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模式--中国报道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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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冰 著
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3476625
出版时间2017-03
装帧其他
开本32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48元
货号1257101
上书时间202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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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莫理循模式--中国报道第*课
【书 号】 9787533476625
【出 版 社】 福建教育出版社
【作 者】 陈冰 著
【出版日期】 2017-03-01
【版 次】 1
【开 本】 32开
【定 价】 48.00元
【编辑推荐】
1.从国家形象研究和外媒报道研究的角度看，莫理循是当代外媒驻华记者的先驱，是研究外媒报道中国一个的典型个案，对他的研究，将为透视当代驻华外媒记者报道及其活动提供以古鉴今式的纵深参照。
2.从中国新闻史的角度看，我国现有新闻史教材在论及近代在华外人外报时，研究焦点一般放在来华外人在中国创办的中文或外文本土报刊上，很少触及外国报纸、通讯社驻华机构和记者。在目前有限的专门研究外国记者的成果中，视点主要集中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来华记者身上，以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为代表，而对其他外国记者则关注甚少。以莫理循为个案深入呈现与剖析外国驻华记者对中国的文字建构及其与中国政治、人物、社会的关系，对于中国新闻史在华外国与外报记者领域，是一次拓展与创新的尝试。
3.从莫理循研究本身来看，靠前莫理循研究比国外研究晚了40年，目前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莫理循以《泰晤士报》驻京记者的身份奠定声名，他的记者生涯（15年），比他的总统顾问生涯（7年）时间长得多，取得的成就也多得多。在重要性上，记者莫理循丝毫不逊于总统顾问莫理循。甚至可以说，如果不能很好地理解前者，就不能完整地理解后者。因此，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研究作为记者的莫理循，本书是对靠前现有莫理循研究的有益补充。
【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从新闻生产的角度，聚焦莫理循在华生涯中的《泰晤士报》记者阶段，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探究莫理循的报道本身及其背后所涉及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点、组织形态、人际博弈、个性特征等因素，理论与史实相结合，还原和评价莫理循在清末政治中既以舆论议政、又以西方名记身份亲自参与如苏报案、丁未政潮等清末政治事件并间接影响事件走向的双重角色与作用。
【目录】
引言 /1
绪论 /
第*章 莫理循来华背景：列强瓜分狂潮与欧洲中心观 /
第*节 19世纪末国际列强的竞争与在华瓜分狂潮 /
一、19世纪末国际列强的竞争 /
二、 甲午战后列强在华瓜分狂潮 /
第二节 中世纪以降的西方中国形象衍变与欧洲中心观 /
一、中世纪至19世纪末的西方中国形象 /
二、西方中国形象衍变背后的欧洲中心观及其对莫理循的影响 /
第二章 帝国主义与列强竞争：驻华早期的莫理循报道（1897—1900） /
