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政治与国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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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兆呈 著;叶隽 丛书主编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3476274
出版时间2017-07
四部分类子部>艺术>书画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55元
货号1201557090
上书时间2024-08-17
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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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兆呈，南洋理工大学博士，现任新加坡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早报《新汇点》主编。兼任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客座副教授，为赴新加坡培训的“中国市长班”公共管理硕士课程讲授《媒体与公共政策》。同时应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客座教授、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客座教授。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长、新加坡国民融合理事会社区及媒体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暨社会事务委员会主任。
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包括：媒体与公共政策、新媒体发展、新加坡政治及历史、移民等。著有《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两岸三地 点到为止》等，主编《辛亥革命 南洋回眸》、《说法》丛书，以及多本译著。
目录
序 南洋大学：走在摇晃的政治钢索上/李元瑾
推介语
陈平原教授推介语
刘宏教授推介语
颜清湟教授推介语
郑奋兴教授推介语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第二节 南洋大学历史研究现状
第三节 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
第二章 从默反到默认：殖民政府（1953—1955）
第一节 英国对海峡殖民地的教育政策
第二节 “迁民社会”的地方化与维护本原传统：对南大成立的社会学阐释
第三节 新加坡殖民当局对南大创办的反应
第四节 由默反转向默认：殖民政府政策的转变
第五节 小结
第三章 从清洗到拉拢：劳工阵线政府（1955—1959）
第一节 林语堂事件及其影响
第二节 马绍尔劳工阵线政府——南大的机遇
第三节 林有福政府清洗亲共力量与南洋大学
第四节 林有福对南洋大学态度的转变
第五节 小结
第四章 从试探到介入：人民行动党政府（1959—1963）
第一节 白里斯葛报告书
第二节 白里斯葛报告书引起的反应
第三节 围绕南大的英美教育制度之争
第四节 行动党政府对白里斯葛报告书的政治处理
第五节 魏雅聆报告书开始控制权之争
第六节 小结
第五章 从角力到清除：人民行动党政府（1963—1965）
第一节 南大毕业生形成政治力量
第二节 政府清除障碍重启谈判
第三节 南大学生、毕业生组织的合法性之争
第四节 南大学生政治力量的清除
第五节 中央与地方国家意识夹缝中的南大
第六节 小结
第六章 从重组到承认：人民行动党政府（1965—1968）
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与国家建构
第二节 内外兼顾重组南大
第三节 南洋大学实现国家化
第四节 小结
第七章 结语
参考资料
后记
内容摘要
本书系“教育中国与知识空间”丛书之一。
新加坡南洋大学从倡办到被合并，27年间始终与政治密切相连，与政府的关系是核心因素，也尤为错综复杂。本书冷静而清晰地把握南洋大学发展历程的关键，借助详尽的档案资料和细致的口述历史，深入分析殖民、民选、自治、独立不同阶段南大面临的政治情势，对1953年南洋大学倡办至1968年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学位，这15年间南洋大学与新加坡不同时期政府的关系进行抽丝剥茧的分析与研究，探寻南洋大学如何从很初的华文大学，历经族群、语言、教育与政治的纠葛，很终在国家建构阶段，按照行动党政府的国家目标、国家特性、政治格局、政党体系等要求，实现了国家化。
本书立论客观，论述有力，从新的视野和角度，勾勒出南洋大学与政府的角力、对新加坡政治生态的影响，从而力求透视教育、语言、文化和政府、国家之间的多重关系。
精彩内容
总 序
叶 隽
