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研究文献辑刊（1-8）精装16开9787501353859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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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晁岳佩 、宋志英选编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ISBN9787501353859
出版时间20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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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2900元
上书时间2023-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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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前人統計，今本《春秋》共一萬六千五百二十字，卻記載着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共二百四十二年以魯國爲主的春秋歷史，平均每年約七十字。後人或稱作“斷爛朝報”“流水帳薄”式的《春秋》，在自漢武帝以後的兩千多年間，不僅被列爲經典，而且被認爲是孔子唯一親自寫定的著作，其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孔子上聖人，所謂聖人，是爲社會制定準則的超級智者，故《春秋》中應該含有聖人垂教後世的大義，即統治者治理國家應該遵循的各種原則，這是所有《春秋》學文獻的共同出發點。凡研究經典中聖人垂教之義者屬於經學，研究《春秋》義例者才是《春秋》學，若專注於《春秋》所載之事或對人名、地名、官名的考證，則屬於歷史學。
《春秋》共約兩千條經文，多者三十餘字，少者一字，平均每條不到八字。如此簡略的史事提綱，本身不可能有聖人垂教之義的清晰表述。如魯隱公元年經：“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若無前人解讀，現在恐怕没有人能够從這些經文中看出任何聖人之義。歷代經學家之所以從《春秋》中闡釋出種種大義，實際上是基於兩個前提：一是孔子作《春秋》，二是三傳對《春秋》已有的解讀。
關於孔子作《春秋》的問題，至今仍無令學術界普遍認可的結論。説孔子作《春秋》者，均引孟子、司馬遷等前賢之言爲證。這是傳統觀點，其缺陷是不能證明《春秋》中哪些內容屬於魯國舊史，哪些內容屬於孔子所作。説孔子未作《春秋》者，認爲《春秋》就是魯國舊史，孔子可能用其作爲教材，主要證據是《論語》中没有任何孔子作《春秋》的記載。這是近人的觀點，缺陷是不能對孟子、司馬遷等前賢之言進行證僞。在没有新的證據出現之前，這個問題可能還將長期討論下去。但是，對古代經學家而言，這是不容討論的問題，一旦懷疑孔子作《春秋》，聖人的垂教之義也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成了滿紙荒唐言。堅持孔子作《春秋》，是《春秋》學得以成立的前提和基礎。
