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较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的研究,不仅是传教士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和个案典型,也是早期中美关系和中美文化交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卫三畏是早期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从1833年10月26日抵达广州,直到1876年辞去驻华使馆职务返美,在华生涯近43年。初协助美国第*位新教传教士裨治文负责《中国丛报》的编辑、印刷和发行工作,1856年起出任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秘书,走上长达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历任美国驻华使馆秘书、翻译,曾9次代理公使职务,参与了近代中外关系的许多重大活动。同时他一生都致力于研究和介绍中国文化,写作了为数甚多的汉学著作。回美后的1878年受聘担任耶鲁大学第*任汉学讲座教授,曾任著名的美国东方学研究权威机构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卫三畏是美国汉学史上第*位汉学大家,也是美国汉学史上极少数几个未读过大学而成为汉学教授的天才学者之一。国外关于卫三畏研究的主要论著是其子卫斐列编的《卫三畏博士的生平和书信: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Missionary,Diplomatist,Sinologue)一书。该书于1972年分别在纽约、伦敦再出版,简称《卫三畏札记》。此书之后,除出版了短篇的卫三畏小传外,西方学者对于卫三畏专题研究没有论著出现,只是在一些出版物中常常提及卫三畏的汉学著作《中国总论》等书,却没有专著系统地研究过卫三畏的汉学历程;只是在一些西文著作中谈及卫三畏的传教活动和外交活动,却没有专著系统地研究过卫三畏与中国关系的全部历程。对卫三畏的研究多是零碎和分散的,依附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宏观需要。中国学者关注到卫三畏,*早要数鲁迅。据顾钧教授的研究,“鲁迅在其文章《华盖集续篇·马上支日记》中提到了‘威廉士的著作《中国》’,指的就应该是卫三畏的《中国总论》。鲁迅提到这本书,是因为日本作者安冈秀夫在讨论中国菜时引用了该书有关中国人‘好色’的结论。……有理由相信,《中国总论》这本书曾被翻译成日文,鲁迅可能读过日文本,但没有看过英文原作。检索全书,我们发现卫三畏指责中国人‘好色’的那段话出现在下卷中:‘这个沉溺于感官享受的民族寻求的许多食物,都是因为它们具有刺激性欲的性质,而且大多数从国外买进的用做食物的产品也是为了这种性质。’”将《中国总论》看作美国汉学兴起的标志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正把这部著作当作汉学著作来研究始于莫东寅的《汉学发达史》。《汉学发达史》*初为民国三十二年(1943)莫东寅先生所作,1949年1月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印行,1989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竖排影印本。该书给美国汉学的篇幅有限,粗略地介绍卫三畏和他的《中国总论》,并将《中国总论》列为美国汉学的开篇之作,“有卫三畏者,纽约人,本神学者,于一八三三年(清道光十三年)由公理会派来华布教,曾编刊《中国宝库》(The China Repository)。乃由教会援助,于一八三二年(清道光十二年)创刊《广东》之月刊杂志,一八五一年(清咸丰元年)停刊。一八五七年(清咸丰七年)至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为美国驻华使馆秘书,晋至代理公使。归国后授中国语文于耶鲁大学,著《华语字典》及《读本》等。其《中国总览》(The Middle Kingdom,1848)一书,凡两巨册二十六章,叙述中国地理、历史、人民、政治、文学、社会、艺术等概况,后由其子为复刊,流传甚广,为美人中国研究之见端。”短短几行论述,也有一些错误,书中已有中文书名,而不是《中国总览》的“览”字,而且《中国总论》有两个版本,1848年出版的只有23卷,1883年第二版才扩充到2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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