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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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梦奎
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15110489
出版时间2017-11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胶版纸
定价790元
货号1118854
上书时间2023-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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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王梦奎文集
【书 号】 9787215110489
【出 版 社】 河南人民出版社
【作 者】 王梦奎
【出版日期】 2017-11-01
【开 本】 16开
【定 价】 790.00元
【目录】
目录
第*卷引言
论工业生产专业化协作
农业生产专业化的路总是要走的
要胸中有“数”
注意解决农村能源问题
比例·计划·速度
关于解决高、中级知识分子工资问题的建议
企业领导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问题
——对于一长制的考察
附录：北京内燃机总厂调查
扩大船舶出口大有可为
关于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
论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规律
当代技术进步对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影响
产业结构研究方法论三题
世界经济形势和我们的政策
附录：关于石油价格的变动及其影响
积极发展新型建筑材料
注意研究新的技术革命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嚆矢
——读《陈云文选》(1949～1956年)
把成功的改革经验制度化
走向现代化的一项基本国策
——略论实行对外开放的意义
实行厂长负责制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江门市农村调整土地、延长承包期的调查
横向经济联系刍议
在全国高等财经院校政治经济学教材讨论会上的讲话
中国国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股份经济之我见
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
经济成长新阶段的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对正村公宏论文的评论
物价问题论纲
军队生产经营问题管见
在全国计委系统经济研究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商品经济和党的建设
论产业结构的调整
小康四题
论机遇
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起草组的发言
工会的声音应该更强大些
【文摘】
要胸中有“数”
胸中有“数”是搞好经济工作的前提。佚名兵书《三十六计》开宗明义指出：“数中有术，术中有数。”说的就是“数”的重要：在数量的计算中能够找出策略和方法；策略和方法中包含着数量的规定。用兵是这样，经济工作也是这样。
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无不表现为各种数量关系。所谓算账，就是对这种数量关系进行比较、分析和计算。即使远古时代的渔猎活动也需要计数，其时生产简单，理智未开，靠扳指头；“屈指可数”的成语和十进位制的创立，大概就是由此而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计的“数”也愈益繁多。于是，数学发展了，计算工具也随之进步：先是算盘，尔后有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现在则是电子计算机。有了这种先进的计算工具，人们可以对大量数据进行精确的计算，从而为更有效地进行经济活动提供依据。今天，幼儿园的小朋友学数数还是靠扳指头。但是，在现代化的经济管理中，光靠“屈指计数”已经远远不够了；如果连“屈指计数”也懒得做，那就任何一项哪怕*简单的经济工作也搞不好。
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制定有赖于对各生产要素的数量的计算。计划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综合平衡，使国民经济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综合平衡是不能靠几条抽象的原则凭空作出的，必须依据各项基本的统计数字。比例关系就是数量的对比关系，没有数量分析也就没有综合平衡。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工业、农业、商业、金融等各个部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都应该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才能据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比如，要搞基本建设，就必须计算清楚：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有多少积累？积累的资金和物资能有多少用于基建？根据现有的投资和材料能建设多少个项目？资金回收期多长？如此等等。只有把这诸多方面的“数”算清楚了，才能合理地确定基本建设的规模和进度。同样道理，任何一项经济建设任务的确定，都不仅要看“需要”，而且要搜集有关的统计数字，进行精确的数量计算，看是否“可能”；如果是可能的，还需要进一步对有关数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以求得*佳方案。如果离开了精确的数量计算，满足于“大概其”，就会成为一笔糊涂账，达不到预期目的，甚至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陷于混乱。
其实，不光是做计划，任何一项经济工作以及其他工作，都离不开数量的分析。比如，要搞好增产节约，就要对本企业的设备条件、技术力量、劳动生产率、材料利用率以及成本、利润等进行定量的分析，从中找出增产潜力之所在。要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就要实行定额和考核，这定额和考核都须有严格的数量规定。要利用外资，就要对利息率、偿还期以及资金使用效果等进行定量的分析，才能判定其是否合算。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首先就要求对经济活动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做到胸中有“数”。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是“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那末，这“决心”不过是盲动，“办法”只能是歪点子。多年来经济工作中存在的瞎指挥的痼疾，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胸中无“数”，凭想当然在那里拍脑袋、出主意，无根据地主观主义地决定问题。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
