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西派海印子内丹修炼典籍：天乐集（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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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沛文 主编
出版社宗教文化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3
版次1
印刷时间2013-03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上书时间2020-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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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华民族内丹学是参天地、同日月、契造化的金丹大道，又是返自然、还本我、修性命的天人合一之学，渊源流长，肇始于伏羲、神农、黄帝上古时期，与道学同源，乃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史书载昔黄帝访天师岐伯问疾学医，作《内经》以阐明医学治疗人民之疾苦，始开中华医学之先河；同时登空同访广成子学仙问道，鼎湖跨龙白日飞升，仙宗道脉由斯滥觞。嗣后老子、庄子集其成，阴长生、魏伯阳、葛洪、魏华存奠其基，钟离权、吕洞宾、陈抟、刘海蟾将内丹学理论体系发展成熟，大开法门传道。自此内丹流派纷呈，大略可以分为南、北、中、东、西五大流派，其余尚有龙门派、伍柳派等孳生的流派。南宗创始于浙江天台张紫阳（984—1082），名伯端，有《悟真篇》等记其法诀；北宗创立于陕西咸阳王重阳（1112—1170），传全真七子，金莲演派，至今传承鼎盛；中派则肇始于元朝李道纯，著《中和集》等FP，调和南北两派丹学于一炉，故后世称之为“中派”。东派创立于扬州陆潜虚（1520－1606），名西星，著《方壶外史》、《三藏真诠》、《南华副墨》等流传于世。西派，创自乐山李涵虚（1806－1856），著有《圆峤内篇》，大张法门，递传近代而不衰。
降至近代以来，一批倡导丹道仙学的饱学之士，活跃于民国年间，其间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陈撄宁先生（1881—1969）和徐颂尧（海印山人）等人。胡孚琛教授在《道学通论》中指出：“陈撄宁、常遵先、徐颂尧等一批学者为发展内丹学，弘扬道教文化做出了贡献。”[1]徐颂尧先生早年师承于西派汪东亭（1839-1916），博学儒、释、道三教经典，堪称20世纪上半叶精通儒释道修养之道的翘楚。其学术造诣，被著名佛学家刘洙源的弟子金弘恕称为“堪与陈撄宁先生相伯仲”[2]，推崇之高，溢于言表。陈撄宁先生的著作，在国内先后曾多次出版，已为道教学者和丹道爱好者所熟知。而海印先生的生平和著作《天乐集》等，却尚未被学术界和爱好者所熟悉，其著作也没有能很好地整理出版，这是与徐颂尧先生的学术地位很不相称的。
颂尧生平
徐颂尧，浙江苏州人，原籍浙江嘉兴桐乡槜李（今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生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号海印、海印居士、海印山人、融空、尘隐、尘隐居士、玄隐外史、玄静居士、玄静子等。据佛经《华严妄尽还原观》中有云：“言海印者，真如本觉也。妄尽心澄，万象齐观。犹如大海，因风起浪，若风止息，海水澄清，无象不见。”盖以“海印”为名，当有此义。是近代著名的道学家、佛学家，曾名噪于苏、沪、杭一带，门人弟子众多，据说其门徒逾千[1]，其中著名者有李仲强、李廷光、胡澄阳等等，被道门誉为“西派高杰”、“西派翘楚”。