第*节 作为情报与竞争工具的莫理循报道 /
一、莫理循关于俄国租借旅大的报道与俄英竞争 /
二、对《增阿暂章》的披露与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策略 /
第二节 党派斗争与列强竞争框架下的戊戌变法报道 /
一、莫理循对戊戌变法的报道与解读 /
二、戊戌变法失败后英国及莫理循对维新派的营救行动 /
第三节 义和团报道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建构 /
一、使馆被围前：从“中国的骚乱”到“中国的危机” /
二、使馆被围：英勇的外国人与背信弃义的清政府 /
第三章 庚子议和、批德驱俄与清末新政：新政前期的莫理循报道（1900—1905） /
第*节 庚子议和与批德驱俄 /
一、从惩凶到赔款：对庚子议和的关注 /
二、“在直隶的德国人”：对德军的尖锐批评 /
三、莫理循的满洲报道与日俄战争 /
第二节 改革之光：新政初期报道 /
一、《新政上谕》拉开的改革帷幕 /
二、主线下的副线：莫理循的新政报道 /
第三节 濮兰德、莫理循的苏报案舆论与政治干预 /
一、濮兰德、莫理循引导的《泰晤士报》苏报案舆论潮 /
二、濮兰德、莫理循的苏报案舆论框架及影响 /
三、濮兰德、莫理循对苏报案的政治干预 /
第四章 中国局势与朝廷政治：新政后期的莫理循报道（1906—1912） /
第*节 中国局势：从弹到赞与帝国主义两面性 /
一、新政后期的清末改革与社会变化 /
二、觉醒的帝国：莫理循的新政后期报道 /
第二节 朝廷政治的站位：莫理循与改革派官僚 /
一、晚清政府对外交往的观念与实践 /
二、莫理循与中外人士的交往 /
三、作为袁世凯及改革派官僚“编外幕僚”的莫理循 /
第三节 朝廷政争的关键：丁未政潮中的莫理循报道 /
一、丁未政潮的背景 /
二、莫理循报道与瞿鸿禨的失势 /
第五章 莫理循的新闻观兼与同行报人的比较 /
第*节 莫理循报道与《泰晤士报》及英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
一、 第四权力与无冕之王：19世纪末西方新闻与政府的关系 /
二、 国家利益下的离与合：莫理循报道与《泰晤士报》及英国政府 /
第二节 莫理循报道的特点 /
一、 对华框架的灵活性 /
二、莫理循报道的权威性 /
第三节 莫理循与《泰晤士报》同行报人的比较 /
一、莫理循与姬乐尔：新闻原则与从官原则的对立 /
二、莫理循与濮兰德：对中国改革前景的迥异判断 /
三、对中国改革的看法产生分歧的原因 /
第六章 莫理循在外媒驻华史的地位 /
第*节 莫理循在外媒驻华史的地位 /
一、莫理循是首位西方大报驻华记者 /
二、莫理循在清末政治中的角色与影响 /
三、莫理循文件与报道的史料价值 /
第二节 以古鉴今：莫理循时代对当下对外传播工作的启示 /
第三节 莫理循辞职从政的原因 /
一、性格：四处游荡，渴望成就大事业 /
二、感情：与报社上司交恶、与袁世凯交好 /
三、境遇：职业厌倦，疾病缠身，经济窘迫，准备结婚 /
结语 /
附录：《泰晤士报》与《纽约时报》的苏报案报道比较 /
参考文献 /
后记 /
【文摘】
内文节选
第二章帝国主义与列强竞争：驻华早期的
莫理循报道（1897—1900）
19世纪末，《泰晤士报》驻外记者在受聘之前要经过一个试用阶段，试用期内他们不得声称是《泰晤士报》的人，而是以特派身份被派往指定工作地点，锻炼几年之后，才可以获得报社记者身份。莫理循被派往北京前先被派往暹罗，他在暹罗工作出色，得到了报社的高度评价和英国外交部的赞赏。1896年11月，外交部常务外交事务次官托马斯·桑德森写信给报社经理说：“我们非常感谢莫理循先生所提供的信息。您能否告诉我怎样才能向他表达我的谢意？” 1900年以前，英国在中国的情报工作还是一团散沙的状态，有五个不同的机关与在华情报工作有关，包括外交部、陆军部情报处、海军部情报处、印度事务部情报处、印度事务部外事局，此外还有一些各种独立行动的机构以及一些休假或因公旅行的军官们。这些机构和人员几乎没有交流，也没有统一的管理，地图也欠缺。与英国相比，俄国、德国早已在中国有军事特务，日本则拥有一个让其他列强妒羡的大特务网。莫理循在暹罗接受的训练和试验，实际上就是一种情报工作。
