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路上的迷途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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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中忱
出版社 作家出版社
ISBN 9787521207231
出版时间 2020-06
装帧 其他
开本 32开
纸张 胶版纸
页数 267页
定价 43元
货号 1855889
上书时间 2023-10-07
商品详情
品相描述:全新
商品描述
【书 名】 现代文学路上的迷途羔羊 【书 号】 9787521207231 【出 版 社】 作家出版社 【作 者】 王中忱 【出版日期】 2020-06-01 【版 次】 1 【开 本】 32开 【页 码】 267 【定 价】 43.00元 【编辑推荐】 跟随本书了解“迷途之羊”,把握日本现代文学对日本现代化的追随、质疑与批判。 【内容简介】 明治维新后,日本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也逐渐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帝国主义不仅仅表现为军事、经济的扩张,也表现为价值、思想、知识和情感、想象体系的建构,在此过程中,“现代”文学并不仅仅处于追随的位置,也表现出质疑和批判。本书集中讨论日本受到这一过程影响的现代作家们及其作品——所谓“迷途之羊”的意象,不仅仅是在隐喻作品中人物的命运,更是对日益走向迷途的日本社会提出的警示。 【目录】 大家来读书 Ⅰ小引 ——艺术追随帝国,抑或帝国追随艺术?/ 后发型新“帝国”及其言说的特征/ 帝国与艺术:殖民历史与多样的现代主义/ Ⅱ弃文 ——“言文一致”体小说开创者二叶亭四迷的越境中国 之旅/ 埋骨中国:二叶亭的人生夙愿/ 在“满蒙”铺设国民抵抗线:二叶亭的国际政治构想/ 从哈尔滨到北京:二叶亭在中国的足迹/ 关于二叶亭放浪中国的叙述及其意义的再生产/ Ⅲ思乡之歌与“到民间去”的回响 ——走读于石川啄木的故乡/ 盛冈小城:啄木诗里的故乡/ 天鹅声声入梦:日本的别一种景观/ 远方天空那绚丽的云彩/ 三行短歌的节奏与望月教授的读法/ 乡愁诗的解体/ 文化消费的超越/ 向闭塞的时代宣战/ 到民间去,到民间去……/ Ⅳ语言·经验·多义的“现代主义” ——论北川冬彦的前期诗作/ “现代主义”的再定义与北川冬彦的意义/ 开放与闭锁:非均质的殖民地空间/ 作为“帝国”隐喻的军港、铁路和身体/ 小结/ Ⅴ遍体鳞伤的经验与血肉丰满的思想 ——中野重治创作的抒情性与政治性/ 重审社会主义思潮与普罗文学的谱系/ 告别感伤的抒情/ 重建主体的经验与政治抒情诗/ “再转向”与远离“文艺复兴运动”/ 余语/ Ⅵ自我与他者的再确认 ——堀田善卫的早期写作与鲁迅的路标意义/ 日本的鲁迅阅读史与中国新文学“走向世界”/ 堀田善卫:在由欧入亚的时刻与鲁迅相遇/ 堀田的早期文学评论与鲁迅的潜在影响/ “上海物语”与鲁迅形象的意义/ 鲁迅的启示:与异民族交涉的彻底性/ Ⅶ存在的焦虑、人文主义传统重建与 “新人”的想象 ——大江健三郎前期创作论/ “峡谷村庄”:多义的空间/ 跨越精神危机的青春纪念碑/ “另外一部《个人的体验》”/ 人文主义传统的重建/ Ⅷ在“介入文学”的谱系上 ——初论加藤周一的文化批评/ 作为当代日本文学史事件的“九条会”/ 加藤周一:战争体验与知识分子的伦理责任/ 在语言与装甲车之间的思考/ 加藤的评论文体:以《四月的梦》为例/ Ⅸ日本文学中译百年的历史掠影/ 两次翻译热潮与“脱脉挪用”式解读/ 另类接受与共时思考/ Ⅹ小结 ——远近之间:3·11后日本文学的再出发/ 来自现场的声音/ 核时代的想象力/ 远而近:文明史的质疑/ 后记/ 【文摘】 Ⅰ小引——艺术追随帝国,抑或帝国追随艺术? 后发型新“帝国”及其言说的特征 本书所收文章,选自笔者已发表的有关日本文学的论文、札记或随笔,所涉及的时间范围从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大体相当于中文学界所说的近现代和当代。 同属于汉字圈的日本也使用“近代”“现代”这样区分历史时段的概念,但日文脉络里的“近代”移译到中文应该怎样表记,一直是令人困扰的问题。在实际翻译中,原样挪用者有之,加以改换者亦不少见。