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经典：分成两半的子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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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吴正仪 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ISBN9787544722346
出版时间2019-05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纸张纯质纸
定价32元
货号1066931
上书时间202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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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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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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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 卡尔维诺经典：分成两半的子爵
【书 号】 9787544722346
【出 版 社】 译林出版社
【作 者】 伊塔洛·卡尔维诺 著，吴正仪 译
【出版日期】 2019-05-01
【版 次】 1
【开 本】 32开
【定 价】 32.00元
【编辑推荐】
•卡尔维诺，*后的纯文学大师
在大陆，王小波、苏童、阿城、止庵是他的忠实粉丝
在台湾，朱天文，唐诺是卡尔维诺不余遗力的传播者
在香港，梁文道说他一直在准备谈卡尔维诺，可是一直没准备好
•卡尔维诺代表作，《我们的祖先》之一，王小波盛誉的完*作品
•我们每个人都是残缺不全的，每个人都在寻找更完整的自我。一个关于自我缺陷的故事
•权威版本，全面修订2006年单行本译本，并增补卡尔维诺各作品自序、后记、注释等重要资料
•知名设计师全新装帧，精装双封设计，书脊烫金，封面采用原创线条图，赋予每部作品文学个性
全五星推荐：影响世界的传世经典，*精美名家全译本，超值完*典藏
【内容简介】
《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卡尔维诺“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之一。“我们的祖先”三部曲包括：《不存在的骑士》《分成两半的子爵》《树上的男爵》，这三个故事代表通向自由的三个阶段，关于人如何实现自我的经验：在《不存在的骑士》中争取生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中追求不受社会摧残的完整人生，在《树上的男爵》中有一条通向完整的道路——这是通过对个人的自我抉择矢志不移的努力而达到的非个人主义的完整。
中世纪战场上，梅达尔多子爵跃马横刀，却被土耳其大炮轰成两半。一个完整的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一半恶人和一半圣徒。他说：“不仅我一个人是被撕裂的和残缺不全的，你也是，大家都是。”
【目录】
无
【文摘】