海印自云其在襁褓时，即喜闻梵呗之声。邻有请僧，礼忏或施食时必去参观，流连不忍去也。民国元年（1912），年仅十七岁，迨小学毕业，由当时浙江省教育厅考选保送北京西郊外清华学校中学部。该校为留美预备学校，经费充足，待遇优渥，入校学生，一律免费。清华园内，山水秀丽，垂杨覆道。园西一带，曲径深邃，松风清飒，亭榭点缀，鸟语清幽。课余盘桓，乐而忘倦。彼时食则珍馐，住则洋房，优游泮奂，过着舒适愉快之生活，尚不知有修行事。[2]
虽清华校园环境优美，生活舒适，但“因功课繁重，心又好胜，不甘落后，极力研读，用功过度，致心火上炎，肾水下漏。初时有梦遗泄，继则无梦滑精，每夜达二、三次，并且不觉何时遗漏，精关无锁，服药无效。至民国三年（1914年），骨瘦如柴，形神不偶，行步惟艰，说话无力，势成痨瘵。”[3]
是年春，偶然游览海甸，“步入一小书店，见有石印《性命圭旨》”，“一见有如磁石吸铁，远客还乡，大喜过望，顿生信心。及购归细阅，方知是道家修炼之书。”“读后，已悟尘世一切，俱属虚幻。盖世才华，惊人勋业，究竟敌不过一个‘死’字，博士学士，与生死有何交涉？得到锣鼓一歇，四大分张，尽作土馒头去，殊非了当。即觉予所走之路，实属暗闇。觉予当初欲出洋留学，志在得一博士、硕士学位，实属错误。”彼时道念萌发，思想大变，几欲尽弃一切而专修行。[4]
该年暑假南归，在上海幸遇西派明师体真山人汪东亭，是时汪东亭年七十六，“绿鬓朱颜，身如洪钟，后脑耸出如横山，仙风道骨，望而生敬，再拜皈依。”先生曰：“子已动一心一肾，若再动肺，一咳嗽，病即成矣。赶快下功，须死心塌地，诸事放诸度外。一面多吃生藕，以清心火，方可挽此危局。一成痨病，即难医矣。”颂尧当时如梦初醒，遂皈依汪体真老人，得以指授调息工夫。念生死事大，回家一意下功修习。经过修养不辍，身体得以完全恢复康健。颜色鲜洁，红白相映，目如秋水，黑白分明，捷步善跃与童子一般。回忆曩时两眼发赤，骨瘦如柴，行步蹒跚者，已判若两人矣。揽镜自照，不觉欣然自喜。设当时不遇汪体真老人，其死久矣。于是重振旌鼓，再至京求学。[5]
民国四年（1915），考入清华高等学校，虽然继续攻读。但有暇则在清华园中静坐修习，并检阅清华校内藏书，凡诸子百家，宋明理学，皆能悉心研究。一日，因读明儒罗念庵“解组诗”，“将诗循环讽诵，弥增感慨。时清华功课。日益繁剧，几何理化，顾此失彼，与予修行之念，如冰炭之不相入。”遂放弃清华学业，辍学回家修行。[6]
回家后，经常于每月都去拜谒汪东亭，请教道奥。体真老人以其年幼好道，年尔弱冠，殷勤启迪，点开心易，表里洞然，钟吕要诀，吐尽弥遗，证之丹经，无不水乳交融。[7]
至民国六年（1917年）秋初，汪东亭鉴其学道志诚，师资相契，遂传柱下一贯相承之口诀、钟吕门下相承修持要妙，超凡入圣之真机，彻底相示，为吕祖门下西派之嫡嗣，少阳下七世法孙，若从太上数起，则乃八世法孙也。末惟切嘱藏修勿露迹。当时如贫子得承钜产，不禁喜极欲狂。既承道脉，谨遵师嘱，匿迹韬光，潜行密用，不为人知，绝口不谈仙诀。[8]该年汪东亭亦仙逝化去，逝前有“十年后求我于武当，必有响应”之语。[9]
虽然海印得西派之嫡传，放弃清华学业在家一意修行。但是“但辍学修行，大为堂上所不满，家居两载，家母之怨言，家父之呵责，几无日无之，结果，用工看书，均难如愿”。民国七年（1919），在家庭压力下，海印重行考入北平税专读书。在此校毕业后，可入海关服务，待遇优渥，经济可以独立，便可自由学道参佛，这也是海印入税专读书之原因。[10]
民国九年（1920），在北京得遇无量寺达法老和尚。时老和尚年近八十，精于禅宗，海印归依其门下参悟，多有悟入，赐法名“融空”。因从达法学，海印才知宗门向上事，遂读诸家语录，尤契永嘉玄觉《证道歌》。是年秋，被指派到上海江海关服务。[11]
民国十一年（1922），因觉在上海工作，环境引诱太多，虽不至于染上恶习，但是道心全失，遂生退意。恰好一同学来信介绍去盐务工作，薪水比海关更为优待。遂辞去海关工作，入江苏扬州盐务稽核分所，旋又调仪征十二圩支所。十二圩地处偏僻小镇，地瘠民贫，少外界环境之诱惑，再加上工作清闲，于是重拾道心，专意修行，遍阅佛道经典。
