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谈译录（第三辑）

本书延续前两辑的创办宗旨与定位，遴选9篇由海内外学者撰写的翻译研究论文与评论，并分为四大部分，即“中国翻译史研究”专栏、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翻译实践探索与书评·随笔，所论内容涵盖古今中外，既有翻译历史钩沉（如汉学家梅欧金撰写的《十八世纪北京的传教士翻译活动》），又有翻译理论与应用（如强晓的《海外〈论语〉英译文学阐释译本之语体特征探讨》、许景城的《商务印书馆馆歌〈千丈之松〉英译解析》）；既有古代中国文化对欧洲文艺创作的影响（如海岸的《时光如酒香，拂过缪斯的鼻尖》），又有古代与当代文化和文本的纵横比较研究（如徐克伟的《日本江户兰学翻译中的汉文与汉学》、陈丹丹的《张爱玲、布莱希特、鲁迅论中国戏曲》）；既有气势恢宏的国际视野，又有精深微妙的独到解析，“谈”“译”之间，谱写出一部别具匠心的协奏曲。

陶磊，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翻译史研究。出版专著《“直译”“意译”观念溯源：从佛经翻译到兰学翻译》。在《复旦学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文化》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合译有《黑暗的闸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夏济安）。

范若恩，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著有《麻木的群氓》。唐诗宋词英译及其他中英双语作品散见于《文学》、《新民晚报》、《澎湃新闻》、《中华读书报》、POUI、Metamorphoses 等。在《外国文学评论》《中国比较文学》等权威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戴从容，复旦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教授，上海市曙光学者，复旦大学文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的研究以及翻译研究和实践。著有《人类真的是耶胡吗？》（2019）、《当代英语文学的多元视域》（2016）、《乔伊斯、萨义德和流散知识分子》（2012）、《自由之书：〈芬尼根的守灵〉解读》（2007）等，译著有《蓝色吉他》（2018）、《芬尼根的守灵夜》（卷，2013）、《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2005）、《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2004）等，在国内外各级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中国翻译史研究”专栏

王宏志：主持人的话

梅欧金：十八世纪北京的传教士翻译活动

王宏志：“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乾隆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三道敕谕及其翻译问题

徐克伟：日本江户兰学翻译中的汉文与汉学

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陈丹丹：张爱玲、布莱希特、鲁迅论中国戏曲

强晓：海外《论语》英译文学阐释译本之语体特征探讨

杨佳莹、崔峰：翻译文本的经典化——以《新国际版圣经》为例

翻译实践探索

许景城：商务印书馆馆歌《千丈之松》英译解析——兼谈诗歌翻译中文学性价值与意义再现的处理策略

书评·随笔

叶隽：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学术史审视和“学术之光”的薪火相传——读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海岸：时光如酒香，拂过缪斯的鼻尖

附 录 

标题与摘要（Titles and Abstracts）

征稿启示（Call for Papers）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

乾隆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三道敕谕及其翻译问题*

王宏志**

“根据惯常的做法，我们在这里、那里改动了一些表述。”

——贺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

一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勋爵（George Lord Macartney, 1737—1806）率领使团到中国，携带丰盛的礼物，以补祝贺乾隆（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1735—1796在位）八十大寿为名，尝试打开中国的大门。使团自1792年9月26日从英国朴茨茅斯（Portsmouth）出发，经过9个月的航行，船队在1793年6月20日抵达澳门外海；短暂停留后继续北上，经白河大沽口，在1793年8月11日抵达天津，取道通州；8月21日到达北京，先住在圆明园边上的宏雅园，然后在8月26日转到北内城；9月2日出发前往承德，9 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日）在热河万树园觐见乾隆，提呈国书，完成了中英两国次正式的官方高层外交接触。

不过，马戛尔尼从热河回北京后不久，清廷便向他暗示使团应该早日回国。结果，马戛尔尼在10月7日离开北京南下，经过两个月的行程，12月19日抵达广州后，于1794年1月8日起锚回国。在使团离开北京前夕，乾隆就使团来访向英国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1738—1820; r. 1760—1820]）连续颁送了两道敕谕。