關於三傳解《春秋》的問題相當複雜。《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大概成書於公元前四百年至公元前三百年之間。《左傳》以《春秋》記事爲綱，用豐富的材料較詳細地記述了《春秋》所記重大事件的起因、過程及結果，既豐富了《春秋》經文的內涵，也補充了許多《春秋》未載的人和事，同時從魯國史官的角度，用“解經語”的形式，解説了《春秋》的記事原則、用字原則和稱謂原則。顯然，《左傳》是以《春秋》爲史書，以史事傳《春秋》。故後世凡以史事解《春秋》或謂《春秋》因事明義者，無不以《左傳》爲據。
漢景帝年間始“書於竹帛”的《公羊傳》，明確以《春秋》爲垂教後世的經典。魯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孔子感到“道窮”而作《春秋》，“《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君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公羊傳》認爲，一、《春秋》是孔子精心製作的經典；二、《春秋》中蕴含着聖人關於撥亂反正的各種原則，即《春秋》之義，這是一個完備的政治理論體系；三、孔子作《春秋》是爲了垂教後世，等待新一代聖人出來採用這個理論體系；四、後人研究《春秋》，就是要研究其中的義，以供後聖遵循。從此，《春秋》成爲至高無上的經典，《春秋》學成爲經學。可以説，後世《春秋》學就是在這個框架中進行研究的，儘管許多問題都歧説紛紜，但各家各派對這個框架基本上都是認同的。凡超出此框架者，都不再是經學的《春秋》學。從這個意義上説，作爲經學的《春秋》學，實際上是由《公羊傳》開創的；作爲經學的《春秋》之義，也是首先由《公羊傳》闡釋的。故後世學者儘管對《公羊傳》有各種各樣的批評，但從根本上都離不開《公羊傳》。
《公羊傳》是如何從記事極爲簡略的《春秋》經文中解讀出聖人之義的呢？一句話，根據書法推導大義。所謂書法，就是孔子作《春秋》時設定的各種寫作原則，後人稱爲例。據《公羊傳》所釋，最重要的《春秋》書法大致包括記事原則、用字原則、稱謂原則、書時原則、書地原則等。凡應記而未記或不應記而記之事，凡應用某字而不用或改用其他字，凡應用某種稱謂而改用其他稱謂，凡應記地而未記地或不應記地而記地，凡應書目而未書目或不應書目而書目等，《公羊傳》認爲其中都含有對所記人和事的褒揚或譏、貶、絶之意。不論是褒揚還是譏貶，聖人一定都是按照一定標準作出的。這些標準就是聖人蕴含於經文的各種垂教原則，即《春秋》大義。這就是《公羊傳》解讀《春秋》的基本文法，並爲後世絶大多數《春秋》學者所繼承。不理解這一點，就讀不懂《公羊傳》，也讀不懂《穀梁傳》和其他《春秋》學文獻。
《穀梁傳》的成書年代不太明確，大概是在穀梁學與公羊學争《春秋》學正統的漢宣帝年間。《公羊傳》所釋《春秋》書法、大義，在當時已得到廣泛認同，《穀梁傳》對此不能進行過多的反駁。《穀梁傳》要取得正統地位，又不能與《公羊傳》區别開來，於是《公》《穀》二傳形成如下主要異同：
一、二傳的主旨都是闡釋聖人的垂教之義，都採用根據書法推導大義的方法，所釋大義均屬於政治理論。
二、《穀梁傳》除個别地方有對《公羊傳》予以批評的內容外，絶大部分承襲了《公羊傳》所釋書法和大義，但在文字表述上往往有所區别，顯得比《公羊傳》清雅，《公羊傳》於此所釋書法或大義，《穀梁傳》可能從彼經闡釋出來；《公羊傳》有些顯得含混不清，《穀梁傳》則有更清楚的表述。
三、《公羊傳》中雖有對《春秋》書時原則的闡釋，但似乎未能構成體系，《穀梁傳》則形成了系統的《春秋》書時原則：最重要者書日，其次書月，再次書時。重視《春秋》書日、書月、書時的內涵，是《穀梁傳》與《公羊傳》在所釋《春秋》書法方面的顯著區别。
四、《公羊傳》所釋《春秋》“譏世卿”“知權行權”“大復仇”等義，不太符合君主專制制度的需要，《穀梁傳》中没有此類大義，而是更強調《春秋》的“尊尊”之義，並多了一些對君主關注民生之義的闡釋。
《公》《穀》的方法和主旨相同，故後世一直以二傳並稱，以與《左傳》區别開來。二傳在所釋《春秋》書法和大義方面的差别，使其並列爲經典。
