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孟子·春秋繁露
￥ 22.92 3.3折 ￥ 69 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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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敖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ISBN9787552804522
出版时间2016-11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540页
定价69元
上书时间2024-11-29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九五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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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墨子·孟子·春秋繁露
定价：69.00元
作者:李敖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11-01
ISBN：9787552804522
字数：
页码：540
版次：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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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主编国学精要14”选录了墨翟的《墨子》、公孙龙的《公孙龙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吕坤的《呻吟语》、孟轲的《孟子》、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韩愈的《韩昌黎集》。《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公孙龙子》是中国先秦时期名家的主要代表公孙龙的重要著作。他以“白马非马”论和“离坚白”而，这是公孙龙名辨思想的核心内容。《颜氏家训》是汉民族历史上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也是一部学术著作。
目录
墨子导读尚贤上尚同上兼爱上兼爱中非攻上天志上明鬼下非命上非儒下墨经一、关于认识论和逻辑思想二、关于社会政治伦理思想三、关于自然科学思想小取公孙龙子导读迹府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白论名实论颜氏家训导读卷第一序致第一教子第二兄弟第三后娶第四治家第五呻吟语导读卷一性命存心伦理谈道卷二修身问学孟子导读梁惠王论王道及制民之产章论汤放桀武王伐纣章公孙丑论不动心及浩然之气章滕文公论治国及井田章许行章万章论禅让章告子论性章尽心上论存心养性及万物皆备于我章尽心下论民为贵章春秋繁露导读楚庄王玉杯十指重政深察名号五行之义五行相胜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一〔附〕汉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制一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二〔附〕汉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制二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三〔附〕汉武帝策贤良文学之士制三韩昌黎集导读第一卷赋、杂著感二鸟赋复志赋闵己赋别知赋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行难对禹问杂说四首读荀读《鹖冠子》读《仪礼》读《墨子》获麟解师说进学解本政守戒圬者王承福传五箴五首后汉三贤赞三首讳辩讼风伯伯夷颂第二卷杂著、书、启子产不毁乡校颂释言爱直赠李君房别张中丞传后叙河中府连理木颂汴州东西水门记燕喜亭记徐泗豪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画记蓝田县丞厅壁记新修滕王阁记科斗书后记郓州溪堂诗猫相乳进士策问十三首争臣论改葬服议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禘祫议省试颜子不贰过论与李秘书论小功不税书太学生何蕃传答张籍书重答张籍书与孟东野书答窦秀才书上李尚书书贺徐州张仆射白兔书上兵部李侍郎书答尉迟生书答杨子书上襄阳于相公书上郑尚书相公启上留守郑相公启
作者介绍
（1935.4.25—） 字敖之，祖籍吉林省扶余县人，台湾作家、中国近代史学者、文化学者、历史学家、作家、时事批评家。台湾无党派人士，曾任台湾“立法委员”（又称民意代表）。其人意志如铁、斗志昂扬，活力无限，“以玩世来醒世，用骂世而救世”。因其文笔犀利，批判色彩浓厚，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故自诩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亦被西方传媒追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著有《北京法源寺》《有话说》《红色11》《上山·上山·爱》等100多本著作。
序言
序谈中国名著，得先谈中国书；谈中国书，得先谈中国的文字历史。中国历史从地下挖出的“北京人”起算，已远在五十万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山顶洞人”起算，已远在两万五千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彩陶文化起算，已远在四千五百年以前；从地下挖出的黑陶文化起算，已远在三千五百年以前。这时候，已经跟地下挖出的商朝文化接龙，史实开始明确；从周朝共和元年（前841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年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从周平王四十九年（前722年）起，中国人有了每一月都查得出来的记录。中国人有排排坐的文字历史，已长达两千八百多年。从何处说起在自有纪年起长达两千一百多年之后，一位殉道者文天祥，被带到抓殉道者的元朝博罗丞相面前，他告诉博罗：“自古有兴有废，帝王将相，挨杀的多了，请你早点杀我算了。”博罗说：“你说有兴有废，请问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有几帝几王？我弄不清楚，你给我说说看。”文天祥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三百多年过去了，“十七史”变成了“二十一史”。一位不同黑暗统治者合作的大思想家黄宗羲，回忆说：“我十九、二十岁的时候看‘二十一史’，每天清早看一本，看了两年。可是我很笨，常常一篇还没看完，已经搞不清那些人名了。”一部“二十一史”，从何处说起？三百多年又过去了，“二十一史”变成了“二十五史”。书更多了，人更忙了，历史更长了。一部“二十五史”，从何处说起？何况，中国历史又不只“二十五史”。“二十五史”只是史部书中的正史。正史以外，还有其他十四类历史书。最有名的《资治通鉴》，就是一个例子。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在参考正史以外，还参考了三百二十二种其他的历史书，写成两百九十四卷，前后花了十九年。大功告成以后，他回忆，只有他一个朋友王胜之看了一遍，别的人看了一页，就犯困了。一部中国史，从何处说起？古书有多少呢？何况，中国书又不只历史书，历史书只是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中的一部分，清朝的史学家主张“六经皆史”，这下子经书又变成了历史书。其实凡书皆史才对，中国人面对的，已不是历史书的问题，而是古书的问题。古书有多少呢？古书多得吓人。古书不只什么《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它们只不过占两种；古书不只什么“四书”“五经”，它们只不过占九种；古书不只什么“二十五史”，它们只不过占二十五种。古书远超过这些，超过十倍、一百倍、一千倍，也超过两千倍、三千倍，古书有——十万种！