对于正处于或崛起、或复兴、或形成中的优选时代背景中的现代中国来说，“教育中国”概念的提出至关重要，因为不仅外国人深怀疑问，譬如撒切尔夫人的诘难，“今天的中国只能出口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中国没有那种可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从而削弱其他国家的具有靠前传播影响的学说”；而且中国人自己有时也彷徨歧途，一方面骄傲于经济崛起，另一方面则似乎远未准备好走上世界舞台的中心。在我看来，通过“教育”之途走向全民族的素质提升，重温经典时代前贤所塑造的国民性，返本开源，或可为“复兴梦”与“丝路梦”提供一条可能的出路。需指出的是，此处的“教育”概念，取引申之义，乃强调一个具有独特知识传统、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质的文明体的中国概念，兼及修身、教养、规训、成长等多重含义，与西方世界通行的“辟尔通”（德文Bildung，汉译多为“修养”或“成长”）概念有相通之处。
之所以强调“知识空间”，乃因为意识到简单的学问或学术并不能穷尽问题之本身，而“知识”的概念则涵盖甚广。福柯的定义或许过于深奥：“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但却很有解释力，也就是说，知识—学术（科学这里应可做学术理解），形成了一种金字塔型的关系，即学术是高端知识，而知识则提供了通向学术的基础，即源于实践经验总结提炼的那部分隐性或显性知识。所以，将“教育中国”置放在“知识空间”的背景之下，可以见出我们认知问题的层次。“知识空间”的概念，与其说是一种泛泛的总体涵盖，更不如理解为一种整体概念的提升，即超越一般意义的民族—国家文化层次，而将欧洲、华夏分别视为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文明体系。设若如此，则欧洲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其实犹待追问，虽然欧洲一体化进程由于欧盟的出现而似乎呈现出某种整体性，但真正追问到文化层面，往往有其惘然的一面，即便不提诸多小国，德、法、英三强的民族文化其实很好强势。“华夏文明”的概念则恰不成此“多元竞争”态势，以中国文化为主的相对独立的强势文化比较明确，但其间也并非铁板一块，即便不说儒、道、释诸家并立，也还要囊括蒙、藏、疆、满等概念，甚至辐射衍生的日、韩、越、马等文化，故此要展现出一种“大中华”的境界，但又不是泛无归依的一锅煮，亦非易事。
故此，本丛书既关注作为一个整体的“教育中国”的形成，同时关注华夏文明作为一种独立文明体系的重要意义，相比较欧洲本身的多元并立，华夏文化则显现出明显的一元现象。欧洲文化是没有一元中心的，或者也曾有过，如希腊、罗马时代，但此后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在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法、英、德的相继崛起，多元态势很明显。华夏文化则显然是一元中心，而且维系千年。古代是延续多年的朝贡体系，中世则以日本、印度等的交流而“涅槃再生”，尤其是以与印度文化的交流而达到了一种东方文化的“融合创生”的境界。禅宗、理学的相继诞生就是标志。那么在现代，随着以欧洲为中心的西学与西教东来，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新学”，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要知道，“知识传播是文明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助力”，在这样一种优选史的整体视野中，考察教育中国如何形成，尤其是在优选知识空间中占据怎样的知识中国地位，形成如何的文化中国影响，则对理解“中国梦”的概念无疑深有助益。当然这里的中国也有大中华的概念隐含于内，因为说到底中国梦也是华夏梦，一带一路体现的正是以丝绸为纽带的华夏大梦，和平梦，理想梦，复兴梦。本丛书一方面引介港澳台及海外对于中国教育、思想和文化的研究，包括新、马、菲等南洋空间的相关著作都在其列，而拓展视域，则西方汉学界的学术贡献自然也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适当推出本土作者的精品力作，展现在靠前学术对话空间中逐渐得以成长的“吾乡学脉”。或许，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设若如此，这套书所关注和对话的，显然并非仅仅局限于教育学界，人文学者甚至科学路径的教育研究也都在我们的关注范围之内。“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希望能借助类似于“教育”“知识”“中国”之类的关键词叙述，构建出一个求知问道者乐于共享的“学理空间”，是所愿也。
2016年8月10日于京中陋室
南洋大学：走在摇晃的政治钢索上
李元瑾
南洋大学（简称“南大”，以下交替使用）的历史，不可能是一部单纯的高等学府历史。它从倡议、创办、发展直到原貌消失，似乎没有一刻可以摆脱与政治的纠葛。研究南洋大学历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切入，政治都是无法被漠视的元素，否则个中种种错综复杂的现象将无法厘清。此处所指的政治，也不是单纯来自南洋大学的所在地，其周遭国家、地区以及在当地角力的远方国家和政治阵营，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与南洋大学直接交锋的政治力量，则来自其所在地几经更替的政府。
南洋大学为何会与政治长期纠缠在一起？顺着上段的思路，我们从横纵两个切面作剖析，应该有助于对问题的了解。我们先打开一张横切面图，圈是南洋大学所在地——新加坡，第二圈是新加坡的所在区域——东南亚，第三圈是殖民地时代深刻影响新马两地的中国与英国，第四圈是二战后冲击东南亚的世界两大冷战阵营。紧接着，我们打开另一张纵切面图，那是新加坡政治的发展脉络，可划分为殖民地、走向自治、走向新马合分、新加坡独立建国等不同时期。