民国十二年（1923），因读周士安所著《万善先资集》，大为感动，立即发愿戒杀，持短斋，归心净土。
民国十三年（1924），七月，日本真言宗僧正权田雷斧应潮州王弘愿居士之请，携日僧数人来潮州开坛传授密法。海印赴潮州灌顶学东密，得见王弘愿居士。投花时得本尊为弥陀菩萨，更坚净土之信愿。回扬后，作《道室纪余》，记学密事，而仍在推崇净土一宗。
民国十六年（1927），此时海印已经长斋，早晚课诵。调扬州稽核分所，常与准提寺闭关老僧本源和尚往还，参悟佛法。
民国十九年（1930），因阅《清凉山志》，对文殊菩萨顿生信仰，于是发愿编辑《师利菩萨本迹感应录》，以三年为期。
民国二十年（1931），海印欲辞职专修佛道，但未核准，改调杭州两浙稽核分所。得遇杭州刘居士，互相切磋佛法，与之相过从，获益良多。
民国二十一年（1932），再次提出辞职，予以获准。因此能全力在家修持并编辑《文殊感应录》。此年后，海印便专心从事佛道著述，尤以佛学文字发表最多。
民国二十三年（1934），寓居故里浙江嘉兴。余了翁返里，相与讨论《儒佛心要》之公案。
民国二十四年（1935），二月，在《海潮音》发表《儒佛会勘》，此文以禅论儒，慧解颇多。太虚法师于此文后作《阅儒佛会勘随笔》。五月，海印发表《关于“儒佛会勘”与“心要”的一幕》，除答某君外，也就太虚法师对《会勘》的点评作了还击。七月，因阅法尊法师批评《藏密问答》文，遂作《阅避嚣室主评藏密答问随笔》，主要论及法尊法师关于净土见地之过失。九月，应《佛学半月刊》之邀，将前发表之《儒佛会勘》修改后成《儒佛心要》一篇，刊登在《佛学半月刊》第一百期。十一月，法尊法师复有《答阅评藏密答问随笔》发表在《海潮音》上，与海印笔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春，时局渐呈紧张，战云密布，余了翁问以道眼观察时局，具何高见？海印答以“既有时局对象在心，似只可以世眼观察，孔子不亦云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曾子曰：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一家然，一国亦然。所患者，我等同生此土，共业所感，不无受少分等流果耳。”战事既起，自嘉迁住湖之乌青。容膝之下，趺坐焚香，闲取《大易》、《庄》、《列》诸书，反覆玩绎，妙义纷披，时有会心，乃笔而藏之，将以此为幽居之鸿爪，旅中之纪念，斯即《天乐集》巨著之草创因缘。
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至上海佛学书局访余了翁不遇。六月，乡镇不靖，自乌返嘉。九月，迁居江苏苏州吴县。既得安身之所，乃复出其旧稿，从事增修《天乐集》。云“自国难綮起，目击时艰，弘济有心，挽劫无术。遂发愿公开一部分妙诀，著成《天乐集》一书。将道家教义，彻底整顿一番，以报（汪东亭）老人法乳之恩，而续柱下一线正脉。兼以天和天乐，补助民生，减其疾苦，获精神上之安慰，以补物质上之缺陷。下用固足强身，大用可以强种，对内对外，均有裨益。此乃因战事初起而发心著述之经过情形也。”在乌镇避难时，在兴教观见一吕祖像，购而祠之，昕夕礼拜，以求加被。
民国二十八（1939），七月，《仙道月报》始连续刊载海印《论性命圭旨十二大错》、《外身易形》、《大小周天》等仙道文章。八月，《仙道月报》刊登“丹道刻经会征求附印《玄谈集》启示”，谓“《玄谈集》一书全部共九卷约十余万字，为浙西海印子巨著，内容材料丰富，且三教全通，学理甚为透彻。今著者极愿将该书流通行世，藉以广集善缘”云云。并刊登了《玄谈集》九卷全部目录。
民国二十九年（1940），春，海印《禅净合要》行将付印，余了翁特为作序寄示。十二月，《仙道月报》编辑汪伯英在《仙道月报》二十四期上致函海印，于海印论著专尚心息相依在外之旨及调和仙佛异同之说表示不同看法，海印作函答复之。
民
1964年，时年六十九岁。《天乐集》已积二百余卷，尚继续从事修改增益[13]。此年后生平不详。
三、《天乐》撰著