本来，在传统的朝贡制度里，朝廷在接待来访使团时，除接见使节、收受国书、赏赐礼品外，也会在使团离开前向来贡国家统治者颁发敕谕，让使者带回去，宣示天朝的威望。可以说，颁发敕谕是传统朝贡制度的一个主要部分。对于乾隆来说，远在重洋的英国次派遣过来的使团就是来贡使节。因此，他向派遣使团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颁送敕谕是在预期之内的。不过，马戛尔尼使团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乾隆不只向使团发出一道敕谕，而是发了两道敕谕，且二者相距的时间很短。就现在所见到的档案，乾隆次向乔治三世发送敕谕，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1793年9月23日）发出，10月3日（八月二十九日）送到使团住处；第二次则是在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九日（1793年10月3日）以后发出，在使团正要离开北京时的九月三日（10月7日）送与马戛尔尼。

此外，在使团回国后，因应英国国王送过来的一封书函，乾隆在让位与嘉庆（爱新觉罗•颙琰，1760—1820；1796—1820在位）的前夕，又向英国发送敕谕，内容涉及马戛尔尼使团的来访。因此，严格来说，乾隆为这次使团来访先后发出三道敕谕，尽管后一道不是直接交与使团成员。

一直以来，较受关注的是道敕谕，学界讨论第二道敕谕的已经很少；而第三道敕谕更几乎完全被忽略，在主要的马戛尔尼使团研究中都没有只字提及。此外，即使有关道敕谕的讨论都有不少不足甚至错误的地方，尤其忽略敕谕初被翻译成英文的情况。本文尝试交代与乾隆三道敕谕相关的一些重要问题，并重点分析其中所见的翻译现象，期待能更全面地展示乾隆敕谕在马戛尔尼访华使团的作用。

二

在清宫档案中，早涉及乾隆颁送马戛尔尼使团敕谕的是军机处在1793年8月3日（乾隆五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的一份奏片。这份奏片很简短，主要是要呈上敕谕的拟稿，等待批准，然后会以“清字西洋字”来翻译及缮写，“俟该贡使回国时照例颁发”。毫无疑问，这的确是“照例”的操作，因为这时候使团才刚抵达天津外海，甚至还没有登岸，只是在一天前（8月2日，六月二十六日）才交出使团礼品清单，乾隆还没有看到，更不要说国书、马戛尔尼等使团成员的表现了。此外，这份初拟的敕谕看来也照例获得通过，因为在差不多一个月后，军机处又在9月1日（七月二十六日）上奏，译出西洋字的敕谕已交“索德超等阅看，据称所译字样，均属相符”；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月里，敕谕已给翻译出来，且经索德超等检查认可。

好几位学者都以为这份8月3日已准备好的敕谕就是乾隆正式颁送使团的敕谕，当中如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1925—1999）就质疑为什么要这么久前便已经准备敕谕，甚至由此推论，以为乾隆对使团的立场早已确定，因此使团肯定是失败的，而这失败跟使团的表现（包括礼品、马戛尔尼的态度、拒绝叩头等）无关。克莱默-宾（Cranmer-Byng, 1872—1945）的观点也十分接近，他说假如马戛尔尼知道在他们还没有登岸前清廷已准备好敕谕，要他在呈送完礼品后便马上离开，也许他对使团便不会这么积极热心。不过，这样的论点是完全错误的，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份原来早在8月3日已经准备就绪的敕谕，终并没有颁送马戛尔尼。现在所见到的乾隆给英国国王的道敕谕，并不是这份在8月3日（六月二十七日）前已准备好的敕谕。

