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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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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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万华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50029033

出版时间2019-08

装帧其他

开本16开

纸张纯质纸

定价128元

货号1050703

上书时间2023-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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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    名】 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
【书    号】 9787550029033
【出 版 社】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作    者】 黄万华
【出版日期】 2019-08-01
【版    次】 1
【开    本】 16开
【定    价】 128.00元

【编辑推荐】 
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辩证的思维方式、鲜明的坚守的文学立场、扎实的史料功夫、精湛的文本分析等综合在一起,为解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两个难题,即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沟通,中国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香港文学的历史整合,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成果,而其中探讨、研究的一些理论问题,其建设性结论对当下和今后的文学史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内容简介】 
《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在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上和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互为参照的视野中,展开对战后中国文学的历史考察,深入剖析这一时期中国文学转型的影响因素、实质内容及其意义。以往学术界以“四十年代文学”统称 1937—1949 年的文学,遮蔽了抗战和国共战争(解放战争)这两个不同时期文学的差异,研究的重点又在抗战八年文学,尚未将 1945—1949 年文学作为一个重要时期的文学深入展开研究,也忽略其与 1949 年后文学的密切联系,研究又基本上限定于中国大陆。《跨越1949:战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文学转型研究》着眼于被学术界忽略的 1945 年至 1949 年这一重要历史转型时期,将 1945—1949 年和 1949 年后文学打通,同时突破中国大陆的范围局限,将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三地文学历史整合在一起展开研究,构建一种全新的“大文学史观”。

【目录】 
导论 跨越“1949”: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一体性和丰富差异性
上编
章 互为参照中的战后中国文学转型
 节 互为参照: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的大陆、台湾和香港文学/2l
 第二节 战后中国左翼文学的三种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
 第三节 “内化”中的“缝隙”:战后中国文学建制变化和文学转型
 第四节 文图:战后文学史叙述的新途径
第二章 中国大陆:从多种流脉到一统格局
 节 瑞恰慈和战后平津地区文论:战后中国文学重建的多种流脉
 第二节 创作:跨越“1949”的政治、历史分水岭
 第三节 文学的生存限度:文艺政策和文学创作
第三章 台湾:战后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
 节 去殖民性进程中的战后初期台湾文学
 第二节 大陆赴台作家和光复初期台湾文学重建的两种方向
 第三节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第四节 1949年后台湾政治高压缝隙中发生的多种文学思潮
第四章 香港: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
 节 “预演”: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
 第二节 左、右翼政治对峙中的香港文学思潮和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
 第三节 战后香港文学:在传统中展开的文学转型
 第四节 从《文潮》(上海)到《文艺新潮》(香港):战后香港文学转型的文学史线索
第五章 媒介和战后中国文学转型
 节 上海一北京:从媒介生态看战后中国大陆文学转型
 第二节 非“二度漂流”: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及其媒介
 第三节 青年文学刊物:战后香港文学转型的重要基石
下 编
第六章 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中的作家选择
 节 “京派”的“终结”和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
 第二节 文学立场的坚守和艺术实验的艰难
 第三节 文学常识的力量:与内地“工农兵文艺”和台湾“战斗文艺”分手的香港文学
第七章 跨越“1949”的诗歌创作
 节 被忽视的新诗成熟年代:1945―1949年的中国大陆新诗
 第二节 1950年代后大陆诗歌的文学史经验
 第三节 战后台湾政治压抑下的诗歌突同: “中国传统”和“善性西化
 第四节 从“左翼”到“现代”:战后香港诗歌交汇中的延续和综合
第八章 跨越“1949'’的小说创作
 节 写什么和怎样写:战后中国大陆小说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节 战后台湾小说:边缘突围中的多种叙事
 第三节 战后香港小说:超越政治化和商品化的本地化进程
第九章 跨越“1949”的散文和戏剧创作
 节 时代性和个人性:1949年后的大陆散文
 第二节 “集体旅行”中投向域外的目光
 第三节 台湾散文:五四多种流脉的战后拓展
 第四节 “在”与“属”的相容和转化:战后香港散文的主体性建构
 第五节 “第四种剧本”:1950年代大陆戏剧文学的突破
 第六节 现代与传统的沟通:战后台湾、香港的“新戏剧”/61l
第十章 转移和转型: “离散”中的作家创作
 节 跨越“1949'’:刘以鬯和香港文学
 第二节 上海一台北:中国新诗现代化路径的探索者纪弦
 第三节 “三级跳”:战后至1950~F代初期张爱玲的创作变化
后记

