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说·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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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说·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

正版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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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理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59821942

出版时间2019-10

装帧精装

开本16开

纸张轻型纸

页数502页

定价88元

货号997014

上书时间2023-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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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    名】 新民说·文学史视野中的现代名教批判:以章太炎、鲁迅与胡风为中心
【书    号】 9787559821942
【出 版 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    者】 金理
【出版日期】 2019-10-01
【开    本】 16开
【页    码】 502
【定    价】 88.00元

【内容简介】 
“名教”本特指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本书的论述依据和起点是“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尤其是现代人在具体表述中赋予“名教”的新内涵:首先是指名实不符等“名”脱离、扭曲、侵吞实际的现象,人陷溺在空幻的符号中,丧失对于实在与生活的真切感受;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指向一种“崇名”“名词拜物教”的消极思维方式;“对于抽象名词的迷信”又往往演变为对于“jue对真理”与“终极教条”的迷信,而拒绝在历史与社会的行进中向实践开放。本书由此提出“现代名教批判”这一课题:揭示名教成因、危害;重点依据章太炎、鲁迅与胡风的思想和实践来探析其对现代名教的洞察、警示与反抗。

【目录】 
引 言 主旨、结构与方法

第*章 现代名教的界定(上)

“名教”概念的历史流变与现代重构

从“新语”到“名教”

现代名教的提出与界定

现代名教的运作机制与心理动因

第二章 现代名教的界定(下)

“名”在“现代”的诞生

“名”的限度与名教批判的哲学意味

第三章 章太炎

破名以求实的精神与践行

“以论理代实在”的批判

作为“破名”资源的“自贵其心”与生命“亲证”

结语

第四章 鲁迅

鲁迅在现代名教笼罩中的直观感受

“伪士”及其对立面

“伪士”批判的实质:“接球手”问题

“伪士”的构成与谱系

以鲁迅为代表探讨“破名者”知识生产的特性

结语

第五章 胡风

“破名”的历程:与“航空战士”们的苦斗

名教在创作上的表现与危害:“公式主义”与“题材决定论”

“破名”的内涵:“身外的观念”“透进”“作家内部”

“破名”的意义:精神立场的“合法性”论证

“破名”的过程:主观战斗精神的发扬

“破名者”的姿态:“第*义诗人”

结语

第六章 “破名者”的特征与文学提供的可能性

“破名者”的特征

文学提供的反抗现代名教的可能性:实感

结语

附录 胡适

《名教》一文的材源、题旨与现实背景

名教批判的脉络与点滴

名教批判与实用主义哲学

在名教批判的脉络中重识“问题与主义”之争

“根本解决”之辩证

参考文献

后记

【文摘】 
鲁迅在现代名教笼罩中的直观感受

在鲁迅笔下,现代名教有种种赋形。“奴才”们打着“鲜明好看的旗子”行私利己,“做戏的虚无党”标举“好看的假面具”、“甜腻的话头”。又比如“招牌”:“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人们都满足于挂“招牌”,以为到此为止即可,“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一一演过了”……正是在“招牌”林立中,任何主义、学说、思潮进入中国“不过留下一个空泛的名词”,甚至“连名目也奄奄一息”。为了对抗“一味闭了眼睛作豪语”,鲁迅每每主张宣传“常识”,而文化界、舆论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在轻视常识的同时沉迷于超越常识以上的“豪语”,“豪语”遮天蔽日,让人无法自拔。第*章中曾述及名教危害在于将个人从具体的现实环境中抽拔出来,沉迷于“豪语”“大词”等制造的幻梦中,正是这个意思。所以鲁迅劝告世人与其陷落于身外的“豪语”,不如固守基本常识与个人诚实的感觉,并且以为自己的文章不过就是“说说较为切己的私事”。

正是在上述“旗子”“面具”“话头”“招牌”“豪语”等的作用下,名实不符者有之,以名掩实者有之,“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挂了招牌,而无货色”。鲁迅感觉置身中国就恍如跌入“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有明说要做,其实不做的;有明说不做,其实要做的;有明说做这样,其实做那样的;有其实自己要这么做,倒说别人要这么做的;有一声不响,而其实倒做了的。然而也有说这样,竟这样的。难就在这地方”,中国的“名”(口号、标语、说辞、主义等)往往游离于想和做的实际之外,自行扩张,不受实际制约,“文字游戏国”根本上就是“名教之国”,其国民丧失了“信”,说的人固然无信,听的人也不信,清醒地知道虚伪却仍然维持,大家都只是“做戏”“游戏”,没有人如《皇帝的新装》中的小孩跳出来破坏游戏规则。“有谁来揭穿的,他

