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狐(一段水上劳工的悲欢命运 一曲礼赞勇敢、前进的正能量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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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狐(一段水上劳工的悲欢命运 一曲礼赞勇敢、前进的正能量之歌)

正版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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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蔚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ISBN9787536077560

出版时间2016-09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纸张轻型纸

页数318页

定价30元

货号1407905

上书时间2024-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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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    名】 白狐(一段水上劳工的悲欢命运  一曲礼赞勇敢、前进的正能量之歌)
【书    号】 9787536077560
【出 版 社】 花城出版社
【作    者】 叶蔚林
【出版日期】 2016-09-01
【版    次】 1
【开    本】 32开
【页    码】 318
【定    价】 30.00元

【编辑推荐】 
本书选入叶蔚林的中篇小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白狐》等。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讲述“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因为没有盘缠,搭上一张木排。小说随之展开放排人盘老五、石牯、赵良等人的故事,贯穿了几十年的风雨历史。

     盘老五年轻的时候,与财主家的丫头吴爱华情投意合,财主却把吴爱花许配给了一个长工。石牯与改改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恋人,却被大队支部书记李家栋、公社的刘组委等人活生生的拆散。放排人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饱尝人生苦楚,即便如此,他们与命运反复较量,仍然无所畏,驾驭木排,登上险峰浪尖,昂首进入中流。

     小说在大自然的背景中描绘人生的图画,突出诸多人物的人性表现,融会了哲理和诗情,从而焕发出美学的光彩。

【内容简介】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讲述“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因为没有盘缠,搭上一张木排。小说随之展开放排人盘老五、石牯、赵良等人的故事,贯穿了几十年的风雨历史。放排人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饱尝人生苦楚,即便如此,他们与命运反复较量,仍然无所畏,驾驭木排,登上险峰浪尖,昂首进入中流。

【目录】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叶蔚林 

白狐
......................................................................叶蔚林 

割草的小梅
..............................................................叶蔚林 

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
...................................... ..........叶蔚林 

第*步和第二步之间
......................................... .......叶蔚林 

怀念叶蔚林
...................................................... .....肖建国 

叶蔚林“第二步”小说创作散论 ....................................胡宗健 

叶蔚林“第二步”小说创作散论 .....................................胡宗健 

叶蔚林主要著作 

编后记

【文摘】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七一年夏天的那次航行,航行在潇水上游——没有航标的河流上。那时我被推荐去省城上大学,我渴望能坐坐从没坐过的汽车和火车,可是我没有钱,只好听爷爷的话,搭上一张带棚子的木排。起初自然有点不乐意,后来我记起在哪里看过一本小书,讲的是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的故事:他年少时也是和渔夫们一块坐船出门求学的,终于成为誉满欧洲的人物。想到这么伟大的科学家,当时也和我一样赤着双脚,带着包袱, 在水上漂流,于是我就不怎么觉得委屈了。

    那么,我是怎样被推荐上大学的呢?俗话说:碰得好不如碰得巧。千真万确,我能上学,完全出于偶然。

    那一年春迟,二月二,龙抬头,按理说,桃花早已开了,柳条早已爆芽了。可是初五却来了寒潮,小雨夹雪,纷纷扬扬一连落了四五天。到了初十,才雨停雪止,太阳出来,天气转暖;麻雀在潮湿的泥地上到处乱跳。风向转南,软软润润的,好像丝绸拂过面颊;人们说:春天真的来了。

    第二天早上,爷爷吩咐我去种南瓜;不是随便讲的,语气又认真又严肃。我觉得奇怪:爷爷怎么叫我去种南瓜呢?从小我就晓得:爷爷是十分看重南瓜的。每次煮吃南瓜之前,他都将南瓜籽儿小心地抠出来,漂净晒干,里三层、外三层用纸包起,塞在灶门边的砖洞里。冬至前后,南瓜籽儿收集得相当多了,他就打开纸包选种。这时刻,他的神情专注极了:嘴里衔着空烟杆,两道长眉毛在鼻梁上面纠结起来,眼睛炯炯放亮,枯瘦的指头捏住一粒粒南瓜籽,看个仔细,就像珠宝商人鉴别钻石一样认真。选出的种子,用另纸包起,扣进一只生锈的铁盒子里。每隔三五天,再取出来选一遍;这样反复淘汰多次,*后才选定那么三四十粒。这些宝贝不再放在铁盒子里了,换块麻布包紧,塞进贴身的棉背心口袋,用自己的体温保护着它们。接着,整个冬天,爷爷每日早早起床,背只筐,拿个竹夹子,在村头路边拾野粪;有时一直走到五里以外的潇水河畔。