将这横纵两个切面图放在一起互相参照，我们看到，南洋大学诞生于第四个圈子的世界冷战初期，适逢新加坡努力摆脱殖民地统治、走向自治的时候，因而面对着岛内外大变动的撞击。我们也发觉，南洋大学的创办及其在不同政府时期的发展，都受到至第三个圈子的制约，这里指的是新加坡的先天性结构与历史遗留，包括地理位置、族群结构、中英两国的较劲、中英两语群的对立、英文的强势、华校的办学传统等。至于在第四圈出现的意识形态分歧与反共氛围，南洋大学更是直接受到影响。于是，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许多有利和不利南大的因素，相继出现。
从新马两地大部分华人移民的角度来看：在殖民地时代，认同中国、维护母族传统、发展华文教育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二战后虽然本土认同大为提高，国家意识也逐步形成，但是保留传统文化、提升华文教育也是需要的、责无旁贷的，不仅有助于“我群”的提升，而且有利于国家建构和社会发展。南洋大学就在二战后东南亚与中国疏离的情况下诞生，创办人继承了过去的办学精神，也延续了以往的办学方式。
从新加坡政府的角度来看：站在殖民地政府的立场，如何利用华人勤奋的优点为我所用，如何在中国元素的积极干扰下维持对华人社会的控制权和新加坡的英语优势，如何在适当的时候操弄族群政策以巩固政权，如何防止共产主义势力蔓延以维护权益等，都是重要的政治议题。对于二战后经历自治、新马合分、独立建国的各个时期的政府而言，如何团结各方力量以驱走殖民地势力，如何淡化华人的中国意识和华族色彩以加强地方的效忠意识和消除共产主义的影响力，如何维持英文优势以巩固政权及沟通各个族群，如何控制华文教育的发展但又不激怒新马华族群体以换取政治资本等，也都是必须正视的政治命题。南洋大学作为华文教育的优选学府，作为华人社群（以下简称“华社”）聚焦的场域，遂成为各时期政府的烫手山芋，既是被消磨的对象，也是受操弄的工具。
作为中国境外的所华文大学，南洋大学的出现对所在地/区域的其他语群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而遭遇英语群和马来语群激烈的反弹。在新加坡，政治领导权一直落在英语群手中；在马来亚编者注：马来亚，即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土地（即位于马来半岛的部分）的旧称，又称西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政治高位也先后由英语群和马来语群所占据。至于华语群（包括大部分讲方言者和受华文教育者），无论是在殖民地时代，或是从自治至建国的不同时期，都没能掌控政权，唯因人数众多，聚集经济能量，逢政治选举时又有角色可扮演，其权益才不至于接近被忽略。但该语群深受中国元素的影响，其认同意识，包括地方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长期引起其他语群的疑虑。语言在这种情境下复杂化了，致使教育与种族和政治产生诸多纠葛。
因此，在新马的语境里，语言背后隐藏着各种矛盾，包括治者与被治者之间的矛盾、各种族之间的矛盾、华族社会内部不同语群之间的矛盾。而新加坡各时期的政府，除了自身涉入各种矛盾，也利用这种种矛盾，达成其政治目的。以华文作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南洋大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卷进社会语群和族群的分歧中，旋即掉入政党纷争里，并在政治泥沼中越陷越深。例子显而易见，譬如，殖民地政府原本担心共产主义的渗透，不欢迎南洋大学的创办，但又碍于其支持者的浩大声势，于是利用其他语群的反对声音，进行“默反”，直到美国势力介入，才“默认”南洋大学的存在。又如，林有福掌政时期，为了1958年自治大选的需要，同意南洋大学成立学术评议会，讨论学位承认的问题。当他获悉《白里斯葛报告书》不赞同承认南大学位时，因为担心失去大批华人的选票，便藏起报告书不对外发表。而大选结束后，人民行动党获胜，则即刻公布该报告书，以此为工具，催促南洋大学改组。政治操弄教育的效果显著，以致陈六使也转而诉诸政治，鼓励南大毕业生参加1963年的大选，以寻求突破。但结果却落得个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人民行动党政府在对外处理了新马合分的纷扰、对内击败反对党稳定政权之后，即担起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任。在国家建构的框架下，政府一步步地加强对南洋大学的控制权，让它按照执政者的目标、理念和计划进行改革，最后将其纳入国家的教育系统之中。1963年大选过后，陈六使公民权被褫夺，学生会被解散，校园内经历了一番“清洗”，南洋大学失去了与政府抗争的能力。继政治化之后，南洋大学即踏入国家化的进程。1968年政府承认南大学位，象征着南大国家化的初步完成。这是一次华英两个语群的斗争，而且从教育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并在国家的大帽子下分出胜负。从此，南洋大学的走向，是一层层“华彩”的剥落，最后“水到渠成”，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纳入以英文为主流的国家教育系统之中。