在驻华初期，莫理循的记者工作的确起到了通过舆论向外界传递情报的作用，尤其是在俄国租借旅大与中俄签订《增阿暂章》两个案例中，更是如此。同时，莫理循报道对事件的披露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互相竞争、清政府引起国际干涉以求“以夷制夷”的工具，也帮助他本人积累了记者声誉。
这个时期的莫理循刚刚在中国安定下来，在对华看法上仍然带着那个时代西方主流对华叙述的烙印，他对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的报道、刻画和呈现，体现了他作为帝国主义信奉者的特点。这个时期，他在中国是一种“缺席的在场”，既“在”，也“不在”。在现实中，他是驻华记者，并频繁往来于北京与东北之间。但在他的报道中，中国不仅不能称为主角，甚至缺乏某种主体性，中国只是列强争权夺利的对象，是一个被压抑、被忽略、沦为背景的存在，而不是一个正酝酿着变革、具有独特政治文化机制的民族国家。他对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使馆被围的解读，都是从帝国主义视角、按照西方尺度做出的。尤其是在义和团系列报道中，莫理循对外国人英勇形象与清政府狡黠形象的对比描摹，传达的是一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对帝国主义在华侵占的合法化辩护。
第*节作为情报与竞争工具的莫理循报道
一、莫理循关于俄国租借旅大的报道与俄英竞争
来华后，身负报社重托的莫理循即前往东北考察俄国在那里的活动。俄国早有把西伯利亚和俄罗斯中部连接起来的意图。1892年，时任俄国交通大臣的维特就宣称要“控制太平洋水域的一切国际商业活动”，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就是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1896年，俄国利用诱迫手段和清朝签订《中俄密约》（即《喀西尼条约》），获得在中国境内横穿东北的铁路筑路权。这条铁路被认为超越了一般的交通和商业意义而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使俄国进入了太平洋地区国际经济和政治竞争的范围。
莫理循经过对规划铁路沿线的仔细探查，发现俄国准备把铁路修到旅顺口，他的报道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回忆此事时，莫理循认为人们忽略的原因在于他在发电报时“因害怕中国当局不允许在电报上用‘亚瑟港’俄国人将旅顺称为亚瑟港（Port Arthur），这个名字在外国人中通用。这个名称，我就用了它的中文名称‘旅顺口’。但是电报员不熟悉这个名称，误打为‘旅顺坎’，因此谁也不懂这究竟是哪里。根据随后发生的事情判断，这的确是不幸的”。莫理循所说的不幸，指的是后来俄国强租旅顺口和大连湾。
东北考察后，莫理循认为俄国的铁路延伸并在中国东北获得一个不冻港将大大增强其在远东的实力，这不仅将损害英国在华北和东北广袤地区的商业利益，更会严重影响英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殖民地位和利益。当时在莫理循的心目中有一个大英帝国在亚洲的殖民版图，这个版图不仅包括长江流域，还包括广东省和西江流域，他甚至认为英国“在亚洲的真正世袭遗产是整个东南亚”，要“掌握这份遗产”，首先“必须把俄国赶回去”，“必须千方百计地遏止俄国。必须阻止她完成东清铁路”。莫理循描述了修成到旅顺的铁路后的“可怕”远景：“她将坚不可摧。她将占有一大片物产丰富、气候适于人类健壮成长的肥沃土地。她可以在那里训练数以万计的士兵，然后就可以琢磨‘吞并亚洲’了。”莫理循断定俄国将马上吞并旅顺。当时不少英国人认为英国应该和俄国达成谅解，各守势力范围。莫理循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俄英冲突不可能达成谅解。他在报道中指出，俄国在长城以北的势力和影响非常大，如天津、北京都驻有俄国军事官员，俄国官员深得李鸿章的信任，华俄道胜银行办公楼就坐落在使馆街，天津、北京、奉天、吉林都有俄语学校，中国西部边疆如喀什和伊犁，“简直就是俄国的囊中之物”。
