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翻译家张培基信札一封
￥ 500 八五品
仅1件
陕西西安
认证卖家担保交易快速发货售后保障
作者张培基
年代建国后 (1949至今)
页数1页
尺寸18 × 24 cm
上书时间2013-04-03
- 店主推荐
- 最新上架
商品详情
- 品相描述：八五品
- 商品描述
-
张培基先生在译坛孜孜不倦地耕耘了50年，他的译著和专著（详见文后译著年表和专
著年表）在学术界有着广泛的影响，被国内外图书馆收藏。长期以来海内外一直有学者在研究他的作品。早在1992年，时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的金圣华女士就撰文\"张培基教授\"，称对张先生所著的《英语声色词与翻译》和《习语汉译英研究》两本书\"印象十分深刻\"。被许多高校选定为英语专业翻译课教材的《英汉翻译教程》也是由张先生主编的。该书自80年初版以来已32次印刷，印数达100多万册。另外，《暴风骤雨》、《阿诗玛》、《春蚕集》、《中国人名大词典》、《先师孔子》、《中国画》、《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对外发行的著作的英文稿都是经过他反复推敲亲自审定的。总而言之，张培基先生为中国翻译学的发展以及中外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编辑本段主要作品张培基先生译著年表与著作年表
1955 年柔石《为奴隶的母亲》（载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
1960年曹禹《明朗的天》（外文出版社），
1962年杨植霖《王若飞在狱中》（外文出版社），
1964年《英语声色词与翻译》（商务印书馆）
1964年《习语汉译英研究》（商务印书馆），
1978年《英语字母的象形作用》发表于《外国语》学报
1979年2月《关于一些英语惯用法的探讨》发表于《外国语》学报
1979.年3月《英语人名同位语的称号化》发表于《外语教学与研究》学报
1980年1月《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发表于《外国语》学报
1980年5月《论英语习语的变体》发表于《外国语》学报
1980年《英汉翻译教程》（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84年The Chinese-English Interpreter\'s Handbook，《汉英口译手册》与加拿大马拉斯匹那学院方面合编），
1984年王士菁《鲁迅传》（外文出版社），
1987年廖静文《徐悲鸿一生》（外文出版社），
1999年《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二）（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年《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三）（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年《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四）（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编辑本段人物专访——张培基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校校庆60周年前夕，英语学院派出专门记者队伍特对二十名人物进行专访。他们或曾任学校领导、学院领导、知名教授、或是现任领导、校友，相信他们的故事一定会使你我更好地了解学校、学院的发展历程，也一定会激起你我对现在和未来贸大发展的深深思考……
90岁的张培基先生
90岁矍铄老人见证风云过往
时值学校60周年校庆，英语学院教师张静和王燕希老师受学院的委托，专题采访了学院资深老教授张培基。近90岁高龄的张培基教授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对往事依然记忆犹新。
张培基教授当年作为军队专业干部进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时便颇费周折，又需努力适应部队院校和地方院校在教学管理上的差别。这使得他自己所带的第一届研究生印象尤其深刻，至今仍记得他们的名字，并和其中的一些学生保持联系。张教授在校期间主要负责研究生的教学，教授翻译、函电等课程，所用教材均为自己编写，可谓为英语学院的教学资源立下“汗马功劳”。 90岁的张培基先生
张教授一再强调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语言教学的特色优势和重要性，并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语言基础训练。为适应时代不断发展的新变化，张培基教授不断充实自我，提升个人水平。改革开放之后，张培基教授曾作为访问学者去美国、加拿大、荷兰、日本等多所大学进行访学。