徐颂尧一生致力于道学研究，并兼及儒、释诸家典籍，博阅广参，焚修证悟，深入法海，同时勤于笔耕，著述等身。其用功最多、耗时最长者，是《天乐集》一书，自1937年起稿，直至1964年，几三十年间数易其稿，不断删修增补，据说全书文字量达二百余万字。
1、《天乐集》著述之起因
丹道仙学向来立有“深藏守，莫传文”的训诫，故而古代得承丹道修炼秘诀的高真对传授丹诀都非常的谨慎，甚至有“宁可失传，不可妄传”之说。比如东汉魏伯阳在《周易参同契》中就说：“窃为贤者谈，曷敢轻为书？若遂结舌瘖，绝道获罪诛。写情著竹帛，又恐泄天符。犹豫增叹息，俛仰辄思虑。”不可妄传，又不可不传的忧虑、矛盾之情跃然纸上矣。故又讲：“吾甚伤之”，“忧悯后生，好道之伦”，“故为乱辞，孔窍其门”，“定录此文”，“著为图籍，开示后昆”。“未忍悉陈敷”，“露见枝条，隐藏本根”，“字约易思，事省不烦。披列其条，核实可观”，“智者审思，以意参焉”。“惟斯之妙术兮，审谛不诳语。传于亿世后兮，昭然而可考。……思之务令熟兮，反复视上下。千周灿彬彬兮，万遍将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灵忽自悟。探端索其绪兮，必得其门户。”这就是古仙传道之严密的真实写照，同时也反映出古人传道度人之心、传道之情的殷切。
海印自从获得汪东亭秘传丹道口诀后，承接道脉，遵行“藏修勿露迹”的师嘱，二十多年来，“匿迹韬光，潜行密用，不为人知，绝口不谈仙诀”，仅以所参之佛法随缘度化。但是，自1937年发生“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局势不靖，造成社会动荡恐慌，人们生活颠沛流离，多有生命朝夕难测之感。作“为吕祖门下西派之嫡嗣，少阳下七世法孙”的海印子，怎能坐视大道绝传的急迫局面呢？在这种时局环境之下，不得不将丹道口诀泄于笔端，著书以俦道脉。因此，“岁在丁丑[14]，战事既起，予自嘉迁住湖之乌青。容膝之下，趺坐焚香，闲取《大易》、《庄》、《列》诸书，反覆玩绎，妙义纷披，时有会心，乃笔而藏之，将以此为幽居之鸿爪，旅中之纪念。”[15]又讲：“自国难綮起，目击时艰，弘济有心，挽劫无术。遂发愿公开一部分妙诀，著成《天乐集》一书。将道家教义，彻底整顿一番，以报老人法乳之恩，而续柱下一线正脉。兼以天和、天乐，补助民生，减其疾苦，获精神上之安慰，以补物质上之缺陷。下用固足强身，大用可以强种，对内对外，均有裨益。此乃因战事初起而发心著述之经过情形也。”“意欲与普天下好道之士，结殊胜法缘，用以黼黻太平，共襄盛治，区区之意亦可以无愧矣。”[16]
以上就是《天乐集》撰著的缘起，堪称应运之作，而不拘泥以古律之表率也。同时也反映出海印拳拳爱国之心，祈盼太平盛治之情，以及对西方追求物质享受造成异化和战争的忧虑。
2、《天乐集》之稿本演变
《天乐集》起草于1937年，据知直到1964年，二十七年间一直增修不辍，据说全书文字量达二百余万言，诚如海印自己所讲：“数千年来谈道之书，尚无如此巨帙也”。现依据我们当前所掌握的材料，将《天乐集》的流变情况作一下简要说明：
（1）海印在《天乐集后序》中指出，“是书之初创也，仅得二卷”。该二卷《天乐集》，就是现在《天乐集》的《玄修抉微》中的部分内容[17]，其撰写时间在1937-1938年间。由之二卷，直至演成后来的一百十五卷的《天乐集》。
（2）在1939年《仙道月报》七月号开始连续刊载海印《论性命圭旨十二大错》、《外身易形》、《大小周天》等仙道文章。八月，《仙道月报》刊登“丹道刻经会征求附印《玄谈集》启示”，谓“《玄谈集》一书全部共九卷约十余万字，为浙西海印子巨著，内容材料丰富，且三教全通，学理甚为透彻。今著者极愿将该书流通行世，藉以广集善缘”云云。并刊登了《玄谈集》九卷全部目录。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天乐集》的前身又名为《玄谈集》，其时的篇幅规模“共九卷约十余万字”。然而，在海印的《天乐集》及我们能得知的资料中，海印一直都没有提及《玄谈集》的名目，因此一些读者对《玄谈集》的存在表示怀疑，或推测是否《仙道月报》的编者改动了该书的名称。这个问题，我也曾反复思考，后阅《天乐集》之卷八《心息相依》节末有云：“予昔以因缘, 得遇汪师, 指示此心息相依法门, 方知玄宗确有真传。今此玄谈, 直揭相承口诀, 公开四千年来不传之秘, 盖不忍斯道之湮没无闻, 愿与好道之士, 同修同证, 得身心安乐之益, 延年益寿之效焉！”其所云“今此玄谈”云云，是否就是该书稿曾命名《玄谈集》的痕迹呢？