此后不久，1898年1月，中英之间商讨由英国借款给中国用以偿还日本的赔款，英国就这次的英德续借款第*笔英德借款在1896年，借款额为1600万英镑，利率5%。向中国开出了包括开放大连湾的三个条件。英国的要求遭到了俄国的抗议，俄国代理公使巴府罗富不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马上拒绝英国的要求。在俄国的强势抗议下，英国政府*终向俄国做出了让步，先是将旅顺的两艘英国军舰调离，继而在2月初撤回了要求开放大连湾的要求。莫理循在报道中公开批评英国政府的犹豫和软弱，认为这损害了英国的在华地位。
俄国随后的动作印证了莫理循东北考察后做出的俄国将马上占领旅顺的预言。1898年3月初，俄国向中国提出了租借旅顺港和大连湾的领土要求。莫理循比英国外交部还早一步获得情报，率先发出消息。1898年3月的一个晚上，他收到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的短笺，便立即前往毕德格所住的贤良寺。在房间里，毕德格向莫理循透露了一个重大情报，但他要求莫氏不向外界任何人透露情报来源。这份情报就是李鸿章曾吩咐他交给圣彼得堡的乌克托木斯基公爵的电报。该电报是关于俄国租借旅大的要求及李鸿章恳求公爵面见沙皇时劝沙皇撤销要求，并威胁取消中俄密约的简短摘要。莫理循立即将得到的消息发至伦敦，次日便见诸报端，题为《俄国的要求》。他在报道中写道：
俄国要求中国交出旅顺港和大连湾的所有领土权利，德国在胶州湾所获得的条件和年限，俄国也要在所提到的这两个地方享有。俄国要求获准修建从东清铁路上的伯都纳（即新城府——本文作者注）经宽城子（即长春——本文作者注）、奉天到旅顺港的铁路。俄国要求一个月内签订协议，并要求中国在五日内做出答复。如果中方不答应，俄国威胁将要进兵满洲。
莫理循同时对形势做出了预判：
在这个协议之下，俄国就可以有权派兵辽东了，借口当然是保护那里修筑铁路的外国工程师。中方势必会做出让步。俄国保证这两个港口将会对全世界的船只和商业开放，但这种保证是欺骗性的，这样一来，实际上俄国就相当于拥有了第二个也是更强的一个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本文作者注）。
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保住了面子’，保持了名义上的领土权利，而实际上，中国对领土主权的伸张毫无能力，租借等同于割让。”
莫理循关于俄国欲租借旅大的电报，在英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当时中英商讨的英德续借款正在接受英国政府的评估。电文发表后两天，3月9日，负责英德集团对华贷款谈判的汇丰银行负责人熙礼尔就写信给莫理循，指出俄国的要求并不是以*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的，既没有规定答复的时限，也没有发出威胁。熙礼尔劝莫理循只要设法使发往国内的电讯能够减轻伦敦市场眼下的恐慌，就在实际上为这项贷款的成功帮了大忙。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指出莫理循的消息有误，因为张荫桓的秘书梁诚明确表示，俄国人根本没有发出任何威胁，只提出一些“友好的建议”。赫德还对莫理循说，如果他不想毁了他刚刚起步的记者生涯，*好收回这封电文。莫理循后来回忆说：“我离开赫德时，在花园的墙外来回踱了好几分钟，仔细地思量这回事，然后走到电报局去发了一份电报。” “勘误”电报发表在3月10日的《泰晤士报》上，莫理循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虽然承认收到了俄国提出的要求，但否认要求是强迫性的或者是*后通牒。尽管中国政府否认，我仍然坚持认为我周日所言是正确的。”《泰晤士报》国际新闻主编姬乐尔不无焦虑地给莫理循发了封电报，告诉他外交部的看法：“外交部认为，你的消息可能是在俄国公使馆的怂恿下由清朝官员向你提供的，目的在于阻碍英国参加谈判……你的电报几乎毁了这笔贷款，引起了金融恐慌。”果然，*终贷款泡了汤，因为英国公众对此次借款发行的债券没有信心，至债券截止日，仅认购26%。后来尽管清政府特派许景澄前去圣彼得堡觐见沙皇、谋求斡旋，但许景澄*终无功而返。3月24日，清政府同意了俄国的要求，3月27日，中俄签订《旅大租地条约》。