如中国媒体上频繁出现的“现代化”,移译至日文多会变为“近代化”,而日文中的“近代”移译至中文则常被写为“现代”,与本书内容相关且比较切近的例子是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如所周知,此书中文版题目里的“现代”在日文原文里实写作“近代”(《日本近代文学の起源》),如此改换,应该是译者的有意而为。 但以中文的“现代”置换日本的“近代”是否就恰当妥帖?已经有研究者讨论过,尽管同属于汉字圈,尽管字形完全相同,中文和日文里的“近代”含义却很不同。这不仅因为作为历史分期的概念,中日文里的“近代”各自指涉的时段不能完全重合,更因为中国和日本的“近代”经验和认识存在巨大差异。伊藤虎丸在其论文《亚洲的“近代”与“现代”——关于中国近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援引竹内好《现代中国论》有关“东方的近代是西欧强制的结果”的观点,分析“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各国”的“被近代化”经验以及由对抗“西欧强制”而产生的“主体性态度”,批评日本自外于亚洲,毫无抵抗地“把自己置于西欧的立场”的“近代”观,实际上是文化主体性缺失的表现。伊藤指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近代观,在日本会较多从“肯定的意义”上理解“近代”,并“认为‘近代’与‘现代’是连续的,较少有人意识到或主张将其做明确的区分”。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把日文的“近代”原样挪到中文,固然会在抹去翻译痕迹的同时遮蔽中日“近代”经验和认识的差异;但用“现代”置换“近代”,则也难免淡化日文里“近代”与“现代”之间的连续性意涵。 需要注意的是,上引竹内好和伊藤虎丸的中日“近代”比较论,是从二战以后反省日本近代历史的视点,分别针对冷战及后冷战的时代状况而发的;并且,和所有的宏观比较论一样,为了论述的方便,他们都把讨论对象做了简约化甚至本质化的概括。如果我们把关注点从比较论收拢回来,聚焦于日本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或者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全球史背景上,则不难看到,何谓“近代”这一问题即使在日文脉络里也众说纷纭。所谓“近代”,自然首先是从时间的维度,在表现和此前时期/时代之区别的意义上确立的,而在有关日本历史的叙述中,“近代”起自“明治维新”,可谓一个共识,但“明治维新”的起讫时间应该怎样确认,研究者间的看法也颇有歧异。 成田龙一考察二战以后日本学术界就“明治维新的起点”问题提出的各种观点,首先提起了远山茂树,他说:远山“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底部结构(经济)决定历史的立场出发,首先把幕府末期的经济视为工场手工业的阶段,在此基础上看到各雄藩‘向绝对主义倾斜’的趋向,认为天保时期推进改革的主体成为了明治维新的政治主体。总之,是在把幕府对应着封建制之新阶段而推进的政治、经济改革——亦即失败了的天保改革和雄藩的成功改革进行对比之中,对明治维新进行阐释的”。成田认为,远山实际是把“欧洲近代的诞生——从封建制解体到近代诸关系和制度的生成之过程,和明治维新叠合了起来,期望由此找寻到近代日本的出发点。其认识的前提是:相对于江户幕府=近世封建制,明治政府=近代的中央集权制和资本制”。因此,远山及赞同远山观点的学者大都把“明治维新的起点放置在天保时期(19世纪30年代至19世纪40年代前半期)”。同时,成田龙一还举出芝原拓自作为另一种观点的代表,认为芝原率先提出“世界史中的明治维新”问题,把关注重点转移到“世界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的东亚危机与变革,自然就把佩里来航(开国)看作了明治维新亦即“近代”的起点。概言之,这两种观点或可概括为“内发型近代论”和“外来冲击型近代论”,尽管两者都有自己的论述依据,但由他们的分歧恰恰可以看到,如何确定明治维新的起点,其实涉及如何解释日本“近代”的历史,不同观点牵连着不同的解释前提和观察框架,并不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史实。 关于明治维新的终结时间也同样如此,据中村正则考察,关于这一问题“本来亦无定说”,大约至20世纪60年代以后,“则有以1890年前后的明治宪法体制、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引用者注)为明治维新的终结期的观点出现”。