们反以为扫兴。”不幸连青年也堕入此道:“青年好游戏,请游戏罢。其实中国何尝有真正的党徒,随风转舵。”在“名教之国”里,“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盗名”“借名”者蜂起,“假名”“空名”“乱名”随即泛滥成灾。

使人们对一切“名”失去信心的,恰恰是名教;在名教时代中,恰恰没有“发生”“容纳”新“名”的可能。鲁迅沉痛地说:“我们中国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而且许多论者反要以此自豪。”这里有两层意思。第*,“不是发生新主义的地方,也没有容纳新主义的处所”,是说中国不具备接受新“名”的基本条件,“自由主义么,我们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人道主义么,我们人身还可以买卖呢”。第二,更可怕的是,“即使偶然有些外来思想,也立刻变了颜色”,这种使得“名”变质、腐化的力量,鲁迅称之为“染缸”的法力:“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它有种种发挥、污染的途径:比如宣布“古已有之”,“某种科学,即某子所说的云云”,“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这种“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说到底是不敢直面、接受新“名”而变相抵拒的卑怯态度。再比如取其“名”而变其“实”,《阿Q 正传》中赵秀才襟上挂一块“柿油党的顶子”,洋洋得意自命时髦,骨子里却还是腐朽旧思想。

名教卫士当道,名教风行天下。“中国人总只喜欢一个‘名’,只要有新鲜的名目,便取来玩一通,不久连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开,另外又取一个。真如黑色的染缸一样,放下去,没有不乌黑的。”在这样险恶的名教时代中,鲁迅“知人论世”自有其特殊的战法。总体而言,与“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虚有其名,不求实际”的“崇名”思维相对,鲁迅的“思想方法,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而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的,在现实生活中得其结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鲁迅的进化论发生转变,一般看法认为这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但鲁迅自己的解释是:“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可见,思维调整的首要条件是客观事实的变化,这是鲁迅“求实”思维的体现,即以客观事实为起点,亦以客观事实为终点,在思维过程中始终以客观存在作为衡量取舍的标准。鲁迅往往用各种形象化的描述来凸显其“求实”思维的闪光点。

比如“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鲁迅“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总要质问“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这就是在等待“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的考验。

还有“推背图”,“从反面来推测”,于是发现,“仁义道德”的字里行间写着“吃人”,“正人君子”实为“盗贼”,“貌似彻底的革命者,而其实是极不革命或有害革命的”。

再有“揭穿假面”。“假面”往往冠冕堂皇,以种种“美名”作装饰来扭曲实际,鲁迅说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30。猛士如入无物之阵,“无所用其力”,因为中国社会到处充斥着“假面”:“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所以鲁迅针锋相对,“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揭穿假面,就是指出了实际来”,即破名求实,打破“假面”“美名”的障蔽和“瞒与骗”的迷梦,看清社会、人生的本来面目,撕掉一切名教说辞织成的、将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帷幕。鲁迅自称“我是喜欢萧的”,因为萧伯纳“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鲁迅是“爱夜的人”,“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可以“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暗夜里,“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都无法再充装饰。

鲁迅谈及自己的思想特点时,一再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多疑”表现为对事物表面价值、表面形态的不信任,是对事物现象与本质的差异、矛盾的直观把握。我们在第*章中界定过名教批判的几层意思,其一即是对空洞的名词、符号的反抗,对“名”脱离了实际,甚或扭曲、侵吞实际(名实不符、以名代实、鱼目混珠)的警觉、勘破。以此相参照,鲁迅上述几种战法,无不是名教批判智慧的表现,它们往往出之以一种“剥离”策略。一方面,在“名”本身的真理性之外,探讨“名”在现代中国特定环境中的现实遭遇:“……如落在黑色染缸……化为济私助焰之具,……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另一方面,将“名”(口号、言论、学说、主义等)与操持“名”的主体相剥离,具体说来,并不是考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价值本身,而是针对他们在追求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在“说什么”的背后考量“做什么”以及“说”与“做”的居心与动机:“是‘信’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是言行合一,还是文字游戏?

