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正版！中国20169787503471780中国文史出版社何帆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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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帆 主编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ISBN9787503471780
出版时间2016-0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定价39.8元
货号1201221236
上书时间2023-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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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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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帆，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管，纽约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FT)不错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其他职务包括：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银行汇率专家组成员、财政部靠前司顾问、商务部WTO司顾问、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新华社特约观察员、央行行长和宏观经济学家30人小组(Bellagio Group)成员、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青年优选、亚洲社会青年、北京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宏观经济、靠前金融和靠前政治经济学。已出版文集包括：《不确定的年代》、《胸中无剑》、《若有所失》等。
目录
第一篇 把脉十三五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杨伟民：十三五规划建议的五大理念
：社保目标为保基本而非高福利
徐林：十三五规划为什么不谈“三驾马车”
李佐军：十三五规划的“为”与“不为”
常修泽：关于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的四点建议
孙久文：十三五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前瞻
张超：十三五规划强调金融的服务定位
贾康：“新供给”新在哪里
第二篇 改革攻坚
吴敬琏：如何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
孔泾源：经济困境与改革取向
厉以宁：我们对简政放权的认识加深了
迟福林：以转型改革释放增长潜力
张文魁：国企改革的新范式及政策挑战
钟正生：当汇率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后
张英洪：城乡一体化需要公平正义的制度变革
沈开举郑磊：深化农地改革需要杜绝“四方步”
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具体设计
第三篇 问题与挑战
李剑阁：更大的危险在于往后退
吴敬琏：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
董保华：劳动关系调整面临中国式难题
王勇：国有企业的浮沉逻辑和结构位置
叶翔：中国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卓勇良：区域发展改革待变
邵宇：告别镀金时代
第四篇 新动力何在
：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郑秉文：放开二孩是撬动经济增长的杠杆
李扬：从“失衡”走向“再平衡”
李佐军：制度变革令“三大发动机”释放发展新红利
乔润令：老式“发动机”熄火后的城镇化新路
朱恒鹏：创新、医改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
李文：解放人才有创新
第五篇 走向世界
田慧芳：中国、与全球经济治理
刘志彪：TPP改变全球价值链，中国如何应对
薛力：亚投行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来有为黄斌张晓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与趋势
内容摘要
2016，十三五开局之年，中国进入改革攻坚阶段，经济增长动力转换。靠前市场动荡，靠前深层次矛盾凸显，中国经济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何帆主编的《中国2016(寻找新动力)》集聚中国高层智囊，解读新规划，剖析问题与挑战，阐述发展新突破，诠释“互联网+”“一带一路”等新机遇，破解“滞胀”，粉碎“中等收入陷阱”，助我们明大势，看大局，抢占制高点，顺势而为。
精彩内容
序言
准备迎接更艰难的改革
何帆／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2015年中国经济，有惊无险；结构性改革，道阻且长。
2015年中国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从短期因素来看，投资急剧下滑、消费提升不振、净出口长期低迷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主要困境。
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主要分为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过去，中国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极快，因为在出口强劲增长时期，制造业企业迅速升级换代，带动了对投资的巨大需求。而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出口市场持续低迷，制造业投资遭受较大影响。2008年底，尽管政府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扭转了中国经济急速下跌的颓势，但随后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经济产能过剩的问题。去产能的过程，又使中国的制造业投资雪上加霜。
房地产行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伴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房地产行业有较大的增长潜力。惜乎，政府盲目采取刺激政策，房地产商铤而走险，在较短的时期内耗尽了增长潜能，以致提前出局。
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为提振中国经济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然而，展望十三五，中国继续实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的机会已经不多。公路、铁路、机场、码头，都已供给过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的投资机会比发达国家或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都更为广阔，但已难以保持过去的高速增长势头。
与投资的下跌相比，消费的持续增长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善的一个亮点。然而，消费在短期内的增长并非易事。须知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欲使消费大幅增长，必须使居民收入有显著改善，而此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刺激国内消费，又将遇到国内消费结构转变的阻碍。如果去拜访中国中等收入的城市家庭，你会发现中国人其实并非刻意节俭，能买的都买了：车、房、空调、冰箱、洗衣机、彩电等一应俱全。消费无法在短期内快速大幅度提高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服务的消费难以提高，其中主要是对诸如教育、医疗、卫生等重要公共服务品的供给不足，导致服务价格畸高、质量偏差，从而抑制了消费。