中村认为:“这些认识虽然和明治同时代人把西南战争和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之死视为明治维新终结的认识有很大差异,但从明治维新所设定的课题来看,其目标并没有停留在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而是包含着国民国家的建立和经济的对外自立,这些课题的基本解决,确实是在日清战争和产业革命达成的时期。” 中村本人是赞成20世纪60年代后渐成通说的观点的,他们都把明治维新看作了一个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动态历史过程,认为到中日甲午战争,“明治国家”的格局和路向基本确立,也意味着这一过程的结束。中村等人注意到,“明治国家”既具备近代民族/国民国家的品格,也带有帝国主义的性质,在这样的意义上,他们把甲午战争设定为一个历史时段结束的标识,应该说表现出了一种洞见。但在此基础上显然还应进一步讨论,在全球史的视域里,明治日本所确立的国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否具有自己的特性?其特性具体表现为怎样的形态? 一般说来,帝国主义行为主要表现为某一国家在本国领域之外推行的军事扩张和政治、经济、文化的统治或控制。这当然是可追溯到古代的历史现象。但在欧洲,由于经历了一个传统帝国因众多拥有主权的民族/国民国家的兴起而解体的过程,“帝国”与“国家”的概念也便常常被放置在前近代和近代的对应关系上理解和使用,而在近代民族国家基体之上崛起的欧美列强,伴随着资本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则又明显表现为重返帝国的冲动,且在扩张动力、扩张规模与扩张方式的多样化方面,都远远超过传统帝国。据相关研究:“帝国主义”是在“19世纪中叶之后才形成的词”,在“英文中的imperialism与具有现代意涵的imperialist在1870年后才大量使用”(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从这时期起,欧美列强开始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全面推行了殖民地统治”(中村正则:《明治维新与战后改革——近现代史论》)。爱德华·萨义德曾引证相关文献指出:“在1800年,西方的势力声称占有全球百分之五十五,但是实际上是占有大约百分之三十五的土地面积,然而到了1878年,此一比例已增至百分之六十七,每年以八万三千平方英里的速度增加。”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帝国主义”这一概念的出现,正是对近代民族/国民国家型的帝国之特征恰逢其时的表述。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已经进入全球帝国主义的时代,那么,日本处于怎样的位置?在此也许有必要了解置身于历史现场的人物的感受和看法,这不仅因为其与历史现场切近,还因为历史事件本来也包括对事件的言说。前面引述的以甲午战争为明治国家走向帝国主义标志的观点,都属于后世学者之见,而作为当时的日本首相直接参与战争筹划、推动并主导了战后处理的伊藤博文,在战后发表题为《列国的国土侵略主义与日清战争的意义》的演讲,则是历史当事人自我言说的一个代表性文本。伊藤说:剑桥大学历史学科教授Seeley(注:John Robert Seeley,一译西利)曾言:19世纪是国民竞争的时代。余则欲更进一步,为由其所说列国国民竞争而产生的政治上之主义下一新名称,曰:领土开拓主义的竞争时代。挟强国之威,乘弱国之弊,掠地拓疆,虽有人说此乃因人口过剩、生产不足等社会病根而生,实则不过是以美名装饰其表而已。 【前言】 大家来读书(序) 世界文学之流浩荡,而我们却只能取其一瓢一勺。即便如此,攫取主流还是支流?浪花还是深水?用瓢还是用勺?诸如此类,又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道得明的。 本丛书由丁帆和王尧两位朋友发起,邀约了外国文学文化研究的十位代表性学者。这些学者对各自关心的经典作家作品进行富有个性的释读,以期为同行和读者提供可资参考的视角和方法、立场和观点。本人有幸忝列其中,自然感慨良多,在此不妨从实招来,择要交代一二。 首先,语言文学原本是人文的基础,犹如数理之于工科理科;然而,近二三十年来,文学的地位一落千丈。这固然有历史的原因,譬如资本的作用、市场的因素、微信的普及、人心的躁动,等等。