在谈到学校硬件建设时，张培基教授不断称赞道学校已今非昔比，尤其是新图书馆大楼，“很少有大学拥有怎么好的图书馆啊！”张教授慈祥的目光中是深深的欣慰和喜悦。“问题还是存在的，”从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考虑，张教授指出了自己的担忧。“目前大学实行扩招，班级人数比他在的时候多出大约三分之一，这样是否会影响外语教学的质量。”难得耄耋老人在颐养天年之余仍保持一颗对教育、对学院的赤诚之心。
张培基教授寄语学校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加强对英语教学的重视。有理由相信学校的发展会像张培基教授说的那样，“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
编辑本段张培基教授译苑耕耘录朱曼华
1949年新中国的曙光刚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时,这位“浪迹天涯的游子”东渡日本又就读印地安纳大学文学研究院之后,毅然从美利坚飞回了祖国的怀抱———解放区。那年,张培基教授年仅27岁。回国后,随即在华北大学、革命大学学习并参加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今天,张培基教授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仍思绪万千,难以平静。
张培基教授1951年曾在外文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不久成了军委总参招贤纳士之主要目标;从1955年起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一直在部队院校服役从教,今天知道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历史的人几乎无人不熟悉张培基这个名字。然而,多年来,他从不希望别人“宣扬”自己,今天,笔者受《中国翻译》杂志社委托,登门采访时,张培基教授仍“固执己见”,始终认为“自己不过是普通教师,没什么可介绍的”。张培基教授的“执气”使人想起了苏格兰大诗人彭斯的一句话:“认为自己是睡着了的人,他必定是清醒的。”
实际上,他的著述早在七十年代,就已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香港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1978年就曾以张培基教授《习语汉译英研究》为蓝本“改编”成《习语英译法》一书而大量出版发行,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不言而喻,这是不折不扣的侵权行为,迟早应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从中不难看出张培基教授著作的魅力所在。
1980年张培基教授转业到地方,开始在对外经贸大学执教,曾任研究生导师、北京市高级职称评委;现为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外文出版社英文翻译顾问。一直获国务院颁发的国家突出贡献者的特殊津贴。
在译苑毫无倦意地耕耘40余年之久,硕果累累,他为中国译学的发展,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暴风骤雨》、《阿诗玛》、《春蚕集》、《中国人名大词典》、《先师孔子》、《中国画》、《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等大量对外出版发行著作的英文书稿都是经过他反复推敲,亲自审定的;贾岛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用来描述他的付出也是很贴切的。
张培基教授“为他人做嫁衣裳”,成就他人作品的同时,也为自己的译苑耕耘拓宽了成功之路。作为编审,他独辟蹊径,有机缘漫步世界语林,博采众家之长,撷取千姿百态、有声有色的语言资料;作为教授,他必须面对学生实际水平的现实,高度重视译学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结合;他非常重视实践,认为“有时翻译理论很玄乎,原因在于作者自己脱离实际。”
他主编的《英汉翻译教程》自1980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来已再版15次,印数达555,000册。一本专著或教材对全国高校或有关部门有如此大的需求恐怕也是对它的价值的一种评估。许多高校学生是通过这本教材认识“张老师”的。许多校友都为曾亲自聆听过这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老师的课而引以为荣。据笔者所知,长期以来,海内外一直有学者钻研他的著作或译作:如《习语汉译英研究》、《英语声色词与翻译》、《为奴隶的母亲》(英译本,以下同) , 《明朗的天》、《王若飞在狱中》、《鲁迅传》、《徐悲鸿一生》等等。他的所有著作或译作无一不是其严谨治学态度的体现。十年前笔者在美国伊里诺大学图书馆就曾查阅到那里收藏的中国出版物《鲁迅传》(王士菁) 、《明朗的天》(曹禺)等译作。十二年前,他应邀赴加拿大马拉斯匹那学院讲学并任该院译训班顾问,与加方合编了THECHINESE- ENGLISHIN2TERPRETER’S HANDBOOK, (《汉英口译手册》,长达599页) 。异国他乡留下了他勤奋的身影,外国友人莫不赏识他的才华。