吓人吧？这还是客气的。本来有二十五万三千种呢！幸亏历代战乱，把五分之三的古书给弄丢了，只剩下十万种了，不然的话，更给中国人好看！又何况，还不止于古书呢！还有古物和古迹，有书本以外的大量残碑断简、大量手泽宗卷、大量玉器石鼓、大量故垒孤坟和陆续不断的大量文物出土……要面对起来，更难上加难了。又何况，一个人想一辈子献身这种“皓首穷经”的工作，也不见得有好成绩。多少学究花一辈子时间在古书里打滚，写出来的，不过是“断烂朝报”；了解的，不过是“瞎子摸象”。古书太难了解了。你不配做中国人于是，中国人的办法便是：口口声声说复兴中华文化，但事实上，他们却对古书敬而远之，思念起来，未免惭愧。说你不配做中国人，你一定从心里不服气；但研究一下配做中国人的条件，你一定从心里惭愧。做中国人，总不能不看中国书吧？你看了多少中国书呢？“四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一数之下，不过几种而已，这就叫惭愧。面对十万种的古书，面对这一庞大遗产，中国的子孙们到底该怎么办？不看吗？说不过去。看吗？从何看起？又多么难看？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令人痛苦的问题，有心人便出来，想法子做种种选本，来喂中国人。可叹的是，这些选本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最主要的，是大家太注重以“文章”为检定标准了，太注重“文章”挂帅，并且这种“文章”，又太局限在僵化的模式里头了。好坏标准以中国“文章”的大家而论，中国人评判“文章”，缺乏一种像样的标准。行家论“唐宋八大家”，说韩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岩怪壑”、欧阳修文章“如秋山平远”、苏轼文章“如长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断岸千尺”、曾巩文章“如波泽春涨”……说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们知道水到处流、山一大堆以外，实在摸不清文章好在哪里？好的标准是什么？又如林纾说他的文章是“史（记）汉（书）之遗”，章炳麟却大骂林纾吹牛，说林纾的文章，乃从唐人传奇剽窃衍演而来。章炳麟又说“当世之文，惟王闿运为能尽雅，马通伯为能尽俗”。其实一切摊开，有何史汉传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坏问题，并无史汉传奇雅俗问题。文章的好坏标准，根本不在这里。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人，我们评判文章，实在该用一种新的标准，我们必须放弃什么山水标准、什么雅俗标准、什么气骨标准、什么文白标准。我们看文章，要问的只是两个问题：一、要表达什么？二、表达得好不好？有了这种新的标准，一切错打的笔墨官司，都可以去它的；一切不敢说它不好的所谓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从对对子到古文古往今来，中国的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在没能将这二合一的问题摆平。中国人一谈写文章排名，韩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头牌，又是“文起八代（魏晋六朝）之衰”的大将，承前启后，代表性特强。可是你去读读他的全集，你会发现读不下去。你用上面两个问题一套。一、他要表达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头脑很混，他主张“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作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骈体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令人讨厌，但比起以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从古文到解放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作为好的表达的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撰”。到了19、20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梁启超虽被老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分类的荒唐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入“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如诏令应入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入总类；以第三部“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如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集部”为例，“经部”“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所谓书目指导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即古书内容的笼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框里的同类作品太多太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太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一○、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一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一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一三、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于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新的版本观念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当然，对古书，并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当年黄荛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盖全的专家孔见。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出土带来了新收获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偶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帛书也出现了又如，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子痫；在儿科方面，有小儿惊风；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医学材料——看这些早于《内经》等现有医书的材料，它们值得研究的意义，自然非比寻常。又如同时出土的《相马经》，这是中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文献。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已从车战演变到骑兵，马的身价，也就越来越高。传说中的相马专家是伯乐，事实上，这种专家是很多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就提到十个相马家，《史记·日者列传》也提到“以相马立名天下”的人氏，这些都可证明古人对相马的重视。这部《相马经》竟用来给死人陪葬，说明它在当时，必然是流行的一部名著。读了这部书，我们不得不惊讶：古人对马，原来是这样不马虎！搜寻亡佚另一个现代的观点是使被埋没的古书广为流传。中国历代的战乱不断，图书上的损失，早已无法细计，不论无意的被焚于兵祸，还是有意的聚毁于七塔，对文化而言，自属有害无益。今天我们得现代印刷术之便，实在应该把这些被埋没了的古书，尽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绝。