南洋大学从倡办到消失，只经历了27年的短暂岁月编者注：南洋大学于1953年开始筹划创办事宜，于1955年正式创办。，却始终无法与政治脱钩，而且与各时期政府的关系十分密切。研究南洋大学历史，如果排除政治、避开政府，那什么都厘不清楚。然而，在新加坡的语境里，南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之类的课题，相当敏感，而且不易处理。因此，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停留在起步阶段。2000年，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为展开“南洋大学历史研究”计划而设立相关的研究生课程，周兆呈被录取了。他选择了“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1953—1968）”为博士论文题目，以期弥补南大史研究在这方面的不足。
周兆呈面对几项挑战。首先，作为新移民，他需要加强对新加坡和东南亚的了解。再者，作为新闻从业员，他需要适应学术研究与书写的要求。当然，作为非全职研究生，他需要有良好的时间管理。其实，他的优选挑战是，南洋大学至今还是个敏感课题，与政治有关的部分更是如此。这意味着他在史料收集和论文撰写过程中有相当大的难度。
不过，事情总有两面性。周兆呈在中国成长和接受大学教育，于1998年移居新加坡。这样的背景，使他在研究南洋大学时没有历史包袱和情感负担。他不预设任何立场，尝试采取多元观点和宏观视角，让资料说话，对历史负责。他于1999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印尼华人与中国印尼双边关系（1965—1997）”。换言之，他对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已有一定的认识和研究，并受过学术训练。在做博士论文的过程中，周兆呈也充分发挥其新闻工作者的优势，一方面进行南大口述历史访谈和个人访谈，与不同背景的受访者接触，为研究提供了更多元的角度；另一方面翻阅各时期新加坡中英文报章、南大出版物、政府文告、国会会议记录等文献资料，并以专业的敏锐眼光，去比较和判断当年文献的价值所在，为研究所用。然而，他毕竟受到史料的制约，在摸索了一段时日后，发现难以寻获从1968年到1980年与主题相关的充足的手史料，因而决定宁缺毋滥，把研究下限设定在1968年，亦即南大学位受承认的那一年。他充分利用1953年至1968年的手档案资料，包括英国档案馆保存的殖民部资料和新加坡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教育部档案，集中呈现与剖析这段时期复杂的南大历史图像。
经过五年多的辛苦，周兆呈终于完成论文，获颁博士学位。接下来的几年，他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学术方面的活动、教学和研究。与此同时，他陆续修订博士论文。本书《语言、政治与国家化：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1953—1968）》，便是他修订后的成果。书名中，“南洋大学与新加坡政府关系”是研究的主题，“语言、政治与国家化”是论述的主线。作者通过主线呈现主题，而两者在各自纵横交错的框架下推进，同时也在彼此之间的纵横互动中发展。
本书将南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分成五个时期，即殖民政府时期、劳工阵线政府时期，以及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三个时期，覆盖了殖民地、自治、新马合并与分家，以及独立建国的政治发展历程。作者通过比较研究，纵向考察两者关系发展中的种种延续性与差异性，横向探视两者在每个时期互相较劲的因素和细节。本书从早期语言/族群造成的社会分歧到二战后政权/政党引发的政治斗争，展现了族群、教育与政治的纠葛；再到国家建构阶段，论析南洋大学失去“自由意志”，被迫按照政府的目标和设计发展，最后在国家化的进程中逐渐失去自己的特质和原貌。
本书条理明晰，且有多处精彩的论述。例如：作者强调，南洋大学与不同时期的政府存在不同性质和程度的矛盾，但大学的控制权之争一直是两者关系的主轴，而这控制权又受到各种影响大学的性质、方向、行政、人事、思潮等因素的制约。又如：作者多处论证，南大学位的承认一直是南大与政府之间博弈的焦点，它是南大的目标，也是政府的工具。书中有关“南大国家化”的表述，更引人入胜。作者指出，新加坡独立后，南洋大学国家化是必然趋势，它按照强势政府的国家目标、国家特性、政治格局、政党体系等要求进行国家化。作者在书中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这么写：“南洋大学的演变成为一种隐喻，即折射出迁民社会如何在新加坡从早期的数量优势、政治弱势，到争取地位、维护利益，再到屈服强势主流、被迫淡化族群文化特征，乃至最终在国家化的作用下，完成了对国家及国家文化的效忠。”
这场“国家化”的演变，牵动着许许多多人的心弦。新加坡政府以国家利益为由要求华语群付出痛苦的代价，其过程与结局让一整代人的内心备受煎熬。周兆呈显然十分关注南大在“国家化”下的演变过程，但受制于史料，研究下限止于1968年。这之后南洋大学与政府的关系，他只能作基本的叙述。读者在分享他对南洋大学“国家化”的来龙去脉及其与政府的博弈过程的探究时，自然对其下一阶段的研究充满期待。周兆呈前方的路还很长，新加坡的政治氛围也在渐变之中。我希望他继续努力，挖掘更多珍贵的史料，将来完成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再出版一本学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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