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要提笔撰写《世说新语》本文《世说新语》引文引自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简称《世说》)里的幽默,有必要先考究一下这个西方概念用于中国古代作品是否恰当。汉语“幽默”一词,是从英语humour翻译过来的,原意指各种有趣或令人开心的事物以及由它们引发的各种乐趣。但这种意义的幽默,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更确切点讲,中国六朝人是否也有幽默感并且以此为乐呢?如果我们接受对幽默这个*普遍的诠释,就有助于避免潜在的理论争论,可以直截了当得出答案:要是说幽默是为人提供欢乐——或莞尔一笑或捧腹大笑——的东西,那我们就可以着手谈论这本著名经典的幽默;这本书一不讲大道理,二不感情化,而是充满幽默的。《世说》既编于那个时代,又为当时的人们所乐见,故而对上文的发问,大可回答曰:然也。 一、 《世说》与笑话书 《世说》原旨不在编成笑话书,幽默只是主旨外的副产品。其本意是将一些优雅有趣的话语和轶事结集成书。编者之目标对准精英阶层,此中成员的品味与当时大众文化口味可能是相反的。中国自然亦有笑话书,《世说》编纂前约两个世纪,有本名为《笑林》的书面世,一般认为作者是邯郸淳(约活跃于公元220年前后),此人是作家、书法家,又是文字学家。曹魏立国时(221),邯郸淳获博士荣衔。所著《笑林》原为三卷,久已佚亡,仅29条存世。鲁迅:《古小说钩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1,第53—59页。它被归类为笑话书,而从书名及残存内容也明显可知,它的目的是制造幽默与笑料,集中地暴露人性的弱点及愚蠢的一面。《笑林》与《世说》主要区别是,《笑林》中出现的人物是平头百姓,而《世说》涉及的是士林精英;《笑林》笑话较为直白,更适合大众口味,故可推断它原为大众而编,《世说》则为文人雅士而编,两者间无相通脉络可寻。 我们不妨臆测一下:为何《世说》留存至今,而《笑林》大部分已散佚?须知在旧时中国,一部作品之命运很大程度取决于文人,文士不仅是文章的生成者,也是主要的消费者。若作品文字不常为文士所用,则容易消亡,历史上大量文本已经因此佚亡;反之,则可历岁月之磨蚀而长久存在。 笔者曾在另处提出:《世说》之长期存在,在于它糅入不少早期类似风格的作品,成为储存此种文章的仓库。对《笑林》及其编者,我们所知不多,无法肯定其是否曾发挥此项功能。 《笑林》现存残篇,是从类书中辑出。这些类书实是散佚古籍之宝库。18世纪的学者率先从类书中辑出佚书的零碎片段,19世纪此工作还有人零星地在做。20世纪这方面著名的学者有鲁迅,他从古代作品的残篇中辑出许多古小说,编入《古小说钩沉》中。该书在他去世后列入其全集*版,于1938年出版。 二、 《世说》幽默之类型 我们假定编纂《世说》是基于一种目的,就是汇集某些书中的内容,这些内容是文人圈内共同钟爱的,也就是熟读经史的人,方能从中享受到乐趣。《世说》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幽默:有许多“圈内”的笑料,供有文化优势的读者享用;也有雅俗共赏的笑话,人人均可欣赏;某些笑话产生于儿童和大人或男子和女人的对峙;有些条目调侃了人的弱点,特别是对乡下佬的奚落;有些笑话反映了玩世不恭的态度。 下面对幽默的分类与描述,介绍了《世说》所包含的大致类型。有时各类型间有重叠情形,因为一则故事可同时以几种幽默方式出现。此外,幽默有时存在于人们的言谈,有时存在于他们的举止,也有时是同时见于两者。 (一) 文人圈内的笑话 文人圈里的笑话是文士自编自享的,前提是言者和闻者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熟悉的文本。笑话的“言者”(作者)不需要作任何解释和提示,读笑话的“闻者”即能忆起相关文字,体会幽默之妙趣。对南北朝时期或更晚的中国“言者”和“闻者”而言,他们共同熟悉的文本是指儒家经典,尤其是《诗经》《尚书》《春秋》和《左传》。士人如欲谋求仕进,另需谙熟两本正史——《史记》与《汉书》。他们虽不必能背诵,但应熟悉书中人物及事件。阅读笑话者如缺乏上述知识,又不能理解书中古汉语,将无法领略《世说》里的笑话。这类幽默在《世说》中十分典型,多次出现,至少也是众多条目中的一个方面。有的情况下,引经据典恰到好处,会产生妙趣横生的幽默:简文作抚军时,尝与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世说新语·言语》56)另有一则故事,其中两人情况与上述相似,但做法迥异,不是自谦自贬,而以贬损对方为乐:王文度、范荣期俱为简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将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后。