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我还曾发表过一篇英文论文,讨论晚清官员收藏活动中的心理问题(“Antiquarianism in a Time of Crisis: On the Collecting Practices of Late Q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1861-1911,” 载法国学者Alain Schnapp等编Traces, Collections, and Ruins: Towards a Comparative History of Antiquarian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如果在和平年代,政府官员积极参与收藏活动,可能会比较少地招致訾议并引起内心不安,因为收藏活动本身就可以被视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即便在内困外忧的时代,如果一个收藏家不是政府高官,而是家境优渥的士绅,或是富商,他也不必为自己的收藏活动承担道德责任。但是,对于政府官员特别是高官来说,国家危难之际的收藏活动确实可能面临“玩物丧志”这样的问题。可以说,在晚清,政府官员的私人收藏活动和他们的社会职责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由于大清帝国面临的危机而被突显出来了。我们在吴大澂和他的友人们留下的文字中,能见到他们关切“玩物丧志”这个问题。处于国家危难之际的晚清官僚们,怎样才能为自己的收藏活动寻找理论依据?怎样才能摆脱“玩物丧志”的焦虑,更为心安理得地开展收藏?我的论文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此文尚没有中译本,讨论的问题也和社会机制无涉,此次没有收入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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