    草上的露水湿透了他的裤管,穿草鞋的一双赤脚冻得青紫。爷爷从来公私分明,拾来的野粪和家肥永远分堆存放,野粪种南瓜,家肥交队,两者绝不容混淆。我刚懂人事,爷爷就一天三遍叮嘱:不要屙野屎撒野尿,屎尿一定要屙在自家的粪坑里。我听爷爷的话,在小学读书时,常常因为憋尿,胀得直想哭。

    爷爷呢,有一次去赶闹子,我吵着要跟去。爷爷说;伢子,莫去,给你买好吃的回来。爷爷走出三四里,折回来了,双手捧着一个荷叶包。我以为是什么好吃的东西,喜得拍手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包新鲜的牛屎!

     爷爷每年种南瓜费了几多心机呵!他种出的南瓜确实好得出奇:一色身圆蒂正,一色光滑金黄,一色米斗般大小。白露秋分,南瓜收下,摆在床铺下,八仙桌下;个儿大的挨堂屋的北墙码起一溜,展览品一样,足有半人高。一早一晚,出门进门,爷爷都要对南瓜欣赏一阵,用手摸摸,用指头弹弹。我长到二十岁,到底吃过多少南瓜,那恐怕没法算。不过我决不厌弃南瓜,因为它曾经联系着我一家的欢乐和悲哀;我对南瓜的感情,永远不会淡薄。我听村里的老人说过:四十几年前,爷爷给地主当长工,三十岁上还是光棍一条。民国十六年,湘南大饥,许多人逃荒到这一带偏僻的山里。逃荒人的景况很凄惨,十八岁的女子,换上三升包谷米,就算卖了好价钱。有一天,爷爷犁完田,收工回家,不知什么时候,身后跟来一个女子。这女子蓬乱着一根粗辫子,一身衣衫褴褛,两个肩头都露在外面。她不声不响,一直跟到爷爷家门口。爷爷问她要做什么,她噙着眼泪说:“好心的大哥,收留下我吧!”爷爷叹气说:“我拿什么养活你呢?老实说,米没一粒了,只有八只南瓜。”听说有八只南瓜,那女子的眼睛霎时放亮了,坐下就不肯走了。于是,那女子就成了我的奶奶。爷爷和奶奶懂得南瓜的价值,大约也是为了纪念吧,他们从此年年大种南瓜,一年比一年种得好。在漫长的饥饿威胁中,南瓜确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安全感。解放之后,土改分了田,后来又参加了农业社,开头那些年,生产节节提高,粮食年年稍有盈余。但爷爷不敢掉以轻心,仍然年年亲自种南瓜。南瓜吃不完,第二年青黄不接时就挑去闹子卖,换回盐、酱、火柴、煤油,还有烟叶子。记得我刚上小学那年,学费就是靠卖南瓜得来的;另外,爷爷还给我买了一只蓝色的帆布书包。成立人民公社那年,风调雨顺,稻子长得特别好,红薯烂在地里都顾不上收。当时的公社书记李家栋,高嗓大喉发号召:一天三餐干饭不要钱,大家敞开肚皮吃呀,共产主义到啦!村里的食堂,三口大锅煮饭,从早到晚烟熏火燎,蒸气腾腾;吃的是流水席。食堂附近有条水渠,炊事员天天到那里洗钵子,早晨水清见底,淤泥上铺满一层饭粒;爷爷看了直摇头。第二年春天,爷爷被抽去公社炼钢铁,临走前来不及种南瓜,把这事交给了我父亲。父亲不经心,也因为忙着要进山运木材,在塘边挖了几个浅坑,没上底肥,随便将南瓜籽儿撒下就走了。等到夏天,瘦弱的瓜蔓上只结出十来个拳头般大小的瓜儿;皮是乌的,蒂是歪的,疙疙瘩瘩不成样子。爷爷从公社回来,看看南瓜,当时只是笑笑说:“像老茄子,不是南瓜。”到了冬天,问题的严重性就显露出来了。大泼大撒的公共食堂再也支持不下去,每人每餐只吃老四两米饭,外加一钵萝卜苗。过不了多久,社员们都饿得眼睛发蓝,手软脚浮,心里发慌。这时爷爷的长眉毛拧起来了,凶狠地瞪着我父亲:“你干的好事!”父亲不敢做声,怯怯地低下脑壳。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和母亲偷偷将自己碗里的饭食,拨到爷爷和我的碗里。第二年的春天,爷爷发狠种了许多南瓜,但已经来不及了,饥饿的蔓延要比南瓜的生长快得多。