01 从前发生过一次同土耳其人的战争。我的舅舅，就是梅达尔多？迪？泰拉尔巴子爵，骑马穿越波希米亚平原，直奔基督教军队的宿营地。一个名叫库尔齐奥的马夫跟随着他。大群大群的白鹳在混沌沉滞的空气中低低地飞行。 “为什么有这么多白鹳?”梅达尔多问库尔齐奥，“它们飞往何处?” 我的舅舅是初来乍到，那时他刚刚参军入伍，我们邻近的一些公爵都参战了，他不得不来凑热闹。他在基督徒控制的离战场很近的一座城堡里，得到了一匹战马和一名马夫的配备，赶到帝国的军营去报到。 “它们飞往战场，”马夫回答，神情黯然，“它们将一路陪伴我们。” 梅达尔多子爵早就知道白鹳飞过在当地是吉祥之兆，他看到它们理应表示高兴，可是他感觉到的却是相反的东西，心里忐忑不安。 “库尔齐奥，是什么东西把这些长脚鸟吸引到战场上去呢?”他问。 “它们也吃起人肉来了，唉!”马夫回答，“自从干旱使土地枯荒、河流干涸以来，哪里有死尸，鹳鸟、火鹤和仙鹤就代替乌鸦和秃鹫往哪里飞去。” 我舅舅那时刚刚成年。这种年岁的人还不懂得区别善恶是非，一切感情全都处于模糊的冲动状态;这种年岁的人热爱生活，对于每一次新的经验，哪怕是残酷的死亡经验，也急不可耐。 “乌鸦呢?秃鹫呢?”他问道，“其他的猛禽呢?它们都到哪里去了?”他的脸色发白，而眼睛却熠熠生辉。 马夫是一个皮肤黝黑、满脸络腮胡子的士兵，从不抬头看人。“由于猛吃害瘟疫死的人，它们也得瘟疫死了。”他举起矛枪指了一下一些黑糊糊的灌木丛，细看之下就发现这些不是植物的枝叶，而是一堆一堆猛禽的羽毛和干硬的腿爪。 “看，不知道谁先死的，是鸟还是人呢?是谁扑到对方的身上把他撕碎了。”库尔齐奥说。 为了免遭灭绝之灾，住在城里的人携家带口地逃避到野外来，可是瘟疫还是将他们击毙在野地里。荒凉的原野上散布着一堆堆人的躯壳，只见男女尸体都赤身裸体，被瘟疫害得变了形，还长出了羽毛。这种怪事乍看之下无法解释，仿佛从他们瘦骨嶙峋的胳膊和胸脯上生出了翅膀，原来是秃鹫的残骸同他们混合在一起了。 他们已经踏上了打过仗的土地，地面上有着战争的遗迹。他们走得慢了，因为两匹马时时扬起前蹄，不肯前行。 “什么东西惊吓了我们的马?”梅达尔多问马夫。 “先生，”他回答，“没有什么东西能像马肠子的气味一样让马难受了。” 确实，他们一路经过的狭长的平原上马尸横陈: 有些仰倒，四蹄冲天；有些趴卧，头颈栽地。 “为什么许多战马倒在这里，库尔齐奥?”梅达尔多问。 “当马感觉到肚子被划破时，”库尔齐奥解释说，“就不让内脏流出。有的将肚皮紧贴地面，有的翻身仰躺。但是死神照样很快把它们带走了。” “那么在这场战争中是战马先死啦?” “土耳其弯刀好像是专为一下子剖开马腹用的。再往前走您将看到人的尸首了。先是战马，接着，就该是骑士了。可是我们到了，营地就在前面。” 在地平线边缘上出现了帐篷的尖顶、帝国军旗和炊烟。 他们向前急驰，看到前一场战斗的死者几乎全都被运走和埋葬了。只看到有些断肢，特别是指头被扔在庄稼茬子上。 “每隔不远就有一根手指头为我们指路，”我舅舅梅达尔多说，“这是为什么?” “愿上帝饶恕他们:活人将死者的手指割下，为的是拿走戒指。” “那边来的是什么人?”一个哨兵问。他穿的大衣上长满绿霉和青苔，活像树皮，他就像是立在寒冷北风中的一棵树。 “神圣的帝国皇上万岁！”库尔齐奥大声说道。 “苏丹该死！”哨兵回答，“不过，我请求你们，到了司令部时告诉他们派人来替换我，我已经在这里生根啦！” 马在这时扬蹄飞奔起来，为的是躲避那像乌云一样笼罩在战场上的苍蝇，它们在粪便堆上嗡嗡叫。 “许多勇士，”库尔齐奥注视着，“他们昨天的粪便还在地上，人已经升天啦！”他在胸前画十字。 在营盘进口处的一侧排列着一行帐篷，从帐篷里走出一些满头鬈发、身着锦缎长裙的妇人，她们袒胸露怀，浪声浪气地叫着笑着迎接他们。 “这里是宫廷贵妇们的住处，”库尔齐奥说，“任何其他军队里都没有这么漂亮的娘儿们。” 我舅舅早就在马上扭过脸去盯着她们看了。 “当心，先生，”马夫又说，“她们又肮脏又有传染病，连土耳其人都不敢把她们当作战利品抢走。她们身上不仅长了阴虱、臭虫和跳蚤，而且蝎子和壁虎都筑窝了。” 他们从野战炮队前走过，已是傍晚时分，炮兵们在大炮和臼炮的炮筒上烧他们的清水煮萝卜的晚饭。由于白天炮击次数太多，炮筒变得像炭火一样通红发热了。 有人拉来满满几车土，炮兵们用筛子筛那些土。 “不够用了，”库尔齐奥解释道，“不过打过仗的地方土里含有很多，只要肯干，就能收回一些。” 他们走到骑兵的马厩前。兽医们在苍蝇的包围之下，在那里替骡马医治外伤，忙着用针缝合，用热药膏敷好，用绷带缠扎。马匹嘶吼，蹄子乱蹬，医师们也大呼小叫，手忙脚乱。 他们向前走了一大段路，来到步兵营地。夕阳西下，士兵们坐在各自的帐篷前，将赤脚浸泡在温水桶里。由于经常不分白天黑夜地突然发警报，他们洗脚时也头戴铁盔手握长矛。 