曾经作为触角替思想解放、改革开放(在国外何尝不是这样?)探路的文学,其激荡的思想、碰撞的火花在时代洪流中逐渐暗淡,褪却了敏感和锐利,以至于“返老还童”为“稗官野史”“街谈巷议”,甚或哼哼唧唧和面壁虚设。伟大的文学似乎正在离我们远去。当然,这不能怪世道人心。文学本就是世道人心*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方式;而且“人心很古”,这是鲁迅先生诸多重要判断中的一个,我认为非常精辟。再则,在任何时代,伟大的文学都是凤毛麟角。无论是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或19世纪的西方,还是我国的唐宋元明清,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唯有极少数得以幸免。而幸免于难的原因要归功于学院派(哪怕是广义学院派)的发现和守护,以便完成和持续其经典化过程。然而,随着大众媒体的衍生,尤其是多媒体时代的来临,学院派越来越无能为力。我这里之所以要强调语言文学,就是因为它正在被资本,甚至图像化和快餐化引向歧途。 其次,学术界的立场似乎也已悄然裂变。不少同仁开始有意无意地抛弃文学这个偏正结构的“大学之道”,既不明明德,也不亲民,更不用说止于至善。一定程度上,乃至很大范围内,批评成了毫无标准的自说自话、哗众取宠、谩骂撒泼。于是,伟大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被轻易忽略。曾几何时,马克思用他的伟大发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是他老人家并不因为资本主义是其中的必然环节而放弃对它的批判。这就是立场。立场使然,马克思早在资本完成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之前,就已为大多数人而对它口诛笔伐。这正是马克思褒奖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等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重要因由。同时,从方法论的角度,恩格斯对欧洲工人作家展开了善意的批评,认为巴尔扎克式现实主义的胜利多少蕴涵着对世俗、时流的明确悖反。尽管巴尔扎克的立场是保守的,但恩格斯却从方法论的角度使他成了无产阶级的“同谋”。这便是文学的奇妙。方法有时也可以“改变”立场。这时,方法也便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恩格斯说:“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像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由是,恩格斯借马克思的“莎士比亚化”和“席勒式”之说来提醒工人作家。 再次,目前盛行的学术评价体系正欲使文学批评家成为“文本”至上的“纯粹”工匠。量化和所谓的核刊以某种标准化生产机制为导向,将批评引向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劳作。于是,一本正经的钻牛角尖和煞有介事的言不由衷,或者模块写作、理论套用,为做文章而做文章的现象充斥学苑。批评和创作分道扬镳,其中的作用和反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尤其是在网络领域,批评的缺位使创作主体益发信马由缰、肆无忌惮。 说到这里,我想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正在或已然出现,它便是读者的疏虞。文学本身的问题使读者渐行渐远。面对商家的吆喝,读者早已无所适从。于是,浅阅读盛行、微阅读成瘾。经典的边际被空前地模糊。我们这个发明了书的民族,终于使阅读成了一个问题。呜呼哀哉!这对谁有利呢?也许还是资本。 以上固然只是当今纷繁文学的一个面向,而且是本人的一孔之见,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但文学作为资本附庸的狰狞面相已经凸现,我们不能闭目塞听,更不能自欺欺人。伟大的作家孤寥寂寞。快快向他们靠拢吧!从这里出发,从现在开始……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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