（3）1942年，海印作《天乐集后序》，在序言中称“自二十七年九月，迄本年十月，五年之间，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三十卷遂得次第告成”。在《自序》中也讲：“既得安身之所，乃复出其旧稿，从事删修。禅观有暇，复著《玄元道妙》、《禅玄合参》、《儒道会通》、《道室随笔》、《道室杂著》、《卫道论衡》等编。卷帙日增，重为厘定，合前作共得三十卷，而以《服食考》二卷附焉。书既成，订名《天乐》。”我们现在所整理的《天乐集》依据之版本，就是该三十二卷本。从《自序》所署时间“民国三十一年岁在壬午孟冬之月”来看，该版刻印大概是在1943年，参与刻印校刊的是海印的及门弟子，他们依次是“姚纉阳、陈寂阳、乔逸阳、费宗阳、李明阳”五人。
（4）1943年，《天乐集》一书，由海印本人和及门诸子集资，在上海印成节要本一厚册，以便门下讲习之用。该节要本，计十一卷，三本合订一册[18]。此本当是“三十二卷本”的删节本，现今尚没有见到该本。另外，“三十二卷本”印刷或许在该“十一卷节要本”之后。
（5）1948年6月，《海印居士与金弘恕函》中介绍，其时所增修的《天乐集》“全书计五十二卷，分《玄修抉微》、《玄元道妙》、《禅玄合参》、《儒道会通》、《易学发隐》、《庄列阐幽》、《道室杂著》、《道室随笔》、《传考诗释》、《先师语录》、《道化史略》等编。分门别类，穷微极奥，总计一百三十万言。”该本规模是十二大类，五十二卷，总计一百三十万言，是在“三十二卷本”的基础上增补而成。该本我们现今也未能得以看到。
（6）1949年仲冬，在该时所作的《天乐集自序》中再次讲：“予早岁即有志于斯，博参深究垂三十年，乃觉怡然理顺，涣然大通。比以战乱，息影古吴，禅寂之余，兼事著述，以畅玄理。十岁以来，次第成《玄修抉微》、《玄元道妙》、《禅玄合参》、《儒道会通》、《易学发隐》、《庄列阐幽》、《道室随笔》、《道室杂著》、《仙真传考》、《名彦诗释》、《道化史略》等编，卷帙日增，遂厘定为一百十卷，而以《服食考》五卷附焉。”可以见此时，将“五十二卷”本《天乐集》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增修，已经成为“一百十五卷本”了。
（7）1964年，海印继续在增修《天乐集》。据潘雨廷先生《读易提要·玄隐外史〈易学发隐〉提要》中介绍，其中得《易学发隐》已经增修为十二卷[19]。该十二卷是《天乐集》全体之“卷五十七至六十八”，“夫总观此书，洋洋二十余万言”。[20]由此可以见《天乐集》整体规模之宏伟矣！诚为“黄老心法，至是宣泄殆尽矣”[21]，不愧“数千年来谈道之书尚无如此巨帙也”[22]。
（8）1968年，台湾西派同仁马合阳、董化阳、周靖阳等组建壶苑出版部，刊印了《海印山人谭道集》。《谭道集》系汇辑昔年《仙道月报》所选登《玄谈集》之文章，附以“前言、吴序、白玉蟾真人语录、后记、李涵虚真人小传”诸篇而成，为弘扬西派之学、以及海印之学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9）1974年，陈毓照先生从潜谷老人处获得《天乐集》，惜为一册八卷，“仅十分之一耳”。粗阅数章，即得眼界大开，心地开朗，方知圣圣相传之丹诀，而后继之确有人也。赞叹“但纵观此书，已赅历圣之丹诀大成，剖前人丹学所未剖，处处剥皮见肉，字字引人入胜，《参同》、《悟真》、《阴符》、《道德》之秘旨，无不彻底泄露，各种丹诀经验，无不详尽赘述，真道学之大成，丹经之指南，玄学之籥匙矣。”同时“深恨好书难得而易失，末学恋假而迷真。《天乐集》者，真如天乐鸣空，足以陶情养性。爱道君子，能阅之者，有几人哉？”“故决意刻印数份，分赠个中之人，以公同好，共登云程。”商定用蜡纸刻印二十份，为了便于翻阅在该书之首加以目录。