过去有心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出版丛书。丛书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孙、俞经的《儒学警悟》，这部书成于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年），距离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七百八十多年来，从事文化出版的人，辑印丛书的种类很多，但是专辑近著搜寻亡佚的，除了光绪年间潘祖荫的“功顺堂丛书”、赵之谦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外，实不多见。尤其赵之谦的丛书中，收有七弦河上钓叟的《英吉利广东入城始末》一卷，更可看出辑刊者的历史眼光。宋朝以来，因为受印刷技术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只能影刻，直到清末，还是如此。陈三立的《黄山谷集》、端方的《东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贵，且产生窜易首尾节略翻刻的缺点，给了人们不良的印象。现在印刷术进步了，并且超过了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古逸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的影印水准，所以现在为被埋没了的古书，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寻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责无旁贷了。现代分类由于过去的通病是儒家挂帅下的四部分类，古书所遭遇的摧残是相当严重的，这种挂帅和分类不打破，中国的古书情况必将永远陷在不均衡的畸形里，陷在比例不对的悬殊里。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处理古书，必须首先把儒家挂帅四部分类的错误予以矫正，把所有古书重新估定，该拉平的拉平、该扶起的扶起、该缩小的缩小、该放大的放大、该恢复的补足、该重视的给它地位。这样重新估定之下，整个中国文化遗产，才能均衡地、成比例地重新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用现代方法去“新瓶装旧酒”，古书才不止是古书，才有现代的意义。在现代意义的光照下，许多古书，古人所贵者，如今看来已是“断烂朝报”；又许多古书，古人所贱者，如今看来却余味无穷。如今我们处理古书，并不是止于把它们进一步分类（如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或杜定友“杜氏图书分类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阵就算完事，而该大力发掘并认定真正值得现代学术“獭祭”的典籍。否则的话，只是引今泥古而已，离玩物丧志，也就不很远了，“学术”云乎哉！解决难读的问题除了现代分类外，如何解决读懂古书的问题，也是现代的观点中不能忽视的事。中国古今语文上的变化，差距很大，《尚书》中的文告，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难的文言了；《论语》中的对话，在当时是口语，现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书的文字语言，对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有时比外国文还恐怖。这一现象，早在半个世纪前就被提出来讨论了。梁启超在1925年写《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自序》，就指出：诸君对于中国旧书，不可因“无用”或“难读”这两个观念便废止不读。有用无用的标准本来很难确定，何以见得横文书都有用，线装书都无用？依我看，著述有带时代性的，有不带时代性的。不带时代性的书，无论何时都有用。旧书里头属于此类者确不少。至于难读易读的问题呢，不错，未经整理之书，确是难读，读起来没有兴味或不得要领，像是枉费我们的时光。但是，从别方面看，读这类书，要自己用刻苦工夫，披荆斩棘，寻出一条路来，因此可以磨练自己的读书能力，比专吃现成饭的得益较多。所以我希望好学的青年们最好找一两部自己认为难读的书，偏要拼命一读，而且应用最新的方法去读它，读通之后，所得益处，在本书以内的不算，在本书以外的还多着哩。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读古书的能力更不如前，时间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处理古书给现代的中国人，必须兼顾到现代人的读书能力，精挑细选之后，必要的解题、注释、翻译，也该尽量齐备。“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有关古书的重点、基于上面所说的一些心得和认识，王荣文和我经过多次的交换意见和反复讨论，决定在《中国历史演义全集》成功后第四年，推出一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构想，部分接近美国哈佛大学校长伊利鹗（Charles W. Eliot）的“哈佛丛书”（The Harvard Classics）。“哈佛丛书”长五英尺，又名“五呎丛书”（Five Foot Shelf of Books），是用五英尺长度的精装书，把西方古典名著的精华收入。由于中国古书太多，在性质上也与西方互异，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在编选方面，自然独有它的特色。我们决定按照现代图书分类，精选出两百种古书，每种“加工”以后，也以五英尺的长度，精装起来，配上图片，贡献给现代的读者。我们用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把中国古书做一次彻底的、划时代的处理，用现代的观点、现代的印刷术、现代的出版企划，把它们带到现代的中国人面前。我们希望，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使现代的中国人，能够多少知道作为中国人应有的条件是什么，多少知道祖宗们的遗产是什么，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可以入宝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这些遗产对我们并非高不可攀。我们相信，这部“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问世，可以把现代人看古书的问题，得到满意的一次解决。有了这部大书，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精华，尽收眼底；你可以纵横左右，把多样遗产，罗列手边；你可以从古典中寻新义，从旧籍里找时潮，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了解古代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作为一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中国人，我想逢今之世、处此之岛，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做这一件大事了，也没有人比王荣文更适合推动这一出版计划了。我们高兴在我们的努力下，终于完成了这部大书，相信细心而识货的中国人，会和我们一样高兴。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日，李敖在台湾* * *这套“中国名著精华全集”的内容，林明德（辅仁大学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传理（远流的两位干将）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见，我要特别谢谢他们。（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李敖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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