鲁迅在名教时代中还总结过一种特殊的战法——逃名。“名”的精义正是在名教嚣攘、名教卫士横行中被玷污,所以,“我们国民中的大怀疑主义者,有时岂不是*肯定底,而且常常是*勇敢的人么?”“谁敢保证,无信仰之人却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呢?”标举美名的人“连自己也并不相信所发的议论,连自己也并不看重所做的文章”,“名”已经被“借名”“盗名”者封杀,所以老实人只好“逃名”:

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了。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说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

先前章太炎也认为:“魏晋人*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孔融是著名的“非孝”人物,而《后汉书》本传上明说他“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可见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在孔融这里,起于虚伪礼法和内心真正的情感不能相应。魏晋时,“礼教”是*大的“名”;在鲁迅写作的时代,自然也有许多高大俨然的“名”,他以“三民主义”为例,说很多人自称信徒,拉起大旗,行私利己,这时候,“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后来,鲁迅就将老实人在本心里相信“名”,却因为借名、盗名者玷污了“名”,于是故意反对的态度,概括为“逃名”:“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不妨引述雅斯贝尔斯的一段话作为参证:“克尔凯郭尔的基督教虔诚和尼采的不信神之间似乎有本质的区别,但恰恰是这种区别使他们思想之间的相似性更加明显,在反思时代,似乎过去的一切都存在着,在这样的假象下,人们生活在实际的无信仰之中。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对信仰的抛弃和强制自己去信仰是互为补充的。不信上帝的人可以成为虔诚的信徒,信仰者也可以成为叛教者。”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周围无数的基督徒实际上是“把上帝当傻瓜”的叛教者,正是这些基督徒“没完没了、华而不实的空谈”使得“基督教界不知不觉地取消了基督教”;而声称“上帝死了”的尼采却是坚持生存信仰之人。“不信上帝的人可以成为虔诚的信徒,信仰者也可以成为叛教者”,与鲁迅所谓“无信仰之人却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一致无二,而尼采、克尔凯郭尔正可被视为上述语境中的“逃名者”。“逃名”,就是警惕一切“名”的装点,还原被“名”所歪曲玷污的真实内容,摆脱“名”的框定而把握朴素的、活泼泼的内在精神。这其实可以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找到源头,比如《庄子·大宗师》中一段:“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

鲁迅一辈子都被各派人士所颁布、授予的各类“徽号”“称号”包围,但他其实就是一个“逃名者”。用胡风的话说,鲁迅“耻于占用任何堂皇的招牌”。在观察他人时,一方面,鲁迅讨厌随意罗织名号,“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另一方面,他每每要揭起“名号”勘查背后掩藏的实际,“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拔它一拔”。在对待自己时,则是不安于“名号”,拒绝“名号”。“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因为鲁迅发现所谓“前辈”“导师”“学者”“文学家”等,“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也就是说,形形色色的头衔、尊号,往往是名教派定给个人的符号,它不仅是一个称谓,更意味着一种规范,如果对屈己从“名”的危险无所自觉,则正中名教的迷魂剂,或借章太炎的话,这正是一种“殉名”主义。“‘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无不构成对人个体生命自由的束缚,“一变‘名人’,‘自己’就没有了”,故而鲁迅每每自居“一无所有”,“我想撕掉别人给我贴起来的名不符实的‘百科全书’的假招贴”,“掷去了这种尊号”,“一戴纸冠,遂成公物,……然则固不如从速坍台,还我自由之为得计也”。《野草》中的“过客”对他所弃绝的生存世界的真相有着本质认识:“回到那里去,就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我憎恶他们,我不回转去!”华美的名目、冠冕堂皇的主子与真实的牢笼,于是,“我不如彷徨于无地”,宁可直面无所有,也要彻底否定现有的环境秩序及其价值信条。在捍卫生命的独立、自由与创造实践这一基本点上,鲁迅不作让步。

鲁迅在现代名教的笼罩中有自己特殊的战法,但归结到根本上,他对现代名教的揭破与反抗,围绕着“伪士”批判而展开。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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