王因谓曰:“簸之扬之,穅秕在前。”范曰:“洮之汰之,沙砾在后。”(《排调》46)这种对答若不是出于饱学之士,而是来自小儿口中,因年龄的悬殊,会格外增添不少惊喜和快意。在此,幽默为弱势的小儿一方加分,起到了平衡器的作用。 年轻人或下级干脆利落和直截了当的回答,若是生动有趣,不仅能为长者或上级接受,更会使满座皆欢。《世说》里这类为小儿而叹赏的好故事很多,如以下一则:钟毓、钟会少有令誉。年十三,魏文帝闻之,语其父钟繇曰:“可令二子来。”于是敕见。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以汗?”毓对曰:“战战惶惶,汗出如浆。”复问会:“卿何以不汗?”对曰:“战战栗栗,汗不敢出。”(《言语》11)这类张口即来的应答,也会从下属口中发出,一样令人捧腹: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排调》41)士人对经典学得滚瓜烂熟,引用古文是家常便饭,但出于正在被责罚的婢女之口,爆笑之力将更为强大: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尝使一婢,不称旨,将挞之。方自陈说,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须臾,复有一婢来,问曰:“胡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文学》3)描写婢女可以引经据典,正是《世说》对社会鸿沟取宽松态度之明证。它允许在选择素材时收入*形式的幽默,此种幽默利用“错置”,即引经据典、装模作样的神气与忙于日常琐事俗务两者的大不协调;故事营造出故作高深与平庸生活的强烈反差。阅者深谙古文出处、欣赏婢女怎样活用经典之余,定会莞尔一笑。 另有一例圈内幽默如下:高坐道人不作汉语,或问此意,简文曰:“以简应对之烦。”(《言语》39)东晋时,不少印度和中亚僧人来中土传播佛教,中土士人对他们颇有好感,对他们的宗教、教义也感兴趣;这些外来人也常依附当地权势人物。例如高坐和尚与东晋宰相王导(276—339)及其他上层人物过从甚密,他们聚会主要活动之一是清谈。可以想象,好事的士人对胡僧的外貌、习俗乃至佛经精义的提问会如雨点般袭来。高坐是西域来的胡僧,却未如其他胡僧一般学习汉语,他同东晋文士交谈都需经过通译。日后即皇帝位的简文,很风趣地认为高座有意不学汉语,这是他不愿为愚蠢问题所扰而采取的务实办法。他的话就如一把双刃剑,既嘲笑了高座,也嘲笑了当时的上层人物。 幽默一般被认为是跟文化高度挂钩的,然而笔者以为,《世说》某些条目之幽默完全是普通人可以领会的。这些小故事建立在人类共同的弱点与愚蠢的基础之上,不分民族、宗教信仰或国籍。一些笑话,表现的是弱势人群(儿童、妇女、社会底层)扫强势人群(成人、男子、社会上层人士)的面子。这些反映的是人的天性,并不专属于某朝代某时期之中国文化特性。这种大众型笑话,其中有些粗野和朴拙的人与事,常被那些自认有教养者引为笑柄。笔者将《世说》中这一类称为“乡下佬笑话”,也就是Christie Davies指出的“举世皆有的类型”。 各国现存的笑话类型和分组方面的记述,参见Christie Davies, Ethnic Humour Around the World: A Comparative Analysis (《世界各国的民族幽默:比较性分析》)和 The Mirth of Nations(《各民族的欢声笑语》)。《世说》还有一些成人与儿童对答之笑话,被归入普遍的“幼对长笑话”类。同样,男女间的交往趣事,归入“男对女笑话”一类;其余则放到“异端怪癖”一类,这类笑谈中的主人公,公然展示其放纵不羁、人目之为怪诞的举止。*后一类笔者认为是关于人性的瑕疵的笑话,涉及五花八门的人性弱点。下面依次作讨论。 (二) 乡下佬笑话 东西晋之交(约317年),因北方为异族占据,自北而南发生一场巨大的人口迁徙。东晋所在的江南地区,气候温润、土地肥沃,百姓生活较北方优渥。早期移居的北方人,受到讲究生活的风气浸润,对南方的精致饮食比较了解;晚期过江者,新来乍到,人地生疏,被讥为土包子。《世说》里有不少嘲讽新来者的笑话,下面是其中一则:蔡司徒渡江,见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向谢仁祖说此事,谢曰:“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纰漏》3)蔡谟原籍河南黄土地带,算是北方人,恐未见过水产海鲜,一见小沙蟹就记起乃祖蔡邕的《劝学篇》中“蟹有八足,加以二螯”,就误认为螃蟹。