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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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ISBN9787507853322
出版时间20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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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85元
货号3636958
上书时间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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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
【书 号】 9787507853322
【出 版 社】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12-01
【开 本】 16开
【定 价】 85.00元
【编辑推荐】
一部系统梳理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的著作。材料详实可靠，分析角度多元，对华夏传播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有助于读者系统地学习华夏传播学。书中提及很多华夏传播研究相关书目与论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内容简介】
该书概览了华夏传播研究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了华夏传播教学模式的探索过程，梳理了华夏传播学人的学术研究历程，介绍了代表性学者的学术观点，多视角反映了40多年来华夏传播的研究成果，为构建华夏传播学的“三大体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目录】
第*篇 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
第*章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华夏传播研究走向世界的追问
第二章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华夏传播研究的萌芽期（1925—1977）
第三章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华夏传播研究第*波的探索期（1978—1992）
第四章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华夏传播研究第二波的创立时期（1993—2002）
第五章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华夏传播研究第三波的调整发展期（2003—2012）
第六章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华夏传播研究第四波的高速发展期（2013 年至今）
第七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方向的思考
第八章 新时代华夏传播研究的使命、进展及其未来期许
第九章 反思中国传播学的“中年危机”，求索华夏传播研究的历史机遇
第二篇 华夏传播研究与教学的个体生命史
第*章 与华夏传播研究的美丽相遇
第二章 “华夏内向传播”理论的提出过程
第三章 华夏传播学学科（教材）体系建设的探索之路
第四章 华夏传播学体系之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的探索之路
第五章 厦门大学“华夏传播”系列课程思政实践与启迪
第三篇 华夏传播研究学人志
第*章 郑学檬——华夏传播研究的开矿人
第二章 李敬一——中华文化传播研究的先行者与践行者
第三章 孙旭培——行走在华夏传播的前沿
第四章 黄鸣奋——情之所系，力之所往，功之所成
第五章 尹韵公——一位穿梭于古今新闻传播研究的学者
第六章 邵培仁——中国传播学领域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第七章 黄星民——华夏传播研究的开创者与先行者
第八章 吴予敏——坚守文化本位，反思中研究，实践中传承
第九章 李庆林——中国传播学研究的践行者
第十章 赵晶晶——跨文化传播的桥梁搭建者
第十一章 谢清果——共生交往，心传天下
第十二章 孙顺华——以历史的视角挖掘华夏传播的无穷智慧
第四篇 传播学中国化研究学者访谈录
第*章 杨柏岭——树立人作为弘道媒介的自我意识
第二章 钟海连——做中国视角的传播学研究
第三章 黄星民——汲古之养分，融今之媒介，通未来之变
第四章 李红——华夏传播研究为世界提供新视角
第五章 邵培仁——以国际传播的视角做好华夏传播研究
第六章 张兵娟——以艺术形式增强中华文化传播力与影响力
第七章 潘祥辉——提升传播学本土化的学术想象力
第五篇 传播学中国化倡导者余也鲁的厦大印记
第*章 传播学的中国播种人——余也鲁
第二章 春风传意水传情——记我和余也鲁先生交往的二三事
第三章 回忆余也鲁教授
第四章 记华夏传播研究的奠基人——余也鲁教授
第五章 我心目中的余也鲁先生
第六章 我的老师余也鲁
【前言】
绪 论
2006年，我幸运地加入由郑学檬、陈培爱、黄星民、黄鸣奋等人开创的华夏传播研究团队。十七年来，我和我的团队肩并肩，手拉手，披星戴月，同甘共苦，同心同德，竭尽所能，继续运作这个在中国享有一定美誉的华夏传播研究团队。何其幸哉！何其快哉！
一、世界传播学和中国传播学的学术发展历程概述
2023年是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时间。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放在世界传播学和中国传播学的学术发展历程中来看，那会有别样的感受。