【前言】 
总  序

    在中国,“小说”一词使用已久,*早见于《庄子》,《汉书·艺文志》说是“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小说的雏形是神话传说的简略记录,后来发展到《搜神记》一类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一类志人小说,结构都很简单。及至出现唐人传奇,宋元话本,小说乃由粗具梗概变得枝繁叶茂起来。鲁迅指出:“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就是说,小说创作的自觉意识直到这时方始建立,结果是:小说有了中篇的规模,题材有所拓展,*突出的是情节性大大加强,而语言也趋于通俗,更富于表现力。明初《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制作,标志着古典小说趋向成熟;随着清代《红楼梦》的出现,达致巅峰状态。盛极而衰,紧接着,变革时代也就适时而至了。 

    宋元“说话”中有一类名为“小说”,指的是话本中的短篇故事,与我们现今使用的概念相去甚远。我们说的“小说”,实际上是晚近的舶来品,可以说,是由欧洲的小说观念再命名的。

    在欧洲,小说发展的道路与我国大体相似,即由神话而传奇而故事,由短篇而中篇而长篇。至十九世纪,长篇小说十分鼎盛,致使黑格尔断言极限来临。及世纪末,现代主义小说很快出现,传统的主题和写法被打破了。其实,十八世纪末以前,欧洲小说的体式已经相当完备,只是小说(novel)之名迟至此时才正式流行起来罢了。

    几乎与此同时,有了中篇小说(novelette或novella)的名目。中篇小说是中型的叙事散文作品,一般而言,以篇幅的长短划界,但因此也就有了相当的弹性,需要把所叙的事件的规模、时间长度、结构的复杂与完整的程度同时作为参照。绥拉菲摩维奇的中篇《铁流》,论结构,可以算作长篇;莫泊桑的《俊友》本是中长篇,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却是把它当做注水的短篇来看的。

    五四新文学运动把中国文学分为前后两截。语言由文言改为白话,表面上是语言层面的变革,实质上是一场带根本意义的文学观念的革命。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所说的白话,仍
是古典的白话,与五四时期语法相当欧化的白话很不相同。五四的小说,一、凸显文学的主体性,自觉性,叛逆性,个性解放与人道主义成为小说的主旋律;二、题材和主题有所扩展,社会问题进入小说,“神圣劳工”及知识分子形象组成了新的人物画廊。三、小说结构基本上是西式的,块状的,自由组合的,而非线性的、连环组接的传统章回体。除了思想观念,还有形式技法,都是现代的,面向西方,学习西方,而有了东方式的创造。

    现代小说仍以短篇先行,几年后,中长篇相继产生。1922年,鲁迅的《阿Q正传》正式发表。以中篇的篇幅容纳了一个革命的时代,统摄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这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出现在新文学的发轫期。当时,郁达夫、庐隐、废名等都有中篇问世,但多流于粗浅。

    直到三十年代,一批作家和作品挣脱自叙传性质而向广大的社会面开拓,开始走向成熟。茅盾除了长篇《子夜》,又以中篇《林家铺子》、《春蚕》反映中国社会的变动。乡土题材聚集了众多作家,萧红、沈从文、王鲁彦、吴组缃、沙汀,还有废名,都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其中《生死场》和《边城》,或凄厉,或幽婉,更富于鲜明的艺术特色。左翼作家蒋光慈、叶紫、丁玲,均著有反映革命斗争的中篇,对于充斥着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而且往往有着“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小说来说,本身也不失为一种革命。其中,蒋光慈较早揭示革命与人性的冲突,并因此遭到内部批判,作为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很可注意的。柔石的《二月》,写大时代里的边缘人,有所批判,有所省思,也有所顾惜,是另一种笔墨。丁玲从《莎菲女士的日记》到《水》,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宿命般地显示了中国现代作家群体角色的演变过程。上海一批作家,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不重现实而重审美、重感觉、重印象、重情调,以中产阶级趣味烹制都市文学。在此期间,巴金、老舍、张天翼都是有影响的小说家,且都有中篇制作。巴金后来写的《憩园》,一种挽歌调子,似乎与他早年激越的文字颇异样。