司馬遷在《史記》中採用了《左氏春秋》之事，但没有引用《左傳》之義。漢末劉歆非常喜歡《左氏春秋》，認爲它傳《春秋》勝於《公》《穀》，故改稱《春秋左氏傳》，並建議朝廷將其立於學官。當時的朝廷高官絶大部分出身於今文經學，難以接受古文《左傳》，他們認爲《左傳》不傳《春秋》，即没有從經文中闡釋聖人的垂教之義，不能立於學官。劉歆嚴厲批評今文學者抱殘守缺，但實際上也未能證明《左傳》在闡釋《春秋》大義方面有哪些勝於《公》《穀》的地方。劉歆被排擠出朝廷，《左傳》也未能取得官學地位。歷東漢一代，今古文之間出現此消彼長之勢，以《左傳》爲代表的古文被越來越多的今文學者接受。但是，古文學者在《左傳》傳《春秋》的問題上，往往致力於證明《左傳》中也有《公》《穀》所釋《春秋》之義，而未能證明《左傳》在傳《春秋》之義方面勝於《公》《穀》，故《左傳》始終未能立於學官。實際上，喜歡《左傳》的學者多數出於對其文其事的欣賞，所謂傳《春秋》之義往往顯得強辭奪理，依附《公》《穀》。
真正成功説明《左傳》傳《春秋》者，無疑是晉杜預的《春秋經傳集解》。杜預首先認定今本《春秋》是孔子改修魯史而成。孔子繼承了周公所制“舊典禮經”，在改作《春秋》中設定了“新例”，賦予了《春秋》新的大義，然後傳授給左丘明，左丘明將這些內容在《左傳》中表述出來，故《左傳》是孔子的嫡傳。《左傳》中以“凡”字開頭的五十節文字就是周公所制“舊典禮經”，“書”“不書”“故書”等七類解經語就是孔子設置的新例，其中“禮也”“非禮也”的史事評説以及“君子曰”，就是孔子賦予《春秋》的大義。於是《左傳》有了明確的傳承體系，有了完全不同於《公》《穀》且足以與其抗衡的《春秋》義例，《春秋》左氏學由此正式形成。唐代的《五經正義》選擇了《左傳》及杜注，標志着《左傳》終於取得了官學地位。
長達數百年的三傳争正，至唐初取得了皆大歡喜的結果，三傳均被認爲是解讀《春秋》的經典，成爲後世《春秋》學繼續發展的基礎。在此之前，《春秋》學研究應該屬於“家法”時代，各派學者基本上都恪守家法，衹是努力理解本派的傳注，很少引用别家之説，也很少對别家之説作系統批評，大家都是自説自話。這是漢代以來形成的經學研究模式。三傳既然都取得了《春秋》學正宗地位，學子們自然可以兼學三傳，對三傳進行比較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唐代中期的啖助、趙匡、陸淳執筆完成的三部著作，集中反映着他們對《春秋》學的新認識。如果我們站在古代經學家的立場上，認定《春秋》是聖人垂教後世的經典，然後對三傳進行比較，也可以很輕易地看出三傳對《春秋》的解説都存在明顯不足。《左傳》記事基本上應該是可信的，這是理解經文的基礎，如果聖人之義體現於記事之中，那麽解讀《春秋》必須以《左傳》爲主。但是，《左傳》的解經語大部分是釋史書體例或當時史官的記事背景，極少解讀經文本身的深層內涵。“五十凡”中衹有極少部分解經，大部分與經文本身没有直接關係。“君子曰”被認爲是《春秋》之義，實際上卻都不是對經文的解讀。所謂“稱君君無道，稱臣臣之罪”之類的大義也不符合君主專制的要求。《公羊傳》和《穀梁傳》雖然都是對經文的直接解讀，但所釋義例也未必正確。如《公羊傳》所謂“《春秋》貴（褒）賤（貶）不嫌同號，美（褒）惡（貶）不嫌同辭”，認爲《春秋》的相同稱謂和相同用字卻可以作出完全相反的褒貶理解，難以令人信服。又如所謂“實與而文不與”，即《春秋》實際上贊成某事，但在文字上卻表述爲不贊成某事，使經文變成了無法理解的天書。諸如此類，表明《公羊傳》釋經帶有極大的主觀隨意性。再如所謂《春秋》貴知權行權之義，明顯有使大臣專權隨意廢立君主的潛在危害，垂教後世的聖人不應設定這種原則。《穀梁傳》所釋《春秋》書時原則，即所謂“時、月、日例”，明顯不能貫通全經。因此，啖助等學者認定三傳解《春秋》均不可全信，要真正把握聖人真諦，必須“舍傳求經”，即不受三傳束縛，從整體上把握經文，直接體會聖人蕴含於經文中的垂教之義。