1943年，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美国艾奥瓦大学开课授徒，首开传播学学科建制之先河。从此，世界学术史上多了一个叫作“传播学”的学科。胡翼青主编的《西方传播学术史手册》评价施拉姆在传播学学科建制上的功绩说，“确实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可以说，没有施拉姆的一系列努力，就没有现在的传播学学科规模，或者说没有施拉姆的传播学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施拉姆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创立了世界上第*批传播学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并因此让美国的大学接纳了传播学。施拉姆培养了大批传播学博士，这些科班出身的学者后来构成了传播学发展*重要的有生力量。施拉姆先后撰写了十多部传播学教材，笔耕不辍，嘉惠学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背景下，施拉姆两次访华，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他关注到孔子的传播思想，以及张骞出使西域、郑和下西洋等中华文化中举世闻名的传播实践，并且嘱咐他的中国弟子余也鲁、徐佳士等人要大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传播学思想。可以说施拉姆对中国本土传播学（后定名为“华夏传播学”）是有推动之功的。
1983年，在余也鲁先生的直接参与下，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建立。就在前一年（1982年），75岁高龄的施拉姆来华访问，从4月21日到5月初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讲学。讲学期间，余也鲁先生全程陪同。4月29日，在复旦大学的报告会上，施拉姆讲第*讲，余也鲁讲第二讲。余也鲁就在中国进行传播学研究的可能性谈了自己的看法，首次提出了“中国传播学研究”这一主题。1983年，余也鲁先生将施拉姆的代表作《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今译《传播学概论》）翻译为中文，并为这部译著写下一篇意味深长的代序《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的探索》。该文写道：“传的艺术已深潜中国文化中，流漾在中国人的血液里，只差作系统性的与科学性的发掘与整合。”同年，由余也鲁先生担任筹备顾问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正式成立。作为全国第*批将传播学教学纳入新闻教学的高校，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因此与华夏传播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3年，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成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在厦门大学召开。前者是华夏传播研究的专门研究机构，后者是推动传播学本土化—以中国文化为理论资源和研究对象的重要会议。
为规范和繁荣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术发展，历经十年之功，经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批准，《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于2022年12月正式公布。该书的第90页正式将“华夏传播研究”列为词条，英文名为 Huaxia Communication Research，将之定义为：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传播活动与传播事件、著名人物的传播理念及
其学说为主要研究对象，进行发掘、整理与扬弃工作的一个研究领域。从广义上讲，华夏传播研究应该是对中华文化传统中的传播活动与传播现象进行发掘、整理、研究与扬弃，进而形成的以中华文化术语为话语表述，以中国智慧与价值为基本内核，以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与现实的伟大实践为背景，能够说明中华文化作为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的传播机制
与原理，从而为世界传播学的建构贡献中国主张。
二、重要概念的界定以及相关研究的开端
本书的华夏传播研究（或华夏传播学）就是本土传播学的雅称，是专指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探索中国人的传播智慧，提炼传播概念，剖析传播观念，建构传播理论的学术旨趣。传播学中国化是将源于西方的传播学传入中国，专指在中国接受西方传播学的过程。中国传播学则指传播学中国化的结果，即中国化的传播学，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的传播学，强调的是传播学的共性。华夏传播学专指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话语，遵循中华文化自身的沟通逻辑，从而形成的自洽的传播思想、传播理论及其历史变迁，强调的是传播学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华夏传播学是中国传播学中*具中国特色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高扬民族文化自信的传播学。