在一些围成亭台形状的更高一些的帐篷里，军官们往腋下扑香粉，手摇折扇扇风。 “他们这副模样并不是娇气，”库尔齐奥说，“相反，他们是要在艰苦的戎马生活中做出优游裕如的姿态。” 泰拉尔巴子爵很快被引至皇帝面前。皇帝的帷幄里挂满壁毯，装饰着许多战利品。皇上正伏在地图上研究新的战斗部署。桌面上摊满了展开的地图，皇帝往上按图钉，从一位元帅捧着的针囊上要取小图钉。图上已经扎上许多图钉，弄得什么也看不清了，看地图时先要拔掉钉子，看完后再按上去。这样拔拔按按，为了腾出手来，皇帝和元帅们都把图钉衔在嘴唇上，只能含糊不清地说话。 皇帝看到了跪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发出呜呜的疑问声，从嘴里取出图钉。 “他是刚从意大利赶来的骑士，陛下。”有人这样向皇上介绍，“泰拉尔巴子爵，出身于热那亚公国很高贵的家族。” “立即任命为中尉。” 我舅舅马上跳起来，双脚一碰立正站好，这时皇帝威严地大手一挥，所有的地图都转动起来，收卷好。 那天夜里，梅达尔多虽然感到疲倦，却迟迟不能入睡。他在自己的帐篷周围来回踱步，耳里听着哨兵的呼喝、战马的嘶鸣和士兵时断时续的梦中呓语。他仰望着波希米亚夜空中的繁星，想到自己的新军衔，想到次日的战斗，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家乡河里芦苇沙沙的响声。他的心中没有怀念，没有忧伤，没有疑虑。他感到这一切都是那么的完满而实在，他本人也是健全而充实的。如果他那时能够预见到等待着他的可怕命运的话，大概他也会认为那是自然的、注定要到来的痛苦。他凝视着夜空与大地的交接处，知道那里是敌人的阵地。他双臂交叉，用手紧抱肩头，觉得自己把握住了未来的新的现实，同时也对自己新的境遇抱有信心。他踌躇满志。他觉得残酷的战争使大地上汇集成了千万道血河，一直流淌到了他这里；他任凭这血的波涛轻轻地撞击自己，既没有产生出义愤填膺之感，也没有激发起悲伤哀怜之情。 02 战斗在上午十点准时开始。梅达尔多中尉骑在马背上，凝视着基督教军队排列好的强大阵容，波希米亚平原上的风吹来稻米的清香，仿佛来自某个沸沸扬扬的打谷场。他把脸转向来风的方向。 “不行，不要向后转，先生。”库尔齐奥惊呼，他佩戴着下士军衔，跟在中尉的身旁。为了解释他的阻拦，他又不慌不忙地补充道：“人们都说打仗前这么做会招来不吉利的事情哩。” 其实，他是不想让子爵看见后面的待援候补队伍，那是由几小队瘸腿跛足的步兵拼凑起来的。他担心子爵明白基督教军队的全部兵力几乎都投入了战场之后会感到沮丧。 但是我的舅舅向远处眺望，遥望着向地平线飘去的白云，心里想的是：“对，那片白云就是土耳其人，真是土耳其人，而我身边的这些抽着烟的人是基督徒老兵，现在军号吹响的是进攻的信号，我生平次进攻，这隆隆的响声和震动，这栽进地里的流星就是炮弹，老战士和战马毫不在乎地看着，这是我有生以来遇见的颗敌人的炮弹。但愿不会有那么一天我说，‘这是很后一颗了。’” 他手里高擎着出鞘的利剑，眼睛看着在硝烟中时隐时现的帝国军旗，策马在战场上飞奔急驰起来。我方的炮火从他头上掠过，敌人的炮击在基督教军队的阵地上打开一些缺口，炸起一团团烟尘。他想：“我就要看见土耳其人了！就要看见土耳其人了！”对于参战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同敌人遭遇，并看一看他们是否真像自己想象的那样更令人兴奋了。 他看见他们，看见土耳其人了。两个人正迎面而来，骑着披挂铠甲的战马，手持皮制的圆形小盾牌，身穿黑红条相间的长袍。他们裹着头巾，脸上的皮肤像海豚一般是棕褐色的，胡须真同泰拉尔巴村那个被人叫做“土耳其佬”的米凯一模一样。两个土耳其人中的一个被打死了，另一个杀死了别的一个人。但是谁晓得他们多少人正在走来，一场白刃战即将开始。看见了那两个土耳其人，就如同看见了他们全体。他们也是军人，他们的那些东西也都是军队的装备。他们的面孔像农民的一样饱经日晒，一样执拗的神情。梅达尔多，原来一心想看看他们，现在已经看到了；他可以马上回到泰拉尔巴来，趾高气扬地从我们面前走过，昂首挺胸像只鹌鹑一样。然而他是来打仗服役的。于是他向前冲去，避开了弯刀的袭击，发现了一个步行的小个子土耳其兵，挥剑劈倒了他。