很多人认为中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然而历史数据显示，只有在金融危机前几年，净出口对中国经济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在绝大部分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内需、投资和消费。现在的情况意味着中国经济回到了正常的轨道，净出口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这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贸易规则将重新改写。美国正试图通过TPP、TTIP等区域贸易协定推动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准则，而这些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准则很可能对发达国家更加有利，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决策者面临着三难选择，即中国决策者有三个重要的政策目标：一、经济增长；二、充分就业；三、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无论我们选择其中哪一个目标，都可能影响另外两个政策目标。
如果中国的决策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办法是回到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依靠政府投资重化工业和基础设施来刺激经济增长。其好处是立竿见影，GDP增速会很快得到提高。然而风险并存：一是难以创造有效的就业需求，因为政府的投资大量集中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而非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二是政府的投资可能会带来挤出效应，影响私人部门的投资，更有可能带来投资的失败甚至是腐败，使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债务水平提高、不良债务增加，由此可能会增加中国经济潜在的金融风险。
如果政府最关心的目标是创造就业，最有效的方法是发展服务业。制造业面临升级换代的压力，未来的技术进步将更多地使机器替代劳工，难以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而服务业可以提供从非熟练劳动力到高端人才等各种不同的就业机会。一般来讲，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会慢于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因此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随着服务业在中国经济所占比重的不断提高，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会随之下降。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金融业以银行为主，银行过去的主要客户是制造业企业，金融模式和产业结构完美匹配。金融业要求制造业企业在贷款的时候提供抵押品，而制造业企业有充足的抵押品。如果未来中国有更多在服务业领域的新兴企业，那么它们在申请贷款的时候，会遇到抵押品缺乏的障碍，造成更多不便。最终中国的金融体系可能将被迫承受不良贷款比例提高的问题。
如果中国的决策者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防范金融危机，防范潜在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那么最重要的事情是进一步去杠杆化。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美等地的政府、居民和企业都进行了痛苦的去杠杆化过程。唯独在中国，杠杆率在不断提高。在经济繁荣时期，高杠杆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在经济下行期间，杠杆率过高将会迫使企业进行痛苦而漫长的去杠杆化过程。如果政府在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过于激进，有可能会触发经济硬着陆的风险，造成大规模失业。
在三难选择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有必要权衡各个政策目标。一方面，保持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和相对稳健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适宜的环境；另一方面，及早释放出积极的改革信号，提高市场信心，激发投资者的想象。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报告列出了多达两三百项、覆盖各个领域的改革目标。未来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改革路线，加快改革的步伐，选择一两个领域作为改革的突破点。
以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为例，推动医疗卫生行业的开放和竞争，能够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第一，医疗体制改革能够维持相对较高的投资水平。医疗行业涉及的投资不仅包括物资资本，如医院基建、医疗机械设备，也包括人力资本，比如培训医生和护士。第二，发展医疗行业有助于刺激国内的消费，因为中国消费的瓶颈恰恰不是在制造业，而是在服务业，其中以医疗、教育等行业最为突出。第三，医疗行业有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必须尽早将“工厂女孩”转变为在医院和养老院的职业护工。这种劳动力市场的转移需尽早进行，也需政府引导，尽早做一些培训工作。第四，提高民众对政府的政治支持。如果问中国百姓最大的苦恼在哪里？得到的答案往往是：看病难、上学难。如果本届政府能够解决中国百姓看病难、上学难的问题，一定会得到更多民众的支持，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最后，通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积累成功的经验，有助于将这些经验推广到其他行业和领域的结构性改革。
类似的改革突破点，还可以选择物流行业。中国制造业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优势很大，但中国国内的服务业相对落后，物流成本过高是削弱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通过发展物流行业，能够保证和增强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展望2016年，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仍然会遇到诸多具有不确定性的因素。美元加息将会进一步增加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不确定性；难民问题可能会加重欧洲经济的负担；老龄化问题和债务问题是悬在日本经济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新兴市场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很多国家已经处于经济危机的边缘；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跌跌不休”，进入下行通道。在面临种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如果希望维持相对稳定的增长，且为长期发展创造潜力，必须依托于更大胆的结构性改革。正如俗话所讲，行百里路半九十。相对容易的改革，我们已基本完成。剩下的改革，每一个都是攻坚战。这些改革，我们无法回避。如何在最后的改革阶段统筹全局、重点突破，是对中国政府的智慧、勇气和远见的考验。2016年将给我们一个难度更大的考卷，中国经济必须准备好迎接更为艰难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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