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讲义：文学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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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姚永朴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8757415
出版时间2019-05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纸张轻型纸
定价35元
货号1093340
上书时间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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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老北大讲义：文学研究法
【书 号】 9787538757415
【出 版 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 者】 姚永朴
【出版日期】 2019-05-01
【版 次】 1
【开 本】 16开
【定 价】 35.00元
【编辑推荐】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大师经典历久弥新
◆影响中国几代学人的经典力作
◆传承百年学术重镇薪火与精华
【内容简介】
本书是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专著，对桐城派文论做了新的整理和阐述。该书在体例上模仿《文心雕龙》，内容上强调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轨，开创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向的先河。其文资料丰富、行文严密、文字雅洁，颇具桐城风采，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极有参考价值，对文章学体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目录】
文学研究法卷一 1
起原 3
根本 10
范围 17
纲领 24
门类 31
功效 41
文学研究法卷二 49
运会 51
派别 60
著述 67
告语 74
记载 79
诗歌 86
文学研究法卷三 95
性情 97
状态 104
神理 111
气味 118
格律 124
声色 133
文学研究法卷四 145
刚柔 147
奇正 153
雅俗 159
繁简 166
疵瑕 172
工夫 179
结论 190
【文摘】
文学研究法卷一
起 原
昔《尚书》帝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诗·关雎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朱子（熹）《诗集传序》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为作也。”然则文字之源，其基于言语乎；言语其发于声音乎；声音其根于知觉乎。大凡盈天地间者，皆物也。物之号有万，其由气而凝为质者为矿物，有生意者为植物，有知觉者为动物。动物之中，惟人也得五行之秀气而*灵。故鸟兽虽有知觉，而狭而不广，偏而不全；人则既广且全，广故大，全故周。自堕地以来，即呱呱而泣，盖已有所欲矣；继而解笑，又继而解言；至能言而思无不达、求无不遂矣。故不惟一己之欲可以表示；且人与人之欲，亦可以相为感通。然而能宣之于觌面者，究不能推之于万里，是行于近而隔于远也；能著之于一旦者，究不能求之于百年，是通于暂而滞于久也。使终古如斯，将思之达者仍有所不达，求之遂者仍有所不遂。有聪明睿智者出焉，于是作书契以易结绳之治，百官以理，万民以察。盖至是而人类之作用乃益宏，文字之功效，乃不可胜数矣。昔扬子云（雄）《法言·问神》篇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徐伟长（干）《中论·贵验篇》引子思云：“事，自名也；声，自呼也。”孔冲远（颖达）《尚书·序·疏》云：“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韩退之（愈）《送孟东野（郊）序》云：“人声之精者为言。文辞之于言，又其精也。”程子（颐）《语录》云：“凡物之名字，自与音义气理相通。天未名时，本亦无名，只是苍苍然也。何以便有此名？盖出自然之理，声音发于其气，遂有此名此字。”然则天地之元音发于人声，人声之形象寄于点画，点画之联属而字成，字之联属而句成，句之联属而篇成，文学起源，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粤稽“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系辞下》）。又“因而重之”（《系辞传》），为六十四卦。盖天地万物之情状，已隐然括于其中矣。及黄帝时，史臣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乃造书契。其初但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而谓之字；著于竹帛，则谓之书。《周礼·地官·保氏》教国子有六书，所谓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许叔重（慎）《说文解字序》云：“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是也（即上下）。”“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汉书·艺文志》又云：“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大抵文字之义，总归六书，故同为造字之本，然序不可紊。其*先者为指事、象形；有指事、象形而后有形声、会意；有四者为体，而后有转注、假借为用。故《汉志》于四者皆曰“象”，而二者缀于后，与许君小异而大同，但世运变迁，而文字随之。