既然已经杀了这么一个，他再找一个骑马的高个子兵试一试，结果很糟糕。因为他们小巧灵活，很有攻击力，一直钻到马肚子底下来，用他们的那种弯刀刺剖马腹。 梅达尔多的马撇开腿站立不动了。“你怎么啦？”子爵问道。库尔齐奥赶上前来指着下面说：“您看那里。”马的内脏已经流淌到了地面上。可怜的牲畜向上望望主人，然后低下头去，仿佛想去舔食那些肠子，但这仅仅显示出了英勇的气概：它昏倒了，然后断了气。泰拉尔巴的梅达尔多没有了坐骑。 “请您骑我的马，中尉。”马夫说道，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勒住自己的马就摔落地下了，他被土耳其人的箭射伤，那匹马趁机逃脱。 “库尔齐奥！”子爵呼喊着，扑到在地上呻吟的马夫跟前。 “您不要为我担心，先生。”库尔齐奥说道，“只希望医院里还有烈性酒。每个伤员都能分到一碗喝！” 我的舅舅梅达尔多投入混战之中。战斗的胜败尚无定论。在这场混战中，似乎是基督教军队方面取胜。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冲乱了土耳其军队的阵线，包围了他们的几处阵地。我舅舅和其他的勇士一起冲到敌人的大炮近前。土耳其人移动炮位，以便把他们置于炮火射程之内。两个土耳其炮手转动一尊大炮的轮子。他们动作迟缓，蓄着长胡子，战袍垂到脚背，活像两个天文学家。我舅舅说：“现在我上那边去，把他们摆平。”他热情有余，经验不足，他不懂得只能从侧面或后面去靠近大炮，他跃马横刀，直冲大炮口奔去，心想可以吓唬住那两位天文学家。然而是他们对着他当胸开了一炮。泰拉尔巴的梅达尔多飞上了天。 晚上，战事暂停，两辆马车在战场上收拾基督教士兵的躯体。一辆载伤员，一辆装死人。战场上进行的是初步分选。“这个我收，那个你管。”碰到似乎还有救的就放到伤员车上；遇到肢体残缺不全的块块段段就装到死人车上，以便进行安葬；那些已经算不上是一具尸体的残骸就留在原地让鹳鸟吃掉。在那些天里，由于兵员损失与日俱增，决定采取尽量多收伤员的办法。于是美达尔多的残身就被当作受伤的躯体安置到那辆装伤员的车上了。
【前言】
后记（1960）我在此卷《我们的祖先》中收集三篇写于1950 —1960年代的故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事件是非真实的，发生在久远的时代和想象的国度中。由于这些共同的特点（尽管还有其他不相同的特点），人们认为，它们组成了，像通常所说的，一部“套曲”，甚至是一部“完整的套曲”(也就说写完了，因为我不打算写类似的新故事)。这给我提供了重读它们和回答问题的好机会，迄今为止每当人们提出之后我避而不答的问题是: 我为什么写这些故事?我想说什么?我实际上说了些什么?这种类型的叙事在当今文学中有什么意义?我，起初，写过一些当时所谓“新现实主义”的故事。也就是说，我讲述了一些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故事(或者说是想象发生过或可能发生的)，如通常所说，这些人是“人民”大众，但总是一些有点非正常的人，至少是一些奇怪的人，不会过多迷失在思想和情感中，而能够只通过他们所说的话和所做的行为来加以描写。我写得很快，使用短句型。那时我想表达的是某种突破，某种写法。我喜欢故事发生在户外，在公共场所，如在车站，许多人际关系在那里产生于偶然相遇的人们之间；心理学说、内心世界、室内场景、家庭、风俗、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许从那时起我不曾有过大的改变。我毫不经意地用游击队员的故事开始写作：结果很成功，因为这些故事是历险记，充满搏斗厮杀，枪林弹雨，有一点儿残酷也有一点吹嘘，符合当时的精神，还运用了“悬念”，这在小说中像调味的盐。在我于1946年写的中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中，我也大量地运用了新现实主义的生硬手法，而批评家们开始说我是“寓言式的”。我这是在赌博: 我深知当讲述无产者和八卦新闻时带有寓言性是优点，而当讲述城堡和天鹅时寓言性就不足以称道了。