其实《尔雅》载的是沙蟹,“似蟹而小”。 (三) “幼对长”笑话 若有人欲从中国古代文献中研究儿童,则《世说》不失为丰富的资料来源。Richard B. Mather, “Filial paragons and spoiled brats: A glimpse of medieval Chinese children in the Shishuo xinyu”(《孝道和溺爱:〈世说新语〉里中国古代儿童一瞥》),可作为一个例证。书中儿童几乎个个聪明机智。可能由于魏晋时期对机智应对的评价甚高,故神童口齿伶俐尤其大受赞扬。这种情况之出现,可能是对东汉重繁琐考据的一种逆反。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夙惠》3)大凡家长向他人夸其子女,必然有元帝的感受,不过他们的孩子未必有明帝般的天赋,不仅能自圆其说,还保住了家长的颜面。 (四) “男对女”笑话 《世说》是*早为女性专辟一章的中国书(《列女传》一类训诫女子言行的书除外)。《世说》其余章节也有关于妇女的条目。这些条目的幽默文字,显示出对妇女的宽容与同情,其态度颇令后世感到意外。事实上,儒学在魏晋时期由受尊崇到日见式微,对妇女的约束有所松弛;她们的言语举止得以享有更多自由,从下面所引可见: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规箴》9)王夷甫(王衍)夫人郭氏,郭氏之名未见记载。有关她的资料,见《晋书》,卷43,卷 53。另可查阅 Lee and Stefanowska,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Women: Antiquity through Sui, 1600 BCE to 618,页293—295。 是晋惠帝贾后之表妹,利用她的权势卖官鬻爵,敛财无数。即丈夫王衍,《晋书》,卷43。 身居高位,权势显赫,又是清谈的领袖人物,亦无法遏制她的贪婪之癖。王衍造出的“阿堵物”一词,竟成了典故,被用作金钱的代称。 另一与妇女有关的条目从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品出幽默,如下则故事:诸葛令女,庾氏妇,既寡,誓云:“不复重出!”此女性甚正强,无有登车理。恢既许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诳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时去,独留女在后。比其觉,已不复得出。江郎莫来,女哭詈弥甚,积日渐歇。江虨暝入宿,恒在对床上。后观其意转帖,虨乃诈厌,良久不悟,声气转急。女乃呼婢云:“唤江郎觉!”江于是跃来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厌,何预卿事而见唤邪?既尔相关,不得不与人语。”女默然而惭,情义遂笃。(《假谲》10)故事表明,江虨是个颇有耐心之人,小心翼翼,逐渐得到了对方的接纳。这种温文尔雅的幽默,在小计谋的外衣下,巧妙地表达出温情,令阅读者泪珠与笑声齐飞。故事不仅趣味盎然,还说明中国在4世纪时,寡妇之父母不要女儿守节,反之要促其再醮。类似的故事《世说》中比比皆是。例如,《世说·贤媛》29,寡妇的兄弟欲把她带回母家另嫁,但她与丈夫生前感情甚笃因而拒绝;《世说·伤逝》8,妇人的公公在儿子去世后,很同意儿媳再醮。 上述两则故事,逗笑是针对妇女的,她们的志向被贬低、被忽视。男女性别之战里,男子似乎都赢得一局,不过也有不少相反的事例: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察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妇曰:“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许云:“皆备。”妇曰:“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允有惭色,遂相敬重。(《贤媛》6)看来许允妻明白桓范是位可信赖的友人,他的忠告甚有见地,会打动新郎让他回到新房。这里笑点显然是丑娘子的狼狈处境,但是她机灵过人,靠自身智慧胜过那自命不凡的男人,笑到了*后。 也许故事中局势之扭转,在当时来说觉得逗笑,正因为一向男尊女卑的权力结构被改变了,这也可见《世说》具有使人惊叹的现代情怀,它抨击男人对清楚不过的事物往往看不到,而女人则更通情理。另有一则轶事涉及夫妻称谓,它表明魏晋时期,妇女把已得的宽松条件,(笑谑地)运用到何等地步。