【文摘】 
战后,西南联大恢复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建制,返回原驻地。以杨振声、沈从文等为核心的原“京派”成员开始聚集在平津地区,他们重建中国文学的理想、主张,反对不尊重艺术独立性而视艺术为宣传工具和政治奴婢的狭隘性,成为“对抗”左翼文学一体化的重要力量,平津地区也成为战后中国很重要的文学重建地区。 平津地区的文学“重建”运动是由原“京派”作家带领一批当时活跃于平津地区的年轻作家展开的。后者大多正是原西南联大的学生,他们的文学活动为1940年代平津地区的新文学建设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沈从文曾不无得意地说:“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很年青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留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二十五六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二十五。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二十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回。”杨振声、沈从文等显然是出于对重建中国文学的长远考虑,自觉地利用副刊与杂志着力培养了这些新作家。少若多年后回忆起老一辈作家对他们不遗余力的 提携:署名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星期文艺》和《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分别由袁可嘉、金隄负责,天津《益世报》和北平《平明日报·文学副刊》分别由穆旦、萧离编辑,当时尚就读北大中文系的少若负责《华北日报·文学副刊》,他们全是很好年轻的作家,而“这些副刊都是由沈从文师在做后盾”。四十多年后,袁可嘉仍对当年提携他的文学界长辈念念不忘:“首先要感谢当年鼓励我写作、并亲手为我发表习作的前辈有名作家沈从文、朱光潜、杨振声和冯至等先生以及《九叶集》的诗友们。”这些聚集在平津地区的老一辈和新一代作家,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维护文学的独立性。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尤其是年轻作家、学者“对抗”左翼文学一体化、重建战后中国新文学的努力之所以显得有力,一个很好重要的原因是,瑞恰慈这位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开宗立派”的“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新批评派”“教父”的思想,成为他们很为重要的理论源泉。 I.A.瑞恰慈是20世纪很重要的文学理论家之一,也是五四后对中国文论影响优选的西方文论家之一。他六次旅居中国,其影响跨越中国现当代文学时期。而他的学说成为平津地区战后文学重建的理论源泉有其历史渊源,尤其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瑞恰慈来华任教于清华和其著作得到集中的译介密不可分。当时单是他的著作《科学与诗》就出现两个中文译本,一是北平华严书店于1929年6月出版的伊人所译版本,另一个是1937年4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曹葆华译本。叶公超为曹葆华译本所作的序言,将瑞恰慈与柯勒律治进行了对比,认为瑞恰慈的批评著作“无所不反映着现代智识的演进”,心理学、语言学、逻辑学的运用,使现代文艺批评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上,这是现代文艺批评的发展方向。叶公超鼓励曹葆华继续翻译与介绍瑞恰慈的理论,因为他认为当时中国很为缺乏的就是瑞恰慈的“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同时出版的另一论文集《现代诗论》,也由曹葆华翻译编辑,内收瑞恰慈的三篇论文:《诗的经验》《诗中的四种意义》《实用批评》(这几篇译文很初发表于1930年代的诗歌副刊《诗与批评》)。在此书序言中,曹葆华对瑞恰慈作了相当高的评价:“现在一般都承认他是一个能够影响将来——或者说,很近的将来——的批评家。……他的企图是在批评目前划一个时代——在他以前的批评恐怕只能算一个时期。” ……

【前言】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于其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即人类社会*终走向自由,人自身*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也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固化),使文学*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而跨越“1949”正是这种根本性贯通生成的重要历史现象。
以往将1949年前后的文学划分开来是因为1949年以后“人民的文学”在中国大陆占据了主导,乃至唯一的地位,于是1949年前后的文学被视为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文学。然而,在1940年代后期以延安文学为代表的“人民的文学”兴起之时,就有识见者在肯定“现阶段中国文学运动中人民文学的出现是有历史上、社会上的必然性的”,其“去路也极为显明,前途更极其辉煌”时,也明确指出,“人民的文学”是“‘人的文学’中一个阶段”,“终必在‘人的文学’的传统里溶化消解,得到归宿;终必在部分与全体的关系中嵌稳本身的地位,找出本身的意义”。这里所言“部分与全体的关系”正是文学的现有阶段与总体化的历史进程的关系。五四开启的“人的文学”在个性解放、阶级解放、民族解放等互有联系的不同层面上追求人本位或生命本位的审美表现,而“人民的文学”也只有在这种传统中才能充分显示其意义和价值。“人民的文学”是“积极地通过‘人民’来完成‘人’,通过‘社会’来完成‘生命’” ,这是文学对于中国社会走向人民民主革命阶段的积极回应。也正因为如此, “人民的文学”才“知所依归——归于人的文学”,在丰富“人的文学”传统中实现积极的“自我扬弃”,在完成自身的文学使命中走向文学的终极关切。
处于“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中的“人民的文学”,才会坚持人民本位的立场而又不企图统一文学,看重“阶级本位”而又承认还有阶级性之外的文学表现空间,倡导文学的战斗性、工具性而又尊重文学的艺术本质,视自己的主张(政策)为文学视野和空间的扩大而非决定一切文学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这样的“人民的文学”才可能完成“人民的文学”的历史使命,也才可能孕育“人民的文学”自身的生命力。如果我们细致辨识、梳理跨越“1949”的线索,我们会感受到,尽管“人民的文学”有过种种历史曲折和自身失落,甚至导致过文学的毁灭,但包含在作家创作实践、作品生成中的深层因素仍是通过“人民的文学”的努力来实现“人的文学”的价值。为人民而写作,写人民的世界,作为人民的一员而写作,从赵树理、孙犁到周立波、柳青,从“百花时期”到“调整时期”,作家们正是抱着这样的追求展开他们的创作,几乎每一部有价值的作品都是这种实践的产物。但也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民的文学”强调的人民本位、 阶级本位、 战斗性、工具性及相关政策等密切联系着中国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并且是由政治领袖依据其政治判断提出的,如果在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裹挟下无法保持其适度,而成为绝对性的存在,实际上就脱离了“人的文学”的历史总体化进程,而导致文学的失落,甚至毁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确立的延安文学理想,其原旨意义是要持久地建立一种服务于人民大众,首先是服务于工农兵的新文学。这中间本来包含对五四以来“人的文学”的拓展和丰富。但这一理想主要是作为政治理想产生于战争年代,服从于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需要建立文、武两支军队的现实,文学被视为重要战线而展开,这构成了从《讲话》到“”“内在理路的一致”。而当这种文学被驱入非常现实的政治斗争,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斗争,“人民性”在狭隘化中成为唯一的标准时,它往往转化为破坏性的激进实践。正是这种复杂的纠结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跨越“1949”的内在冲突的重要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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