于是我尝试写别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以那些年里的大众生活为主题，可是我没能写好，将手稿留在了抽屉里。倘若我采用一种欢快的语调述说，显得假腔假调；现实更为复杂得多，任何风格的模仿终归是装腔作势。倘若我使用一种更加深思熟虑和悲天悯人的语调，一切变得灰暗、忧伤，我就失去了那种属于我的特征，也就是对写作的是我而不是另一个人这个事实的唯一证明。是世道变调了：游击战争时期和战后时期的散乱生活随时间转移而远去，再也遇不见那些向你讲述非凡经历的非同寻常的人物，即或还能遇见，却再也辨认不出他们的人和事了。现实步入各种轨道，表面上更正常，变成机构式的；如果不通过他们所在的机构很难判定人们所属的阶级；我也步入一种阶层成为其中的一分子：那种大城市的知识分子，身着灰色套装和白色衬衣。但是我想，归咎于外部环境是太方便的做法；也许我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过的人，像许多人一样，被推进变革时期的浪潮；过后我的灵感就枯竭了。 于是，我怀着对自己和对一切都感到厌烦的情绪，作为个人消遣，于1951年开始写《分成两半的子爵》。我无意特别支持某一种文学观念，也不想进行道德讽喻，或者狭义的政治讽喻，从来都不。当然我感觉到了，尽管不是很理解，那些年里的气氛。我们处于冷战中心，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一种难以言表的不安，它们不具有看得见的形象，可是主宰着我们的心灵。于是，当我写一个完全是出自幻想的故事时，我不仅在不自觉地宣泄那个特殊时期的压抑感，而且还找到了走出困境的推动力；也就是说，我不是被动地接受消极的现实，而且能够对其注入活力，颂扬，野性，简约风格，强烈的乐观主义，它们曾经属于抵抗文学。起步时我心里只有这股动力，和一个故事，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一个形象。在我写每个故事的起始之时，都有一个形象在我脑子里转动，不知是何时诞生的，而且跟随我多年。这个形象逐渐在我头脑里发展成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而且同时——两个过程经常是平行而又独立的—我相信这个故事蕴含某种意义。但是，当我动手写作时，这一切在我心中初具轮廓，还处于空白状态，只能在写的过程中，一切事物*终各就各位。那么，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从纵向劈为两半的人，那两半中的每一个都自行其是。一个士兵的故事，发生于一场现代战争?但是常见的表现主义讽刺作品被反复炒腻了：一场远去时代的战争更好一些，土耳其人，一刀劈开—不，一次炮击更好一些，因此一半被认为已经毁坏，后来却又跳将出来。那么是土耳其人开的炮?对，奥地利—土耳其战争，十七世纪末期，埃乌杰尼奥亲王，但是让这一切都显得影影绰绰，那时我对历史小说不感兴趣(现在依旧)。那好：一半活下来，另一半以后再出现。如何区别他们行之有效的可靠方式就是让一半善良而另一半邪恶，一种斯蒂文森式的对立，就像《化身博士》，以及《杜里世家》中的两兄弟。故事就这样完全按照合乎几何逻辑的推理编织起来。而批评家们可能开始步入歧途：他们说我心里想的是善与恶的问题。不是，它在我心中根本不存在，我没有想过善与恶，一分钟也没有。正如一位画家可以使用色彩的鲜明对比来突出某一种图形，同样地我采用了一种众所周知的叙事的对立来突出我所感兴趣的那个东西，这就是分裂。现代人是分裂的、残缺的、不完整的、自我敌对；马克思称之为“异化”，弗洛伊德称之为“压抑”，古老的和谐状态丧失了，人们渴望新的完整。这就是我有意置放于故事中的思想—道德核心。但是除了在哲学层面的深入探索工作之外，我注重给故事一副骨骼，像一套连贯机制良好运行，还有用诗意想象自由组合的血肉。我不能将现代人所有的残缺类型都安放在主人公身上，他已 经肩负推动故事进程的一大堆事情，我分散给一些配角。其中之 一—可以说是唯一具有单纯教育作用的——木匠彼特洛基奥多师傅，他建造精良的绞刑架和刑具而试图不想它们做什么用途，这就像……这当然就像现在的科学家或技术人员，制造原子弹或者任何他们不知道社会用途的设备，他们单一的“做好自己的职业”的责任感不足以使良心安稳。