任何事物(包括经济活动)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就是说，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量的增加或者减少到了一定限度，就会引起质的变化。因此，把握事物的数量界限是认识事物的必要条件。列宁就曾经把经济统计看成是“社会认识的*有力的武器之一”列宁：《现代农业的资本主义制度》，《列宁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1页。他在分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指出：“有一个工人的作坊和有十个工人的作坊，显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类型。”列宁：《皮尔姆省手工业调查》，《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1页。当年我们在进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对农村的经济状况，如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各占人口多少，各有多少土地等基本数字，都有确切的了解，并据以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保证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当时对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剥削收入规定了严格的数量界限，即剥削收入不超过总收入25%的为富裕中农。如果没有这种数量上的规定，那就很容易或者把有轻微剥削行为的富裕中农错划成富农，或者把富农错划成富裕中农，扰乱了农村的阶级阵线。现在搞经济建设，也应该把握质和量的关系，注意研究经济规律的数量表现。所谓合算不合算，可行不可行，都是有一定的数量界限的；超过了这个数量界限，合算就成为不合算，可行就成为不可行的了。经济越发达，越现代化，数量的分析也就越重要。我们过去的经济研究，往往满足于简单的“定性”和空洞的口号，甚至把数量的分析看成似乎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这对经济科学的发展和实际经济工作都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如果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把经济研究从描述的、简单定性的东西变成定量的、精确的分析，就不可能真正认识经济活动的本质，也不可能搞好经济工作。
胸中有“数”的“数”，必须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真实的数字，绝不能是歪曲实际情况的虚假的数字。统计数字的真实性是经济计划科学性的基础。如果统计数字是虚假的，“水分”很大，据以制定的计划、方案等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一个环节不实在，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普遍得了“浮肿病”，虚假膨胀，情况就更糟。多年来经济工作中的浮夸风和高指标所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就是有力的证明。直到现在，从下面来的弄虚作假、谎报产量，以及上面从高指标出发的“摊数字”、“派产量”等等不良作风，都还远未绝迹。这是提高经济工作水平的一大障碍。
要做到胸中有“数”，必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诚然，听汇报，看材料，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如果领导人员仅仅满足于此，不迈开双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剖麻雀，那就没有根基，甚至没有能力辨别材料和汇报的真实程度，结果还是胸中无“数”，不可能有正确的工作指导。据笔者所知，前几年在有的地方和单位，竟有所谓“汇报专家”者，问什么情况都能对答如流，数目字总是百分之几十几点几几，小数点后边带两位数，以显示其精确无误。这是专门为了向上汇报或应付上级机关的工作检查的。听者茫茫然，昏昏然，往往不察其伪，反以其“情况熟悉”而予以表扬。这类“汇报专家”固然可憎，轻信“汇报专家”的领导也不能辞其咎，谁让你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呢？这样的胸中有“数”，同胸中无“数”没有什么两样。
毛泽东曾经把胸中有“数”列为党委会工作方法之一。他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81页。至今还有许多同志不懂得数量分析的重要，应该从这里得到教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工作只有在真正做到胸中有“数”，建立在精确的数量分析的基础上的时候，才能达到比较成熟的程度。不然的话，我们就仍将是一个不合格的经济工作者，甚至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落伍者。
(原载《光明日报》1979年12月8日)
【前言】
自序
这部文集收录的是我1979年以来所写的文章。按照内容和体裁略加分类，编为八卷：第*卷和第二卷是论文，第三卷和第四卷是专著，第五卷是国际对话，第六卷是回忆和自述，第七卷是杂著，第八卷是书信。虽然敝帚自珍，过去多次把文章结集出版，但像现在这样把三十多年来所作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筛选和结集，还是第*次。很可能也是*后一次。这算是我文字生涯的一个总结。
我有幸三十多年来一直在中央高层政策研究机构和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工作，参与党和国家一些重大决策的调查研究和文件起草工作，成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这种历史机遇，给我提供了以自己的见解报效国家的机会，也提供了观察和研究的特有的立足点和视角。我的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是结合国家发展和改革的需要而进行的。这不仅是因为恪守经济学经时济世的宗旨，而且是工作岗位所要求的。所作文章不敢说见解都正确无误，但都是认真负责而不是敷衍塞责的，都凝结着我的心血，寄托着我对国家的期望，也从某些侧面反映着社会前进的步伐。年来为编纂文集，翻检旧作，仿佛旧地重游，把三十多年走过的道路重新走了一遍，艰难曲折而又风光绮丽，多少事历历在目，感觉亲切，也不免生发感慨。
这三十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家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几乎超出所有预言家的想象。一个目标接着一个新的目标，昨天崭新的东西今天可能成为陈旧，常使人有今是而昨非之感。理论和政策的表达，乃至社会日常词语的变化，正是社会经济生活变化的反映。收入本书的文稿，都以本来的面目接受读者的检阅，只是作了必要的校勘和技术处理，删去少量初次发表时不同文章语言的重复。作品的生命力在于能够经受历史的检验。我认为没有必要用今天的词语修饰昨天的著作，读者也不会这样要求作者。
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每一代人都是承上启下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作为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永无停息的接力赛，每一代人只能完成需要而且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够成为继续前进台阶上的哪怕一砖一石，也为当今和未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的人，提供某些可供参考的细节。
时间过得真快。当把这几卷文集呈献在读者面前时，我已经进入八十岁。我于灾难深重的日寇侵华时期，出生在豫西北黄河岸边的农村，在死亡线上挣扎着度过童年。抗战胜利，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在生活虽然困难但充满激情和希望中完成了小学和中学学业。以后负笈远游，转眼六十年了。虽然魂牵梦绕，只是偶尔回过故乡，但时刻感受到故乡对于游子的厚爱。我的第*本论文集就是在河南出版的。王梦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部带有总结性质的文集在河南出版，我真有一种落叶归根之感。
文集的出版，倡议者是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蔡瑛同志。促成其事者是焦作大学的杨家卿同志。范建军同志帮助我斟酌选题，核实资料，校勘文字，并且作了大量繁重的编辑技术处理工作。二十多年来先后帮助我工作过的拱桥、郭兴旺、王全斌、张俊伟和祝丹涛诸同志，都为当年文稿的保存和发表出过大力。照片是杨柏榕同志帮助拍摄和整理的。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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