解构过程
第二节 发展干预的内化过程
第三节 发展干预的重塑过程
第四节 反思：“发展遭遇地方”还是“地方遭遇发展”
参考文献
后记
内容摘要
《遭遇地方:行动者视角的发展干预回应研究》试图从发展人类学和发展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进行发展干预研究。即以在河北某乡实施的“参与式社区发展项目”（2005—2010年）为例，通过关注干预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及项目实施者、地方官员、居民等不同地方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行为与社会关系，并以民族志方式展现和剖析发展干预的地方实践，揭示在宏观干预条件下发展项目是如何进入当地居民每日生活并很终得以成功或失败的地方逻辑；通过对地方行动者之于发展干预的解构、内化、重塑过程的分析，试图对发展干预者的角色、功能，以及发展干预本身作一制度性反思，并希望对从事发展干预工作的理论及实践者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精彩内容
前 言 本书缘起于笔者自2005年开始在河北省杨乡参与的“以研究为导向的参与式社区发展项目”实践。在长期与当地村民同吃同住的互动过程中，笔者发现他们对发展干预有许多颇有趣的回应行为。例如，对于项目援助，有的人满心欢喜、积极参与；有的则仅仅是旁观，似乎漠不关心，甚至表示抵触或公然反对；有的通过采取一系列策略，既能使项目目标顺利实现，还能实现自己的利益；还有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项目，却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让项目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变化。由此看来，地方行动者并不是被动地接受外界的援助，他们有自身的利益需求、有对项目的特殊理解，对项目的介入有不同的回应方式；他们的行动可能会对项目实施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并且随着项目的实施，村民对项目的理解、看法以及行为在不断发生变化。不仅如此，作为干预实施者的我们，在与村民的日常互动过程中，对他们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根据他们的不同回应，我们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及项目方案以完成预期目标。 以上现象事实上在很多政策或项目实施过程中普遍存在，发展干预失败的案例也数不胜数。例如，战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为解决饥饿和粮食供给问题的援助，不但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使之进一步恶化（埃斯科瓦尔,2011）；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联合国“两个发展十年”规划，也在拉丁美洲惨痛的发展实践中化为泡影（叶敬忠、那鲲鹏，2008）。针对国际上干预过程中出现的诸多让人失望的现象，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开始转向对发展干预本身的反思。于是，参与式发展、赋权、性别发展等思想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并逐渐被运用到发展实践当中。例如，“参与式”发展理念强调农民的参与，强调赋权于农民和弱势群体，强调提高农民自身的能力以实现人的发展。然而，这些发展干预研究仍然过多集中在关注干预项目或政策如何设计、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进而实现“发展”的这一制度设计过程。作为发展主体的地方行动者在干预中的能动性却被忽视了。当发展项目进入地方社区后，地方行动者是不是像别人所认为的那样，作为项目的受益者会欣然接受外部的援助？他们在发展项目中究竟有哪些回应？这些回应的合理解释是什么？发展干预本身究竟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的发展？是发展干预改变了地方生活，还是地方生活改变了发展干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在非洲国家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例如，阿尔贝托·阿尔克（Alberto Arce）通过对农村政府官员与农民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详细探讨了外来农学家是如何试图将新的杂交技术引入现存的农业发展项目中的（外来农学家认为这种技术符合地方生产者的需求）。他指出，农民和行政官员对其计划的回应表明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对立性以及不同生活世界与每日知识的差异，揭示了所谓农业发展和技术转移之间的矛盾（Arce，1986）。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则通过观察人们的日常抵抗行为，指出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因此，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这些图解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从而容易损坏项目目标群体的利益，并最终导致设计者的失败（詹姆斯·斯科特，2012）。彼得·德·弗里斯（Pieter de Vries）研究的是土地改革机构通过给地方居民提供土地、信贷和相关服务来缩减农村贫困的项目。他通过对官方和客户之间的互动进行研究，指出整合性农村发展模式并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项目被地方利益和外部机构共同操作并逐渐潜入村落社会和项目制度程序中，因此，发展干预在实践过程中实质上不是受到政策的驱动，而是受到组织的要求以及维持其关系网络的驱使（Vries，1992）。21世纪初，大卫·摩西（Devid Mosse）在讨论政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时，通过探索项目区内人们复杂的亲缘关系、土地利用与生计状况，揭示了政策观点和社会实践之间的脱节。他认为，发展项目中各个层次的行动者具有复杂的能动性，这就导致那些具有启动和保持政治支持功能的政策模式并不能够指导实践行动，也不能够轻易地转化为实践（Mosse，2005）。 诸如此类的发展人类学研究，通过长期参与观察地方的日常生活，向我们生动地揭示了微观实践与宏观干预之间的差异性，批判了传统发展理念的“政策—实施—结果”的线性过程。国内学者王伊欢以河北省西山乡综合社区发展项目为例，指出发展干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化的过程，不同角色的价值利益取向决定了各自战略的形成，其互动重塑了干预内容和结果；干预者与被干预者的社会权力关系在干预过程中是动态变化的，社区固有的社会关系形式特别是领导阶层的行为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干预过程中群众的态度与行为状态，进而影响干预过程和结果（王伊欢，2003，2005）。遗憾的是，王伊欢教授并未从人类学视角记录和探析这一“非线性”特征产生的时空背景、核心要素以及内化逻辑。 为了弥补发展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干预研究中的缺位，本书试图以此为突破点，通过关注干预对象的日常生活以及项目实施者、地方官员、居民等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和社会关系，并以民族志的方式展现和剖析发展干预的地方实践，揭示在宏观干预条件下，发展项目是如何进入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并最终得以成功或失败的地方逻辑；通过对地方行动者之于发展干预的解构、内化、重塑过程的分析，试图对发展干预者的角色、功能以及发展干预本身做进一步反思，并希望以此对从事发展干预工作的理论及实践者起到一定的参考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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