但是，真正離開三傳，對乾巴巴的《春秋》經文就無從進行解讀。實際上，所謂“舍傳求經”就是完全擺脱經學“家法”束縛，雜取三傳之長。因“左氏長於事”，釋《春秋》所記史事以《左傳》爲主；因“公、穀長於義”，即所釋《春秋》義例是由分析經文而來，故釋《春秋》義例以《公羊傳》和《穀梁傳》爲主。另外，通過排比分析經文，又可以釋出更多的《春秋》義例。這就是陸淳《春秋》三書“舍傳求經”的基本方法。他們雖然對《公》《穀》的批評較多，但是實質上仍然以二傳爲主。這是《春秋》學史上的一大轉折，雜取融合三傳成爲宋元明清間《春秋》學研究的基本模式，衹是不斷豐富着《春秋》義例，且各自帶有時代特色而已。因宋王朝建立在唐末的藩鎮割據及五代十國之後，加強中央集權的時代要求，體現在《春秋》學研究中，就是對“尊王”之義的極度闡釋。有宋一代外患不斷，故《春秋》“攘夷”之義也受到空前的重視。南宋之後，《春秋》義例中也有了理學色彩。最重要者，由於“舍傳求經”之風日熾，逞臆説經的現象也相當嚴重。由宋代形成的《春秋》學特點一直持續到清代。
《春秋》學史上的最後一次重大變化是清代公羊學的復興。在清初批評宋學空疏，倡導漢學樸實的學風影響下，莊存與及其後的孔廣森開始用樸學方法研究《公羊傳》。稍後的劉逢禄致力於研究何休的《春秋公羊傳解詁》，成爲清代公羊學復興的中堅人物。龔自珍、魏源則開始利用公羊學議論現實政治，康有爲將這種方法應用到極致，公羊學成爲變法維新的理論依據。學術研究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自然難免武斷和強辭奪理。公羊學者在推崇《公羊傳》、董仲舒和何休的同時，也一再重提《左傳》不傳《春秋》的問題。古文經學殿軍章太炎、劉師培等對此予以反擊，也加強了對《左傳》的研究。清末的《公羊傳》與《左傳》之争，在帶有政治色彩的同時，也明顯帶有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化的時代特色，傳統的《春秋》學在這次争論之後也壽終正寢。
星轉鬥移，時過境遷，昔日曾數度輝煌的《春秋》學至今已幾近絶學。在世人高唱傳統文化熱的今天，作爲傳統文化中主流文化的《春秋》學，不論是研究隊伍，還是研究成果，似乎都還没有形成“熱”的氣候。實際上，對構建傳統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都曾起到極大作用的《春秋》學，是非常值得今人重視並進行深入研究的。可以説，它是傳統文化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但願這部《〈春秋〉研究文獻輯刊》的問世，能够吸引更多學者進入這一領域，並把《春秋》學研究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阮元《十三經注疏》中的《春秋》三傳及其注疏，無疑是研究《春秋》學最重要的文獻，因讀者比較容易找到，本《輯刊》没有收録。就整個《春秋》學史而言，前頭的三傳研究成果較多，也較爲深入。後頭的清代《春秋》學，特别是公羊學復興部分，因時代較近，又影響極大，近人也有較多的研究。中間宋元明時期流傳下來的《春秋》學著作最多，但大部分已收入《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讀者比較容易得見，對此也不一一收録。清代《春秋》學研究，既有宋元明餘緒，更有今文經學的復興，也有古文經學者的巨著，凡較爲重要者，也都收録在《輯刊》。另外，凡已收録在《春秋戰國史研究文獻叢刊》和《〈左傳〉研究文獻輯刊》中的《春秋》學文獻，本《輯刊》一般不再收録，請讀者綜合利用這三部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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