英国外交部所认为的莫理循的消息可能是“在俄国公使馆的怂恿下由清朝官员提供的、目的在于阻碍英国参加谈判”的看法其实不无道理。为了能让中国答应要求，俄国驻华代理公使巴府罗富曾向李鸿章和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各行贿50万两银子，约合62 500镑，而这件事毕德格没有告诉莫理循，或许连毕德格本人也不知道。重金行贿的俄国知道自己的要求肯定能满足，而且对于俄国而言，谈判越保密越好。另一方面，李鸿章将此事泄露给莫理循不大可能是想通过国际舆论引起列强干涉、促使俄国让步，一是因为他已受贿，自然要充当俄国之傀儡；二是在此之前，中国已经无条件接受了德国提出的占领胶州湾的要求，这次答应俄国似乎也无不可。俄国和李鸿章两方面都没有理由要让这次谈判公布于众，因此将消息透露给莫理循必然另有目的。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俄法集团也参与了中国对日赔款贷款的竞争，但*后落败于英德集团。英德贷款虽然已获得清廷批准，但在英国国内还处于评估中，不能算*终的成功，俄国强租旅大的消息势必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影响借款债券在国内的认购。事件*后的结果也表明的确如此。在这次旅大事件中，俄国、李鸿章、莫理循都成了赢家：俄国得到了它想要的领土要求，李鸿章肥赚了一笔，莫理循则赢得了报道快速准确的声誉。英国外交部则因莫理循的报道而苦不堪言。
莫理循报道的快和准使英国外交部在议会中成了被质询的对象。《泰晤士报》刊登莫理循关于俄国要求租借旅大电报的当天（1898年3月7日），在议会下院，阿什米德巴特利特爵士就要求英国外交副国务大臣寇松证实俄国的要求。寇松答复说：“我们没有收到足以证实这些消息的情报。”其后，《泰晤士报》刊登中国同意了俄国所有要求的报道，当天晚上（1898年3月25日），寇松再次面对议会质询而无法代表政府证实消息。旅大租约签订后两天，3月29日，议员约瑟夫·狄龙在下议院又一次质问寇松，为什么《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近连续好几次在外交部得到情报之前几天就能够把*重要的事实向公众发表。寇松的回答是：“女王陛下派驻国外的代表的职责在于，把他们业已正式注意到并得到证实后的事实报告给我们。我不知道该不该说现代新闻工作者的职能应该是什么；但是我设想，他们并不把对尚未发生的事实所作的机智预料排除在外。”寇松认为，“新闻工作者的日常主要职责就是抢先，好象有时要抢在外交官之前，而外交官的主要目标则是准确”。寇松的评述引起了《泰晤士报》的反驳。《泰晤士报》次日发表的社论说：“在这一事例中，像寇松先生这样连他自己所在的外交部的办事规律都描述不准确的人，当然会应用同样的原则来评述一家大报的工作规律。”寇松受到打击，他在随后写给首相索尔兹伯里的信中说：“我对报社的驻北京记者说了一些温和的打趣的话，还以为是恭维呢，结果却招致它用大象的脚板来踩我。”
在此次俄英围绕租借旅大和英德贷款的竞争中，莫理循报道以其快速，为报纸读者提供了第*手情报，甚至英国议会也从他的报道而不是从外交部情报部门处获知消息。在那个信息匮乏、通信技术落后、电报资费昂贵的时代，报章报道承担起了*主要的传递消息的作用，是读者了解外界事物的*主要窗口。在这个案例中，莫理循报道首先起到了这种传递情报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莫理循所代表的西方大报舆论成为了列强在华争夺权益时可资利用的工具。莫理循的率先报道实乃俄国买通李鸿章以打击英国对华贷款的工具，报道导致英国贷款*终没有成功，并使英国外交部因此不得不面临议会质询。而对莫理循而言，关于东北和旅大问题的报道可谓首战告捷，他在远东问题上的声望大增。英国驻华公使馆中文秘书戈颁在1898年10月写给他的信中说：“中国这出戏里的英雄人物是你。有相当一部分人知道窦纳乐爵士的名字（时任英国驻华公使），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的名字，而且所有的人都热烈称赞你的工作。”清末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所关涉的不再单纯是中/外这对关系，而是由于众多列强的插足，往往还关涉到外/外关系，甚至还有外/中/外这样的多角关系。