惜经历史原因，115卷足本《天乐集》已难觅得，希望以后能有奇迹发生。现今尚保存有题名“玄隐外史”辑录的《体真山人丹诀语录》[23]，亦仅存残部41600余字。另外从《天乐集》所得线索，尚编有《体真山人丹诀秘录》、《体真山人丹诀别录》，此二本也未得见。以上三部分内容，或许就是《海印居士与金弘恕函》所提到《先师语录》中的内容。
五、结语
阅读了本篇，读者对海印子徐颂尧的生平有了深入的了解，可知徐颂尧称之为20世纪上半叶精通儒释道修养之道的翘楚是当之无愧的，其学术修养“堪与陈撄宁先生相伯仲”诚为客观之评价。陈撄宁先生的著作在国内先后曾多次出版，如《道教与养生》（1989年）、《仙学解密》（1991年）、《中华仙学养生全书》（2006年）、《仙学精要》（2008年）等，已为广大的道教和丹道爱好者所熟知和熟读。然而海印先生的著作《天乐集》等，尚未能很好地整理给予出版，向学术界和道学爱好者介绍，可以说是内丹学研究领域一个非常重大的遗漏。
早在1999年前后，陈毓照老师将其唯一一套保存下来的1974年油印本《天乐集》传授给我，并嘱咐我点校整理出来，以备将来出版之用。当时感觉该本篇目次序杂乱，故依据陈师所传功诀，将篇目次序给予了调整，方便于读者阅读和参研。直至近2000年底，终不负陈师所托，将该《天乐集》8卷186节本整理完成。现在该整理本流行于互联网，系某友人于2002年前后公布在互联网，被丹道爱好者所广泛转载，通过计算机搜索功能不难阅读到。另外，现在网络流传的《天乐集》，因为当时所依据的是手工蜡刻的油印本，誊抄刻印过程中造成的错误在所难免，虽然与众多参考书进行了校订，但因条件所限难以一一校正，讹误依然颇多。某君出版之《丹道养生道家西派集成》所收录的《天乐集》，就是依据该本编印出版的。可惜的是某君未能仔细校正，讹误依然，无善本之校刊也是导致讹误之主原因也。
据知《天乐集》全本100多卷，蔚为大观，至1964年尚在增修，最完整稿因历史缘故难以得到，甚是可惜！直至2009年，因缘遭际，觅得一套上世纪40年代铅印本《天乐集》，通过高价才得以转让获阅。该本全部计8册32卷，我所得的本子却仅获4册16卷，但也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思之可据该本校勘油印本《天乐集》矣。惜其间整理了《方壶外史》、《天乐丹诀》等丹道书籍，《天乐集》的整理工作一直未能着手进行。直至去年冬，方将《天乐集》的继续整理工作得以重新启动。今所点校之《天乐集》，是根据40年代的32卷铅印本为工作底本整理。同时得到四川周全彬兄的鼎力支持，将海印撰著的有关佛学著述，以及将海印发表在诸佛学杂志上的众多文章给予搜集整理，也补充到《天乐集》之中，作为《天乐集续编》。现在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部《天乐集》巨制，是海印关于道学和佛学两部分合编而成，汇为一册，文字量达百万字。希望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能展现给读者一个比较全面的海印著作文集，以便于读者能全面的了解海印学术成就和思想精髓。《天乐集》整理工作进程正在有序的进行时，不幸的是陈毓照师在今年春季羽化矣，享年88岁。我们不能将整理好的《天乐集》再让陈师审定，是最大之憾事也。故发愿唯尽我们最大之努力，完成《天乐集》之出版，报师恩之万一耳！今得以重新点校，努力完成出版流通，不负读者之所热盼，并了先师之夙愿。祈陈师之仙灵，欣喜于九天，我愿足矣！
另外，由于笔者学识浅薄，必然在整理本书过程中存在诸多的纰漏，希望诸位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鉴谅，也希望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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