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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

以个体经历和感悟，勾勒出一代人的命运轨迹和思想谱系

￥ 48 ￥ 48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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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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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庆全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2106709

出版时间2015-08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327页

字数266千字

定价48元

上书时间2020-07-14

铭文春秋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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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描述
《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记述的人物：周有光、萧克、季羡林、杜润生、于光远、胡绩伟、杜导正、朱厚泽、高华等，他们认同“民主”和“科学”，他们的命运都比较坎坷，虽屡遭劫难，但百折不挠，致力追求民主法治。他们都有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他们独立思考，探索真理，对他们所处年代深刻反思，推动中国社会的启蒙。

【书 评】

《让思想飞》：抢救行将坍塌的“个体博物馆”
      在社会转型、变革的时代，是最需要思想的时代，于是，社会上浮泛着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思想和意见。不管这些思想是原创、继承或是舶来改装品，也不管这些意见是发之于己、出自于公或是为他人代言，理解它们非常容易，对其进行评头品足甚或抨击也不是一件难事。但要从产生这些思想、意见的载体——历史事实入手，对其进行钩沉考证，从学理上将理性的思想和感性的意见区分开来，却是很多书斋型研究者不屑一顾的。然而，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不仅仅是抒发胸中的一时块垒，更重要的是对真理的持续追问，并在追问中不忘从根源处考察，将思想和意见分开，挑出那些最有益于时代和未来，却被世俗喧嚣和现实功利所淹没、挤压的那部分思想，去挖掘、去丰富，去阐扬，甚至去抢救，然后让它飞扬。

　　徐庆全先生的新书《让思想飞：我所认识的耆老》传递的正是这样的信息。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个个主人公对历史细节和个人真情实感的回顾。书中一共写了16个人，超过90岁的有10人，其中有3人超过百岁，最大的108岁。这些耆老们中有10位是共和国的部长级人物，其他几位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就是红学家、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但他们都历经苦难。他在写周有光老人时有这样几句话：“周老108岁了，”“周老是‘技术型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官衔……老人家医疗待遇乏善可陈”。对于这样一位对国家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老人，“我们应该敬仰他，善待他”。“善待他，也是善待我们的历史。”

　　那么，如何善待他们，作者的善待方法表现出他的志趣所向。2012年，一位老部长年满89岁，他准备一份寿礼。“‘秀才人情一张纸’，将老人家关于党和国家前途走向的思考‘勒纸记之’，给今人以启迪，给后世留文本，或许是最好的寿礼。”但是如何做好类似的寿礼，困难不仅是如何从历史亲历者口中挖出对整部历史有价值的历史真实，还在于人们习惯于对“行动”的重视和对“思考”的健忘。西方一位哲人曾说过：思想和行动的关系“尤如闪电先于雷声”。由于“闪电”般的思想在支配行动时只有历史当事人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才能理解得透彻，而如“雷声”的行动被记载下来后，支配行动的动机、观念、思想等如“闪电”一样消失了。不在现场的人可能听到“雷声”，可能看到乌云翻滚，但看不到“闪电”。这就使得“将老人家关于党和国家前途走向的思考勒纸记之”变得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难处还不只这些。徐先生采访时，这批老人都已是风烛残年，有的虽年轻时在历史的舞台上叱咤风云，但如今却生活在被遗忘的角落里，鲜有造访者；有的虽然仍在追求真理的路上奋力行进，但对过去的经历守口如瓶；有的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变成了城市里的“危房”，人们也知道“危房”之内藏有宝藏，但鲜有人敢于接近，或接近了也无人敢于触碰“危险”之处；也有个别人被戴上了大师的“桂冠”，红得发紫，但自己却生活在封闭的世界里。

　　徐先生是位敢于“冒险”的学者，当他知道“危房”里藏着别处难以找见的秘密时，他即迎难而上。厚重的史学研究功底、多年编辑生涯的历练和“善待老人”的人文素养和学术勇气互为因果，帮助他找到了打开闭锁者心扉的钥匙。

　　《让思想飞》是作者以纪实叙述和学理考证的手段为今人和后世留存的历史底稿，他试图将亲历者的个体经历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与整个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命运与文化现象进行观照。有强烈历史情怀和史学素质的人最能发现抢救行将瘫塌的“个体博物馆”的价值，也最懂得一座重要博物馆瘫坍之后将给历史留下多少遗憾。有人曾发出质问：“历史学家为什么不在历史老人离世前把他们携带的信息保存下来呢？”这本书回答了这一问题，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之所在。