关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的开端，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将 1978年郑北渭先生在《外国新闻事业资料》上译介的两篇论文《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作为开端；另一种说法，将1978年余也鲁在香港召开的“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作为开端。就中国传播学而言，以前者为开端为佳，因为中国传播学侧重的是传播学在中国；就本土传播学（基于本土经验和历史文化，以本土概念为基础建构本土传播理论）而言，以后者为开端更为恰当，因为后者第*次明确自觉地发起建构本土传播理论的主张。而本书的取向显然是后者。
另外，传播学传入香港是传播学中国化的开始。若讲起中国大陆传播学中国化的时期，一般要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细数则是 1983 年的时候。彼时，厦门大学复办新闻传播教育，把“传播”写入系名，称为“新闻传播系”，并招收了第*届研究生，其中便有后来成为华夏传播研究代表性学者之一的黄星民先生。黄星民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华夏礼乐传播，同时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儒家传播效果论—风草论。此后“华夏传播”这一提法逐步从厦门大学走向全国，迈向世界。本书正是对这一光辉历程的相对系统全面的总结，以此向前辈们致敬！
三、华夏传播研究的教学、实践、科研齐头并进
现在的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在前辈学者的指引下，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华夏传播学教学和科研体系。在教学上，我们形成了本、硕、博一体化的教学体系，本科生开设了“华夏传播概论”“华夏文明传播”课程；硕士研究生开设了“华夏传播史论”“中国传播理论研究”课程；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华夏传播研究前沿”“媒介学与文明研究”课程，出版了《华夏传播学引论》《华夏文明与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等教材，《华夏传播学读本》《华夏传播学新读本》《华夏传播学的想象力：中华文化传播研究著作评介集成》等教辅，建设了“华夏传播学引论”“华夏文明传播”两门慕课。此外，我们以华夏传播教学为内容，获得福建省第二届教学创新比赛三等奖、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两次获得了题为“在厦门思考中国”“行走八闽大地，体悟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学校美育第二课堂项目资助。我们带领学生赴宁德、龙岩、平潭、漳州等地开展调研，了解县级融媒体、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红色文化传播、乡村振兴与水土治理、陈嘉庚精神等。在科研上，我们坚持创办“经典与传播研究读书会”，研学国学经典与传播学经典，努力推进中西传播思想对话，打造“华传学术共同体”，并不定期举办“中华文化传播大讲坛”近十场，同时支持学院本科生举办了多场“心传读书会”。我们的学术团队共同精读了《孟子》《奇云：媒介即存有》《科学革命的结构》《共识与秩序：中国传播思想史》等著作，在知识的海洋中畅游，教学相长，相亲相爱，砥砺前行，乐而忘忧！
近年来，我们以华夏传播研究会、福建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中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的名义，主办、合办、协办了包括华夏文明与现代传播高峰论坛、华夏文明与传播学中国化高峰论坛、华夏“丝路符号”传播论坛在内的学术论坛。此外，我们还承担了福建省新型智库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委托的“构建福建文化标识体系研究”“推进中华文明的福建标识培育研究”“增强‘文化强省’感召力影响力的福建区域影视研究：脉络绘制、功能价值与发展省思”等项目；成功申报了我们团队的第*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策略研究”。感谢学界同行的信任，我们将尽心尽力、尽善尽美地推进课题研究。
在著作成果上，目前我们已推出“经典与传播研究丛书”（已出版《中庸的传播思想》《庄子的传播思想》《〈论语〉的传播思想》《周易的传播思想》，即将出版《〈礼记〉的传播思想》《孟子的传播思想》《当媒介学遇上老学》等）。此外，厦门大学华夏传播研究团队近年来已推出《华夏自我传播的理论建构》、《华夏文明与舆论学中国化研究》、《华夏礼乐传播论》、《华夏圣贤传播论》、《作为媒介的圣贤：中华文化理想人格的传播学研究》、《华夏传播范畴论》、《华夏文化观念的传播诠释与当代价值》、《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新境界：中西传播思想的分野与对话》、“华夏传播研究论丛”（三卷本），等等。这些年来，我们华夏传播研究团队在《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著作三十余部，每年编辑出版《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中华老学》集刊各两辑，搭建了中华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平台。
