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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1-6)

正版全新

￥ 314.16 6.9折 ￥ 458 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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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志瑜 张旭 黄立波 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77344

出版时间2020-02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页数4216页

定价458元

货号2033538

上书时间2024-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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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    名】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1-6)
【书    号】 9787100177344
【出 版 社】 商务印书馆
【作    者】 朱志瑜 张旭 黄立波 编
【出版日期】 2020-02-01
【版    次】 1
【开    本】 32开
【页    码】 4216
【定    价】 458.00元

【编辑推荐】 
这部目前靠前规模优选的关于中国传统译论文献的汇编本，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内容简介】 
《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共六卷，选辑汉末佛经翻译（约公元230年）至1949年各时期中国社会各界关于翻译的讨论。收集原始文献1000余篇，后按照“与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相关”的收录原则筛选出800余篇，记录约一千七百年间中国传统译论发展历程。文献均辑自手资料，许多都是原始发表后靠前抢先发售呈现，对了解中国传统译论概貌弥足珍贵，是翻译工作者、尤其翻译理论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

【目录】 
导论
 凡例
 致谢
 正文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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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句经序 （三国）支谦 夫诸经为法言，《法句》者，犹法言也。近世葛氏传七百偈，偈义致深，译人出之，颇使其浑漫。唯佛难值，其文难闻。又诸佛兴，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云其书为天书，语为天语，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唯昔蓝调、安侯世高、都尉、弗调，译胡为汉，审得其体，斯以难继。后之传者，虽不能密，犹尚贵其实，粗得大趣。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竭，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译所不解，则阙不传。故有脱失，多不出者。 ——《出三藏记集》卷第七，第273页

【前言】 
导论（前两页）历史上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多民族并立，民族之间接触频繁，由于语言不同，必然需要翻译。但有关翻译问题的讨论一直到汉末的佛经翻译时期才真正开始。东汉末年的佛经翻译带来中国翻译史上次大规模翻译高潮，之后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在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同时，并未忘记将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的思考、观点、经验和体会记录下来，并不断地总结、提炼。这些文献为后世留下一笔记录中国翻译传统发展的恢宏遗产，展示了中国译论的发展轨迹。

此书名为《中国传统译论文献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译论”盖有二解：一为“关于翻译的讨论”，指针对翻译实践或翻译活动中存在的现象或遇到的问题，翻译实践者、理论家、关注翻译活动的人士提出的看法、评价或解决问题的办法；二为“翻译理论”，指翻译理论家通过归纳、演绎、推理、综合、抽象，从自己或他人的翻译实践中总结出的关于翻译的观点或看法。总体而言，中国翻译传统既表现出从佛经翻译的“质”到严复的“信”，再到“神似”、“化境”的理论演变过程，也有每个翻译兴盛时期针对翻译名义、归化与异化等特定问题的集中讨论。

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和理论生成方式不同，决定了中国传统译论不会像西方翻译理论那样系统化和理念化，但仍有自己的贡献。我们考察文献可以看出，中国传统译论的生成方式主要有以下四种：

、译者在翻译作品前后所附序、跋、例言、后记等。佛经翻译时期有关翻译的论述集中在经录和僧传中，其中经录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译序。到了近代，据我们所收录的材料来看，仅1840年至1919年间，在中国以完整书样形式出版的翻译作品有400余部，其中100余部包含序、跋，约占其中的三分之一强，有些译作的序言还不止一篇，如李定夷译述《红粉劫》（上海国民书店，1914）一书就有4篇序言。同一时期出现的近900篇发表在各种刊物的译作中，包含序、跋的有100余篇，占译作的六分之一强。这些序、跋篇幅和内容丰富程度虽不及前者，但其中一些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序、跋都是翻译者自己在翻译作品中就遇到的翻译问题做的说明或阐释，有时这些讨论夹杂在对原作及翻译缘由的介绍中，因此相关内容篇幅都不大。本《汇编》收集此类译作序、跋等131篇，占《汇编》总篇目的14.7%，位居第三。

第二、读者对翻译作品从各个角度所作的批评或评论。除翻译作品序、跋等外，有关翻译讨论的第二大类形式是翻译批评，本《汇编》收集翻译批评247篇，占整个《汇编》总篇目的27.72%，位居。这些批评或评论大都是一些具有双语背景的读者（其中许多既是作家也是译者，还包括一些学科专业人士）或作家对所关注作品的品评、感想、勘误、商榷以及书信往来，内容不仅涉及具体翻译方法的讨论，也包括对翻译活动的认识，既有针锋相对的唇枪舌剑，也有发人深省的真知卓识。

第三、关于翻译的一般讨论或翻译通论。此类讨论通常都被冠以“论（谈）翻译”或“翻译论”等类似标题，讨论往往涉及多个主题。本《汇编》所收此类讨论80篇，占总篇目的8.98%；

第四、关于特定翻译话题的专论。特指就直译与意译、译名、语体文欧化、重译、转译等专门话题的讨论。以译名为例，这一古老的话题几乎贯穿中国传统译论发展之始终。其中既有讨论译名的具体方法或策略的，也有讨论统一译名的，既有人文社会科学，也有自然科学。我们收录此类话题的篇目157篇，占《汇编》总篇目的17.62%。

后三种译论大多刊载在一些报刊杂志中，篇幅不是很大，但篇目繁多。纵观本《汇编》的译论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译论发展有其自身规律，这一点从译论主题的演变可见一斑。图里（Gideon Toury）常把翻译看作是“文化规划”（cultural planning）的重要手段，在中国，特别是晚清及民国时期，翻译的这种“规划”意图非常明显，常反映在译论当中。勒菲维尔（André Lefevere）也指出，“翻译实践是一种文化用来应对所谓‘他者’文化的一种策略”。“他者”文化通过翻译进入目标语文化大致可有三种形式：外来文化与目标语文化的平等交流、各取所需；外来文化强加于目标语文化；目标语文化主动拿来、为己所用。目标语文化的翻译应对方式也各有特点，其间遇到的翻译问题也有所不同。通览我国的翻译历史，这三种情形均有出现。

三国时期支谦的“法句经序”通常被认为是早讨论翻译的文字，记载了中国翻译史上关于“质”与“文”，即直译与意译的两种对立观点，这种对立不仅成为佛经翻译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延续到后世关于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佛经翻译时期另一个主要话题就是“翻译名义”，即外来佛教术语的定名问题，这一话题也成为贯穿整个中国翻译理论史的一个主要论题，其中以20年代集中。

东汉到南北朝是佛经翻译的个高潮，到唐代达到鼎盛。元代时期，佛经翻译的鼎盛阶段已经过去，相关记录甚少。到了明末，随着基督教传入中土和对西方科学技术著作的引进，针对翻译中出现的新问题，相关讨论又开始兴起。晚清时期，科技、政法、社会、文学著作的大规模翻译带来中国翻译史上又一次翻译讨论高潮。以晚清时期《万国公报》发起关于基督教“圣号”汉译的讨论为例，该刊在1877年第448卷至1878年第495卷，共发表关于“上帝”与“神”定名之争的讨论64篇（这次讨论已有专书记载，本《汇编》未收录相关文献）；还有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译书局、益智书会、博医会、《亚泉杂志》、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编订名词馆等一批机构、团体，他们关于统一科学译名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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