其实，早犯上这严重错误的是《掌故丛编》的编辑。他们首先辑录了《六月二十七日军机处奏片》，然后马上收录乾隆正式发给英国国王的道敕谕，但却加上这样的按语：“按此敕谕系六月二十七日拟进八月十九日颁给”。这错误本来是不应该出现的，因为六月二十七日（8月3日）所拟好的敕谕一直都留在清宫档案内：《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上谕档”内即有《给英吉利国王敕谕》。可以见到，这份敕谕内容很简单，篇幅很短，只有300字左右，完全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没有任何具体内容；除里面出现“英吉利”三字外，根本不会让人知道这份敕谕是要发给马戛尔尼的，这就是我们所说敕谕只是“照例”拟写的意思，同时也是军机处能够在使团还没有到达，朝廷没有见过礼品清单和国书前也可以拟好的原因。不过，这份敕谕终没有送到英国人手上，原因在于：乾隆在见过使团所带来的国书后，要作出直接回应，结果终没有向使团颁发这份很早就预备好，只不过“照例”拟写的敕谕。一些学者大概没有能够或仔细看过这份敕谕，甚至直接接受《掌故丛编》的说法，以为正式发送给英国人的就是8月3日所拟好的一份，并由此推出各种结论来。然而，这是不正确的。

此外，即使没有能够看到8月3日那份敕谕，也不应该会以为9月23日（八月十九日）正式发出的道敕谕早在8月3日已经拟写好，因为它具体地直接回应了乔治三世使团国书的内容。这点十分重要。由于国书是马戛尔尼9 月14日（八月初十日）在热河万树园亲自呈递给乾隆的，那么乾隆这道正式敕谕早也得要在9月14日以后才定稿，所以进一步证明它不可能是8月初已经拟好的一道。事实上，只要去细读两道敕谕，便见到二者分别很大，根本不可能是同一份。关于这份正式收到的敕谕的内容和翻译，下文会详细讨论。

本来，乾隆道敕谕是在1793年9月23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九日）才完成，更要待到10月3日（八月二十九日）才送到使团住处，为什么朝廷又要马上准备另外一份敕谕？我们知道，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过乾隆，呈递国书后回到北京，但一直没有机会向乾隆或和珅商谈使团的要求。根据马戛尔尼的报告及日志，他原想借着10月3日上午与和珅的一次见面来提出要求，但当天他抱病在身，且十分疲倦，只好把任务交与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让斯当东去跟和珅继续讨论；但和珅说可以用书面形式提出，马戛尔尼就赶紧在当天下午给和珅写信，具体提出使团的要求。从乾隆第二道敕谕的内容可以见到，这敕谕就是为了回应马戛尔尼10月3日这封写给和珅的信，逐一详细驳斥使团的各项要求。既然这样，这道敕谕又怎么可能在马戛尔尼草拟要求的同一天发出？因为马戛尔尼除了要把要求写出来，还要翻译成拉丁文，再转译成中文，然后才可以送去给和珅，和珅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当天就已经拟写好敕谕。

其实，乾隆第二道敕谕是在10月4日才完成的，在中文档案中见到的证据有二：，军机处随手档八月三十日（也就是10月4日）录有一条“驳饬英吉利国使臣所请各条，饬谕该国王等由”；第二，第二道敕谕除开首几句官式的开场白后，马上进入主旨，带出英国人的要求，敕谕是这样写的：

昨据尔使臣以尔国贸易之事，禀请大臣等转奏。

这明确说明，乾隆的敕谕是在收到使臣“禀请”后的第二天才拟写的，那就不可能是10月3日了。

在复旦，翻译与前卫诗学2.0版交汇。21世纪各色文学思潮兴起，急需我们在更深层结构上大力多方推动“本土”与域外、创作与“理论”的诸语言间双向或多向的交流，《复旦谈译录》为此提供了一个高端的跨语言服务平台。它着眼于华文语境探索而兼蓄其他。特别是当今日伪包容性和空洞的多样性肤浅地合流，使人们时常不知所以时，《复旦谈译录》内中观点争鸣的创造性和跨学科性昭显了翻译，尤其是作为一门本身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研究何以在今天至关重要。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 李圭（Kyoo Lee）

《复旦谈译录》是一批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研究者对翻译进行认真思考与大胆探索后的真知灼见，圈外人读之，可以感受到译事的艰难与乐趣；圈内人读之，可以获得思想上的启迪与继续求道的动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教授、《霍比特人》中文版译者 吴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