据《说文解字序》云：“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已与古文或异。”七国时以天下分裂，字尤异形。秦始皇时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时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古文由此绝。自尔秦书有八体：曰大篆，曰小篆，曰刻符，曰虫书，曰摹印，曰署书，曰殳书，曰隶书。汉兴有草书。孝平皇帝时，征沛人爰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及新莽居摄，复改定古文，时凡六体，所谓古文、奇字、篆书、左书、缪篆、鸟虫者也。《隋书·经籍志》亦云：“自仓颉讫于汉初，书经五变：一曰古文，仓颉所作；二曰大篆，史籀所作；三曰小篆，李斯所作；四曰隶书，程邈所作；五曰草书，汉初作。”秦废古文用八体；汉用六体，并稿书、楷书、悬针、垂露、飞白等二十余种之势，因事生变也；魏世复有八分书。然自晋以后，楷书独盛行，其后遂为世所循用。此字数逐代增加，古少而今多，与其体变易，古繁而今简之大略也。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东汉元兴中（和帝年号）宦者蔡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谓之“蔡侯纸”（《后汉书·宦者列传》）。及唐末益州有墨版；蜀相毋裔请用以刻九经；宋景德中（真宗年号）又及于诸史（详见焦竑《笔乘》)。由是印刷之业兴而版本出。明中业复有活字版。此文籍流布、其术古拙而今巧之大略也。
若是，则今日宜文学发达，远迈古初矣。而考其实乃有大谬不然者，何也？间尝推寻其故，然后知今之字数孳乳而浸多，其体又视古日歧，迨至楷书通行，而去之也益远。凡古之浑浑灏灏噩噩之文，在当日不难家喻户晓者，今则虽老师宿儒，欲求其融洽贯通，非竭毕生之力，不能得其涯涘。故古者以同而易，今以歧而难。此其一也。今之缮写印刷，视古为便。凡古人之著于竹帛者，类皆众所宗仰之书；匪是，则杀青无日。职是之故，虽汉之贾（谊）、晁（错）、董（仲舒）、刘（向），其所纂述多者百余篇，少乃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数篇；今则村塾学究，坊市贾客，亦皆著书镂板，自命通才，虽挦扯饾饤，率尔成章，然以当于庸俗之心，遂致不胫而走，汗牛充栋，涉览殊艰。故古者以少而专，今以多而纷。又其一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欲由今溯古，以通其训诂，必自识字始。夫古者大篆且群以为异于古文，今虽小篆尚觉近古，故《说文》一书，自当与《尔雅》同资研究，庶几可知古人造字根源，若者为本义，若者为引申义，若者为假借义，而经典之奇字奥句，可以渐通矣。试观古今文家，如李斯有《仓颉》七章，司马长卿（相如）有《凡将》篇，扬子云有《训纂》篇八十九章，班孟坚（固）复续十三章，而段氏玉裁《说文注》引其中所载孔子以下数十家之说，皆深于文事者。唐韩退之尤兢兢于此，故其言曰：“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蝌斗书后记》）又曰：“文从字顺各识职。”（《樊绍述墓志铭》）近世湘乡曾文正公（国藩）论文，亦以“训诂精确”为贵（《日记》）。可见欲文章之工，未有可不用力于小学者。曩时巴县潘季约（清荫）为永朴述南皮张文襄公（之洞）督学四川日，每谆谆以此训后进，以为小学乃经史词章之本。及任满旋京，成都门人武抑斋孝廉（谦）问：“治《说文》如何致力？”公告以入门之法曰：“试取许君五百四十字部首，记其形体，审其音读，究其训解，殚数十日之力，往复熟习，必期一睹其字，即能读为何音，辨为何义，并闭卷而能默写其字体，一一无讹，再与言第二事。”其论至为切实，可备学者之取资。若夫欲从数百千万卷中，撮其英华，去其糠秕，非知所抉择不可；欲知所抉择，非有真识不可；欲有真识，非有师承不可。盖有师承而后有家法，有家法而后不致如游骑之无归。昔吾家惜抱先生（鼐）尝谓己才弱，而《上刘海峰先生（大櫆）书》，则言“所赖者，在于闻见亲切，师法差真”，意正如此。夫古今集部，浩如烟海，究之足以名世者，每朝不过数人。六经、周秦诸子、《楚辞》、《文选》姑勿论；近世古文选本，莫善于姚氏《古文词类纂》、曾氏《经史百家杂钞》。二书自六朝以前人外，其以为圭臬者，惟唐荆川（顺之）、茅鹿门（坤）所定“唐宋八大家”。姚氏益以元次山（结）、李习之（翱）、张横渠（载）、晁无咎（补之）、归震川（有光）、方望溪（苞）、刘海峰数人；曾氏益以元次山、陆敬舆（贽）、李习之、范希文（仲淹）、司马君实（光）、周（敦颐）、程（灏、颐）、张（载）、朱“四子”、范茂名（浚）、马贵与（端临）、归震川、姚惜抱十余人。骈体文选本莫善于李申耆（兆洛）《骈体文钞》。其所录者，自秦以迄于隋而已。古今体诗选本，莫善于王阮亭（士祯）《古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姚氏《五七言今体诗钞》、曾氏《十八家诗钞》。王、姚所列入者较多。曾氏所谓“十八家”，曰曹子建（植），曰阮嗣宗（籍），曰陶渊明（潜），曰谢康乐（灵运），曰鲍明远（照），曰谢玄晖（朓），曰王右丞（维，官终尚书右丞），曰孟襄阳（浩然，襄阳人），曰李太白（白），曰杜工部（甫，晚依严武于蜀，表为工部员外郎），曰韩昌黎（愈，南阳人，先儒谓在修武，然文集每自称昌黎，盖祖居之地），曰白香山（居易，居东都履道里，构石楼香山，自称香山居士），曰黄山谷（庭坚，尝游皖潜山山谷寺石牛洞，乐其林泉之胜，因自号山谷道人），曰陆放翁（游，为参议官于蜀，以与蜀帅范成大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疏放，因自号放翁），曰元遗山（好问）。盖鉴别皆极精审。吾人从事兹学，自当先取派正而词雅者师之，余则归诸涉猎之中。又其次者，虽不观可也。果如是，必不致损日力而堕入歧途矣。