俄国租借旅大、俄英贷款竞争这个案例所反映的，正是俄/中/英三角关系，其中，俄国又与法国存在盟友关系，英国则与德国并肩，使三角关系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这个案例表明，在19世纪末各方利益纠葛不清的清末政治关系中，作为记者的莫理循及其报道发挥了极其微妙而重要的作用。他被默认为英国政府的人当时《泰晤士报》的官方立场与英国政府是一致的。，却令英国政府在议会面前哑口无言；他做了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将所了解到的消息向公众传递，却无意中成为了列强蓄意的政治斗争中的一枚棋子。这是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导致的，也是19世纪末国际驻外记者的共同特点。莫理循及其报道的重要作用在他以后的记者生涯中，将表现得更突出和更彻底。
二、对《增阿暂章》的披露与清政府的“以夷制夷”策略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与众列强进行联合谈判，俄国在参加联合谈判的同时绕开其他列强，与清政府开展单独谈判，企图达成单方面的中俄协议，强占满洲。莫理循对俄国强占满洲企图的揭露引起了列强对俄国的国际干涉。1900年7月，俄国趁义和团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以保护东清铁路为借口，出兵侵占满洲并拒不撤兵。俄军在1900年7月17日宣布整个黑龙江地区处于战争状态，到10月中旬，直隶、满洲和西伯利亚共集结了约3 900名军官和173 000名士兵，到10月末，俄国控制了整个满洲。1900年11月，俄国向中国提出，在俄国保护下恢复满洲政府，并承诺会派出足够的军队保护满洲的铁路。莫理循指出这相当于军事占领：“这无异于战役胜利后的军事占领。尽管俄国向列强表示俄国将撤出满洲，每个中国人都意识到中国已经失去满洲了。”他进一步揭露俄国：
俄国乃是这样的一个列强：对布拉戈维申斯克（俄罗斯远东城市）中国传统称海兰泡。 的中国人实施大屠杀、吞并阿穆尔河即黑龙江。中国境内沿岸，并且在中国*有价值的省份、在牛庄（即营口——本文作者注）、在辽东半岛、在长城以北的地区、在从奉天到韩国边境线每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实行军事占领。
莫理循提醒列强：“当各国公使还在为联合声明里模棱两可的用词争论不休的时候，当联合声明必须得到全体列强一致同意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时候，俄国已经独立采取行动，加强其在满洲的势力。”俄国提出在其保护下恢复满洲建议后，便与当时的奉天将军增祺展开商洽，因为当时清廷已西逃至西安，俄国不可能与中国政府进行直接谈判。俄国的打算是先与东三省的满族将军商谈有限的地区性协定，以后再将其并入同中国政府缔结的总条约内（即后来的《辛丑条约》）。在俄国施压之下，奉天将军增祺指派道台周冕来处理此事。1900年11月10日，谈判双方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亦称《增阿暂章》。协定给予了俄国在奉天省范围内的完全军事控制权；中国军队被解散，由非武装的马步巡捕代之维持民间治安。进入12月，沙皇批准了按照奉天模式与满洲将军们缔结地区性协定的计划，还设法使中方谈判代表改为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杨儒，使谈判得以远离北京进行。
《泰晤士报》于1901年1月3日发表了莫理循于1900年12月31日发出的题为《一项满洲协议》的报道，披露了《增阿暂章》的内容。莫理循的报道使各列强得知俄国正在绕开联合谈判与中国进行单独秘密磋商。情报是李鸿章故意泄露的。两个月来，李鸿章在北京一直同俄方代表举行秘密讨论，从未引起列强的怀疑，而俄国坚持将谈判移往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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