“纯粹的”、“自由客观的”(或不自由的)科学家与人类现实生活脱节的问题也表现在特里劳尼大夫这个人物身上，但是他的出身完全不同，作为一个斯蒂文森意味的小人物，从其他地方流落到那种环境中，他还有着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麻风病人和胡格诺派教徒属于一种更加复杂的虚构方式，从浪漫幻想的深层背景中诞生，也许受到古老的地方历史传统的启发(麻风村在利古里亚或普罗旺斯腹地; 从法国出逃的胡格诺派教徒定居在库尼塞，在南特谕令被撤销之后，或者更早一些，在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后)。对于我而言，麻风病人代表享乐主义、无责任感、快乐的颓废、唯美主义与病态的集合，在某一方面代表了当时流行的也是永远存在的文学艺术上的颓废主义(世外桃源阿卡迪亚)。胡格诺派教徒是与之相反的另一半：道德主义，但是作为艺术形，有着更为复杂的意义，还因为隐含一种家族秘传(猜测是我的姓氏的起源——迄今尚未证实): 是对马克斯?韦伯资本主义新教起源说的一种图解(讽刺与欣赏兼备)，以此类推，是对其他一切建立在实用道德主义基础上的社会的图解; 是对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伦理的描写，这种观照赞同多于讽刺。我认为《分成两半的子爵》中所有的其他人物除了在小说情节中的作用外没有别的意义。有的人物我觉得相当好——即获得了自己的生命，比如奶妈赛巴斯蒂娅娜，还有老子爵阿约尔福，他出场短暂。少女人物(牧羊女帕梅拉)仅仅是与半身人的非人性相对立的一个图解式的女性形象表意符号。而他，梅达尔多，半身人呢?我说过他比别人少一些自由，按照故事情节走预定的路线。但是，尽管他如此地受强制，仍然能够表现出一种基本的不确定性，符合作者心中还不很清晰的某些东西。我的宗旨是向人的一切分裂开战，追求完整的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实际上，开篇时完整的梅达尔多，是无定型的，没有个性也没有面容；结尾时重归完整的梅达尔多让人一无所知；生活在故事里的人只是以半个自己出现的梅达尔多。而这两个一半，两个非人的相反形象，结果表现得更具人性，形成矛盾关系；邪恶的一半，那么地不幸，令人同情，而善良的一半，那么地愧疚，迂腐可笑。我从两种对立的观念出发，对以分裂作为真正生存方式的双方都给予赞赏，并且痛斥“愚蠢的完整”。小说*终不由自主地表达分裂意识，是否因为生活在分裂的时代?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否因为真正的人的完整不是幻想中的一种不明确的总和，或者说齐备，或者说多面，而是坚持不懈地深入认识实在状况，认识自己天然的和历史的条件，个人的自愿选择、自我构建、能力、风格，包括内心自律和主动放弃的个人准则，始终不渝?这个故事以它自然的内在动力将我推向这个我过去现在一贯的真正主题: 一个人甘心情愿地给自己立一条严格的规矩，并且坚持到底，因为无论对他还是对别人，没有这条规矩他将不是他自己。 我们再次遇上这个主题是在另一个故事里，《树上的男爵》，写于几年之后（1956至1957年间）。这一次也是写作的年代影响精神状态。那是一个对我们在历史运行中可能起到的作用进行反思的时代，新的希望和新的痛苦同时相互交织。尽管有这一切，时代朝更好的方向走去；问题在于寻找个人良知与历史进程之间的正确关系。这一次也是我的头脑里先有一个形象多时: 一个攀爬在一棵树上的少年；他爬，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爬，走进另一个世界；不对：他爬，遇见奇妙的人物；对了：他爬，每天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地漫游，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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