或曰：文章特一艺耳，沾沾自喜何为？曰：否，不然。凡以文学为一艺者，不过本孔子“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述而》）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诸语耳。然孔子之意，盖以行为文之本，非谓有行即可无文也。使其如此，何以“四教”以文为首（《述而》），而畏于匡，且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子罕》）？昔李习之《寄从弟正辞书》云：“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名之哉？”斯言可谓谛当。然则，北齐颜黄门（之推）谓“自古文人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宋陈忠肃公（瓘）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者，皆所谓时世所好之文耳。夫岂可漫无区别，而举古人所藉以继往圣、开来学者，一概轻视之耶？或又曰：当今时事孔亟，所应讨论者至多，奚暇及此？曰：否，不然。子独不闻“国与天地必有与立”之说乎？夫国之所藉以立，岂有过于文学者？匪惟吾国，凡在五大洲诸国，谁弗然？盖文字之于国，上可以溯诸古昔而知建立所由来，中可以合大群而激发其爱国之念，下可以贻万世而宣其德化政治于无穷。关系之重如此，是以英吉利人因其国语言文字之力，能及全球，时以自诩；吾国人反举国文蔑视之，殊不可解。夫武卫者，保国之形式也；文教者，保国之精神也。故不知方者不可与言有勇。且语言发于天籁，文字根于语言，则亦天籁也。既为中国人，举凡各种科学，非得有中国文字阐明之，乌能遍行于二十二行省？是故欲教育普及，必以文学为先；欲教育之有精神，尤必以文学为要。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如曰“精深高古之文，势不能尽人皆知之、皆为之”，此则别有办法，盖分为普通学、专门学是也。何谓普通学？但求其明白晓畅，足以作书疏应社会之用可矣。何谓专门学？则韩退之《答李翊书》所谓“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是也。大抵中小学校与夫习他种专科，能有普通文学，己为至善。若以中国文学为专科，岂可自画？昔王介甫（安石）《答孙长倩书》云：“古之道废踣久矣。大贤间起废踣之中，率常位卑泽狭，万不救一二，天下日更薄恶，宦学者不谋道、主利禄而已。尝记一人焉，甚贵且有名，自言少时迷，喜学古文；后乃大悟，弃不学，治今时文章。夫古文何伤？直与世少合耳，尚不肯学，而谓学者迷；若行古之道于今世，则往往困矣，其又肯行耶？”惜抱先生《复鲁絜非书》亦谓古今才士，苟有为古文者，必杰士。今当斯文绝续之交，诸君负笈而来，有志兹学，是不以为迷也，使犹不以杰士相期，则吾岂敢！
【前言】
出 版 说 明
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能够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守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某些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国人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
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是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这类“旧作”。
以往，老北大讲义有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此次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些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凝聚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的思想学术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关于本书与作者
姚永朴（1861—1939），字仲实，晚号蜕私老人，他早年治诗、文，后专读经，于注疏及宋元明清诸儒经说无不融会贯通，旁及诸史、音韵，自成一家，是桐城派后期大师。当时学者评价他说：“先生根底盘深，流露于诗文者，蔚为大观，自成一家之言。而义法谨严之中，饶有渊懿冲淡之致，此为先生之所独绝也。”
虽出名门，但他不求仕途，而倾心于教育，曾在多所高等学堂任教，*主要的是被安徽高等学堂监督严复聘为伦理教习，任教六年，其间编讲义多卷，有《伦理学》《诸子考略》《群经考略》《群儒考略》《十三经述要》《七经问答》《大学古本解》等。再后任教京师法政学堂时又撰成《蜕思轩读经记》及《外国文学》两书。
1914年，他应北京大学聘请任文科教授，四年后离去。其间著《史学研究法》一卷，《文学研究法》四卷二十五篇，是他于北大作为教材的讲义。
《文学研究法》是在旧学与新学交替之际，桐城派作家系统阐述桐城派文论的唯一专著，对桐城派文论做了新的整理和阐述。杨福生先生对此书解释说：“所谓‘文学研究法’，其实应是‘文章学概论’，重点强调文章写作而非文学创作，更不是‘文学研究的方法’”，“其‘法’都作‘法度’解，意即‘研究文章写作的法度’。”
《文学研究法》在体例上模仿《文心雕龙》，内容上强调文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强调文学风格存在于作品和创作主体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将桐城文论与时代接轨，开了中国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转向的先河。而其文资料丰富、行文严密、文字雅洁，确乎桐城风采，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极有参考价值。
据说，在《文学研究法》编写过程中，他“恒至日暑忘餐”，写完一段就诵读，家人朋友听得入迷，“仆御皆环听户外”。而他在授课时，“危坐诵说，神采照人，诸生受其讲授者，之于课业无不豁然贯通，造就成材者不可胜数”。
到了后来，胡适由美国归来，任北大教授，他倡导文学革命，力排桐城派古文。此时恰好有徐树铮创办学校，延请姚永朴任教务长，所以他便离开北京南下。据他的学生回忆，有次他为桐城中学第十四届学生讲课，当时他已经失明，由校工扶到课堂，但“先生凭记忆，边诵边讲，纵横捭阖，剖析入微，不仅课中正文无一字讹误，文中各家注解，也娴熟如数家珍，听课学生无不钦佩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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