《道德经》有云：“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我们甘当华夏传播事业的铺路石，不愿做世人手上把玩的美玉。我们的信念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华夏传播事业是以构建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为终极目标的伟大事业，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理念，努力打造本土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努力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而建构中国式新闻传播学，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华夏传播学，阐释好中华文明的共生传播气质，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奠定思想基础，提供理论支撑。这正是我们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初心与使命，我们享受这一奋斗的过程。
四、坚持文化主体性，构建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内在要求。学习西方传播理论，一定要有明辨性思维，要明白西方理论往往源自西方的社会实践，未必完全适合中国。中国学人一定要脚踏祖国大地，书写能够诠释中华文明何来**的传播学机制与原理，打造能够与传播学欧洲学派和北美学派相媲美的传播学中华学派。厦大人应当有这样的使命与担当。所以四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把构建华夏传播学的三大体系作为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并确立了“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的研究旨趣，努力打造能够阐释中华文明何以能够传承五千多年的传播理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现在笃定地认为，华夏文化中的精华不是“欧洲中心主义”所支撑的“普适价值”，而
是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中国好声音”；不是强调控制论与效果论的经验学派，而是讲究“风草论”与“水舟论”的文以教化。
时代似乎在关照着我们，当下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是国家赋予我们学者的神圣使命。在过去，我们思考中国的问题时似乎都离不开西方传播学理论。然而事实上，西方的政治全局，即所谓民族政治的范式是和西方实际相匹配的一种实践理论，能够阐释西方或者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实践。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里，有着五千多年文明的中国亦有自己的政治传播范式。想要构建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就必须走进传统，在吸收创新中建立中国特色的传播学。若要向世界传播好中国声音，在传播的内容、渠道等方面，都必须是中国式的，需要有中国价值、中国思想和中国观念。我们所倡导的华夏传播学正在努力做这样的事，即概括出一些中国式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进而构建传播理论体系，从而说明中华文明为什么五千
多年不断流的传播原理和机制。
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认为华夏文明不断流的传播学原理可以概括为中华文化中包含着“共生交往观”。“共生交往观”洋溢着中华民族“和而不同”的处世智慧，“和为贵”的处世原则，以及“和通天下”的交往理想，代表着人类的良心，体现了社会正义，反映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并且落实在“一带一路”倡议上，落实在“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上。
此外，在华夏媒介学的研究上，我提出当研究“生活媒介”。它作为物之媒介，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但不是所有生活之物都能成为媒介，我们需要对其传播功能进行厘清与思考。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南光二门口的大榕树作为例子，这棵榕树已然成为我们的共同记忆，学子们无论未来走得多远，都会记得这棵榕树。它已成为生活媒介。它以生活化的方式出现在我们生活中，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内涵，成为新闻传播学院学子心灵的原乡。为什么要提“生活媒介”？我认为，除了大众传播媒介，生活中还有无数其他媒介，它们共同构建了、串联了我们的生活意义。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在《桥与门》中看到了门与桥的媒介性，“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门”，将公与私严格分明，因此门也是重要媒介。在元稹的传奇作品《莺莺传》中，张生送给崔莺莺的手帕，在特殊情境下成为传情的媒介。
总之，我们认为，每一种文化背后都有自己的传播逻辑，或者称为文化逻辑。我们的文化逻辑和传播逻辑不同于西方，所以我们必须建构传播学本土化体系。在中国的文化逻辑中，“责任优先于权利”。不同的文化逻辑往往导致不同的传播逻辑或交往逻辑，因此，应当基于中国自身的文化逻辑去建构中国的传播逻辑。我在给学生开的华夏传播专业课上，曾围绕“文化自信与大国形象：中华文明传播的效果反思与未来展望”的主题展开研讨。我为学生构建了“历史自信：中华文明传播的底气”“文化自信：中华文明传播的骨气”“文明自信：中华文明传播的志气”“方法自觉：中华文明传播的巧实力”“心传天下：中华文明传播的气质涵养”等五个篇章二十多个选题。
总之，在新时代，构建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然成为传播学每一位学者的重任。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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