魏晋时,妇女使用三种形式的第二人称代词。萧虹:《语言和自我评估:魏晋时期的妇女》,见《阴之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9,页51—70。故事中涉及两种,一是“君”,是男子对平辈的尊称,妇女亦可用于称呼丈夫;另一个是“卿”,是男性朋友间不拘礼的互称。妇女用“卿”称呼丈夫,自然格外不妥: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惑溺》6)王戎王戎 (234—305)少时是竹林七贤*年轻的一员,不愿做官,只爱清谈辩论。但王戎后与朝廷合作,累官至太傅。是位朝廷显赫大臣,故事说他无法迫使妻子遵从礼法;这一事例常被学者引用,作为当时女性之约束有放松迹象的例证。例如, Shimokawa Chieko, “Sesetu shingo ni mirareru joseikan”;Qian Nanxiu( 钱南秀),Spirit and Self in Medieval China: The Shih—shuo hsin—yü and its Legacy(《中国古代之精神与自我:〈世说新语〉及其传承》),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1, 141;萧虹:《语言和自我评估:魏晋时期的妇女》,前揭书,页50—70。 《世说》中,男女间交往公开而直白,女性极少被作为性歧视笑话的对象。书中很少色情的玩笑,下面一则或迹近于此;即便如此,亦是出自皇帝之御口: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排调》11)(五) 异端怪癖的笑话 幽默也可当作自卫的武器,或表达渺视与不屑。《世说》所处的时代,个人权利的理念逐渐萌芽,因此往日被认作怪诞的举止,其实可被目为个人主义的标志。下则故事中,刘伶对讥讽其行为所作的幽默应答,是他行动自由受到干涉时的自卫: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6)刘伶是有老庄思想倾向的竹林七贤之一,以反传统、言行怪诞而著称。他宣称天地为栋梁屋宇,颇有道家天人合一的观念,将人由衣物、屋舍乃至城郭的渺小所在,移入宇宙的大环境。《庄子》第二章《齐物论》。庄子一再将人提升到与天地造化同在的层次。刘伶之友、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其著作《大人先生传》 阮籍:《大人先生传》,见陈伯君编,《阮籍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161—193, 重点在页161—166;亦可见 Donald Holzman, Poetry and Politic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uan Chi, A.D. 210—283(《诗歌与政治:阮籍(A.D. 210—283)生平及其作品》),页185—266。Livia Kohn, Early Chinese Mysticism: Philosophy and Soteriology in the Daoist Tradition(《中国早期的神秘主义:道家传统中的玄学和救赎理论》),页101;阮文描写了“大人先生”是永恒的宇宙生灵,不受世间条条框框之束缚。亦秉持相同的理念,因为此乃道家思想见Shirley Chan的讨论。之主旨。与此类似的有在拜占庭与俄罗斯东正教教堂里宣布为圣徒的早期基督教圣愚。见 Sergey A. Ivanov, Holy Fools in Byzantium and Beyond (《拜占庭内外的圣愚》)。他们将自由放任与幽默结合起来,有着种种离奇古怪的行止。 在更日常的层面上,若家庭内缺乏应有的人际尊重,也能借幽默表现出来。以下故事里外甥对舅父的微言讽刺文雅而幽默:卫江州在寻阳,有知旧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饷“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饷,便命驾。李弘范闻之曰:“家舅刻薄,乃复驱使草木。”(《俭啬》6)卫展的旧交原来期望主人能提供栖身之所,也许还希望有财帛馈赠。从文内的“都不料理”,可推测卫展根本不打算接纳,连*规格的接待也是限时的,他借用中草药之名“王不留行”,暗示自己不想接待过久。 往下的故事转到一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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