    四十年代的延安文学是一种新型文学,但是实质上,在“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背后,却混杂了不少传统主义、民粹主义的因素,意识形态代替了个人思想,形式——所谓“民族形式”——比较单一。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在当时可以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作品。此间,丁玲的《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对个人理想和女性主义作*后的坚持,可谓弥足珍贵。在“国统区”,包括抗战时的“沦陷区”,张爱玲写下《金锁记》、《倾城之恋》,以第三只眼看人世,着意经营现代传奇。还有师陀,他的《落日光》、《果园城记》,在艺术上非常讲究,很有特色。青年路翎异军突起,写作《饥饿的郭素娥》,从形象、情节到语言,则明显地带有一种野性,富含力的美。

    1949年以后,小说家同其他作家和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创作,隶属于这一过程而基本上成为被改造的产物。一些著名小说家停止了小说写作,如进入领导层的茅盾、巴金;一批“国统区”作家对新政权心存疑惧而逃逸,如张爱玲;而沉默,如沈从文;而改变作风,如老舍。“解放区”作家一路高歌猛进,柳青的长篇《创业史》名重一时,还有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等;然而到后来,也遭到了批判,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的小说,主题基本上是“写中心”的,因此很难具备优秀的品质,中篇的数量也不大。

    五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批中短篇作品,主题有所开拓。其中,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有代表性的。青年作者是严肃的,敏锐的,小说揭露官僚主义者的丑恶,闪耀着一个“少布”的理想主义的光芒。宗璞的《红豆》,忠实于对校园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描写,无意中涉入禁区。但是,这些颇有“离经叛道”倾向的思想和作品,很快销声匿迹。像路翎、丁玲这些出色的小说家,在“肃反”及“反右”斗争中,先后遭到整肃,给中国文学带来很大的伤害。

    至七十年代末,一场浩劫过后,社会思想包括文学思想活跃一时,一批作家解除了荆冠,恢复了写作的权利;另一批青年流放者从农村归来,正式练习笔耕,小说家队伍于是迅速壮大。这时,西方大批思想文化读物及文学经典,包括现代小说被介绍进来,大型文学刊物纷纷创刊,这就给中篇小说的繁荣准备了温床。

   继“**”之后,一批带有创伤记忆的作品问世,其中有《天云山传奇》、《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大墙下的红玉兰》、《绿化树》、《一个冬天的童话》、《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叙述知青生活的小说不断涌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中大多数把上山下乡运动当成一场人生劫难来描写,像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这样作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回顾,表达对土地和人民的灵魂的皈依者为数极少。王小波属于明显的异类,他的《黄金时代》表现“文革”的禁锢与荒诞,想象大胆、奇特,在形式上有很大的独创性。至于阿城的《棋王》,体现一种道教传统文化的逍遥心态,恐怕是唯一的。很快地,小说开始向现实生活掘进,一类着重于生存困境的揭示,如描写技术知识分子的《人到中年》,描写农村青年男女的《人生》;一类倾力表现中国面临的社会变迁,包括农村的责任承包,城市的企业改制,等等。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和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可以作为代表。此间,一批描写民俗,表现人性的作品出现了,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等,另外还有一些无法归类的小说。 

     比起前三十年,这个时期中篇小说的数量陡增,题材变得更加丰富多样,然而在主题的发掘方面,多满足于形象地复制意识形态结论,整体风格“温柔敦厚”,缺乏作家个人判断的独立性和社会批判的深刻性。关于改革,未及完全跳出长期以来形成的“歌颂”与“暴露”二元对立模式,对现实中的黑暗面、矛盾与冲突的复杂性缺少充分的揭示,主观意识往往与现存秩序相妥协。即便如此,喧哗一时的中篇小说,仍然显示出为五十年代以来所未有的突破性成就。