　　历史珍贵的信息常常具有隐秘性，易被淹没、甚至扭曲和不易被发现和搜集等特点。

　　曾被西方记者誉为“军人学者”的萧克将军，“思维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锐，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25岁当上红军军长，27岁任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37岁任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42岁任华中军区第一参谋长，50岁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他从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的职位退下来时已经82岁。他是一位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将军，有思想，却没有时间记下自己的思想，有时间时已垂垂暮年。作者和萧克将军聊天时记下这样一段话：“想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生产和产品分配，这是错误之一；想用热情的浪潮来直接实现经济任务，这是错误之二；想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来达到上述目的，这是错误之三。回顾我们有些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这三条不值得我们特别认真地思考一番么？”接着，作者写道：“人们常以‘胆’‘识’来区分学者和思想者’。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从萧克将军对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中所展现的胆识中，我们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易被扭曲的信息多具有个性化特点，个性常与现实政治发生碰撞，认识、理解、认同个性需要时间。在这期间，具有个性的人易遭非议、攻击和非难，有的甚至成了现实中的“政治危房”。作者是研究周扬的专家，周扬既有政治官衔，又有文人气质，《让思想飞》中的人物大部分属于此类，但作者选取的角度是把他们置于文人和思想者的视域下来考察的。他在评价胡绳时，引用学者评价周扬的观点，对于仕途中的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不在个性和政治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为适应政治需要而改变自我，或者因保持自我而被政治所淹没。政治家是否都如此，姑且不论，知识分子特别是文人，往往无法避免”。“胡绳大致与周扬一样。”在特殊的年代里，有几人敢于接近周扬式的“危房”

　　易被淹没的信息多具有开创性，这些信息携带者都是在摸索中前行的人，他们只顾披荆斩棘，只是后来追随者多了，在他们的身后才出现了人们能够识别的路，路成型了，开路者的足迹也就不见了。追溯改革开放史的思想源头，人们通常认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早在1977年9月中央党校的吴江在做报告时就明确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证明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结果来证明”。进而明确提出“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采访吴江时，他虽然披露了一些真相，“但希望我不要写。面对我的困惑”，他指着挂在客厅的对联：“俯仰处无愧天地，褒贬时自有春秋”。历史何以会发生悖论？“我问吴江，吴江不语。但是，这恰恰是历史学应该解决的问题。”

　　表面看，《让思想飞》只是一个个耄耋老人晚年的真情忆往，但经过作者的梳理和加工，却凝固成一个对历史研究非常具有引力的磁性观点：历史碎片组成完整的历史，历史如船，真则行远，如果船离开了思想之帆，也就对今人、后人失去了引领的意义。研究历史最大的目的是为了把思想传承下去。大概这就是作者将本书命名为“让思想飞”的深层次思考。

　　如何将政治见解、情绪化的“井喷”和真正的思想厘清，这需要编织思想图谱。只要把个人的见解、意见、思想放在时代的思想谱系中，什么是“流星式”的政治高见、什么是“行星式”的部分群体情绪的代表，什么是“恒星式”的思想才有了分辨的学术参照。这样，究竟让哪种思想飞才算有了依据。

　　《让思想飞》写的是个体经历和感悟，但中国现当代思想谱系的线索是明晰的。在作者描绘的谱系中，从“线”上看，作者借用学者的话将其概括为“两头真”，从“面”上看，作者借用叔本华的名言隐含为“三星”争辉。

　　“两头真”的概括，源于对中国现当代思想史承载群体生命历程的概括。20世纪初出生的知识分子，“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真心跟共产党走，到年老的时候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看法就改变了，苏联解体之后看法更改变了。所以到了老年，重新思考真理，重新追求真理，这就是两头真”。

　　“三星”争辉的观点是笔者的读书体会，作者并没有将什么思想归纳为“流星”式、“行星”式和“恒星”式，但在论述中可以明显地感觉得到。

　　“流星”式者，“时效只在转瞬之间。”刚一抛出，众人“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如民国初年的“君主立宪”思想，建国之初的“大跃进”思想，“文革”期间的“割资本主义尾巴”，1980年代的“气功学”，和后来的“告别革命”思想等，均如同流星，发光一时，瞬即消失。

　　“行星”式者，其光辉“借自他人，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如“兴无灭资”“阶级斗争学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

　　“恒星”式者，恒久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它不像流星那么亮，但照耀的时间比流星长；它也不像行星那样离我们那么近，也不像行星那样只照亮同路人，它也不随时空的变化而变明变暗。如萧克将军提出的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历史的史实是最大的权威”“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如季羡林先生强调的“学术良心”论，最难时也不能丢掉良知。如胡绳提出的“抱残守缺，只会使社会主义制度失去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的权力”，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有新的大的发展，否则我们就不能克服各种怀疑论和否定论，马克思主义将失去其战斗力和生命力”。还有作者提出的“社会可以功利”，但学术不能走向娱乐化，学者不能走向明星化。作者用大量的篇幅，从各种角度阐扬这样的思想，作者的观点十分明确：让这样的思想飞。

作者在和这些老人的交往中，从他们身上发现了许多令他激动不已的闪闪发光的碎片，但他没有在搜集到的碎片面前止步，而是把得到的碎片和它脱落的母体联系起来加以考证和阐释，并努力地去揭示隐藏其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他把个人的经历和历史事件只作为承载思想的载体，他把一个个老人的个体命运和所思所想放在一个大的谱系之中去考察，从而勾勒出一代人的生存轨迹和思想谱系。如作者所言：“他们其实是1980年代以来思想发展谱系中的一个一个索引；书写他们的思想轨迹，实际上是为梳理1980年代以来的思想史提纲挈领。”

作者：王海晨              原载《 中华读书报 》（ 2016年04月13日   1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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