    及至八十年代中期,小说界的风气很快偏移了被称作“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所确立的关于人的历史命运的悲剧主题,出现了一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在此期间,有两大创作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寻根文学”,即从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类学、文化学的源头。从表面上看,“寻根”是现实问题的深化,实际上大多数作品都脱离了现实政治,否弃了对现存体制的实质性追询,公式化、符码化。王安忆的中篇《小鲍庄》,在国民性的探寻中依然保持了生活的饱满的汁液,是这一路文学中少有的佳作。还有一个现象是“先锋小说”,旨在形式上做实验,内容相对单薄,有不少西方现代主义的赝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个别小说活跃着新的思想元素,如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但是大体上,这些实验小说颇类三十年代的“海派”,作品不求大,不求深,但求领异标新,多少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形式。 

    九十年代小说整体乏善可陈。当此艰难时世,有人倡言“新写实主义”,“躲避崇高”,“分享艰难”。应运而生的这一类小说,可以说是正统文学的代表,政治力求正确,艺术追摹宏大;个别作家貌似解构正统,如王朔,实质上是一种“别裁”,一种补充。由于有着各种权力资源的支持,潜在势力是雄厚的。但这时,一种相反的文学趋势也起来了,就是所谓的“个人化叙事”。叙事的个人性,在这里竟成了反社会的一个遁词;正如有人标榜“女性主义写作”,却置换了这个源自西方用语中的自由、平等这样带政治学、社会学的内容,而从事纯个人题材的写作,琐碎、淫靡、空洞,甚至充满色情描写。此时,又有所谓“新生代”群体顺次登场,批评家为之鼓吹,出版界推波助澜,呈崛起之势。其实这批青少年作者普遍缺乏社会生活方面的体验,也缺乏文学训练,浮嚣有余而坚实不足。

    新世纪以来,又有人提出“底层文学”的口号。倘若能够正视现实,关注底层,对于有着几千年“瞒和骗”传统的中国文学来说,应当说是一种根本的转变。但是,以我们的作家目前的素质和状态,要高张并坚持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精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一些被称为“大腕”的人物继续编造冗长的故事,即使抓住“苦难”作题材,也是随意编织材料,违背生活逻辑;而且在主体方面,也缺乏起码的诚爱与同情。作品的“酷”,不仅仅在于技术上的冷处理。具有一定的底层生活经验的作者,作品大多显得粗糙,因此在总体上比起八十年代,

   中篇小说创作不见得有长足的进步。较为优秀的作品,有尤凤伟的《小灯》和林白的《回廊之椅》,两者对土改历史都有颠覆性的叙述;描写矿工生活的,有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反映农村题材的,有刘庆邦的《到城里去》,胡学文的《命案高悬》,以及徐则臣写农民工的“北漂”系列小说。此外,像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后一段路程》,钟晶晶的《第三个人》,则以其哲理性和诗性,在众多以故事性见长的小说中显出一种罕有的杂色来。

    近百年间,中篇小说从题材、主题、体式、技巧等各个方面,不断地有所开拓,有所发展。但是,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是,*早出现在现代小说史上的《阿Q正传》,至今仍然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比起二三十年代的小说来,当代小说虽然在叙述故事和刻画人物等手段方面,相对显得娴熟,但是艺术个性并不突出。首先,表现在文学语言本身,就缺少个人笔调;在现实生活中,长期的集体主义教育,使个人性受到遏制,或许是根本的原因。同时,语言也缺少优雅的气质,缺少精致,缺少韵味,这同长期推广“工农兵文艺”,以文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不无关系;扩而言之,同汉语语境遭到破坏,同整个社会语言的粗鄙化有关。在形式上,中国小说满足于讲故事,讲究“好看”,缺乏西方小说的那种精神性,缺乏思想深度。

     中篇小说的繁荣,从根本上说,有赖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的繁荣。道路是漫长的,但因此,前景也未尝不可能说是开阔的。单就现代小说发展来说,从五四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具有经典性价值的作品极少,而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也不会很多。在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篇小说金库”,旨在集中这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作品,以利于流播;反过来,也可以充作进一步滋养小说创作的一份泥土和养料。需要说明的是:其中有个别作品,编者并不认为属于*优秀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它们自问世之后在文学界和读书界中造成的影响,从文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考虑,这也未尝不可以算作是一种“含金量”,因此一并予以收入。

    “中篇小说金库”分辑陆续出版,希望得到作家、批评家、文学史家及广大读者的大力推荐,以确保它作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文本系统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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