张培基教授虽已过了古稀之年,但他时刻关心译学领域的方方面面,关心周围一切与译事有关的事。近年来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与发展,在我国公共场所、商品广告、商品说明书以及各种涉外工作中所用英语或英语翻译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产生的错误层出不穷。他为这种现象担忧,颇有几分感慨。他强调指出:社会上出现的语言纰漏(包括英语汉语两个方面)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办事不认真,马马虎虎,对付着过的社会痼疾。同时,也反映了“许多人不重视语言学习,不认识其艰难性,不下苦功,应用时率尔操觚,大胆有余,素养不足。”他认为说到底这也是整个民族的素质问题;从总体来看,我们在跨国语言文化交流方面的进步同我们这个大国的发展相比还不能认为已经同步。在同笔者交谈时,张培基教授饶有风趣地提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英文用语。他说:北京地铁每节车厢都有一块“老弱病残孕专座”牌子,中文下面至今仍是一行不伦不类的英译: Please give your seat to the disabled man———译文似乎在劝某一具体乘客让位给某一残疾人。如改为Seats for the elderly, weak, sick , and disabled as well as for pregnant women则较确切。把受到市政府表扬的“卫生好”的单位,冠以Good Health荣誉称号也是文不对题。实际上,所谓“卫生好”的潜层语意应为Hygienic Premises 或Clean Premises。更有甚者,北京一家名气很大的涉外商店,竟把自己“艺术世界”门脸误写为Rat World(老鼠世界) 。显然,rat是art 之误。
社会语言文字方面的毛病很难逃过他那锐利的目光,不过是这位语言大师个人语言功底深厚的一种反映罢了;同时,不难看出他做人做学问一丝不苟及其对人、对己、对社会高度负责的可贵精神。实际上,他无时不在不断地挑自己的毛病,正是在这种跟“毛病”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才痛感到学好语言的不易。他常感叹:语言似乎越学越难。40几年的译苑生涯中,他一直在无休止地导演着“鸟宿池边柳,僧敲月下门”的故事。4月21日,笔者采访时发现他还在为刚“推敲”好“郭老”(指郭沫若)两字的译法而感到兴奋。他说“郭老”跟“老郭”还不一样,“老郭”就已够难译的了———译成Old Guo并不合适,译为Guo或Lao Guo,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听了或读了这种字样绝不会有中国人叫一声“老郭”时的那种感觉;“郭老”这一称谓,起初他译为Our venerable elderly scholar Guo;后来觉得在一定程度上“venerable”一词已有“elderly scholar”的内在含义,就将后者删去了。从他译这类“小词”仍坚持不求过得去,但求过得硬的这“一斑”,可窥其严谨治学态度的“全豹”了。
他称赞“汉语是智慧的语言”、“汉字是文字的奇峰”、“汉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21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等有关汉语汉字的新观点。他主张不能只把母语当成“工具”而要当成一门“学问”,母语太有学头了;以外语为本行却无心在母语方面下功夫是“短期行为”,是会吃大亏的。
“人们可能认为汉译英要理解的是母语不会太困难,事实并非如此。学生在汉译英作业中出现的错误往往不在外语表达能力差,而是汉语水平不高。例如, 有人将‘风雨春秋’(stormy years)译成:wind and rain in spring and autumn———显然是由于不理解‘春秋’的意思是‘岁月’所致; 把冰心的《雨雪时候的星晨》译为Stars on a Rainy and Snowy Night 是由于不理解‘雨雪’作‘下雪’解,‘雨’在这里应读‘yù(四声)’, 其译文应改为Stars on a Snowy Night 。”在《英译工作与汉语修养———从一篇译文谈起》一文中,他仔细分析了《赵将括母》英译的错误,语重心长地指出了误译的原因,同时修正了其中的错误并重译了全文。如,古文“身所奉饭者以十数”句中的“奉”字等于现在的“捧”字, “奉饭”实为“端饭”,因此,该句英译应为He went out of his way to honour the elderly and the learned by the dozens 或He acted courteously towards dozens of his elders and betters,而不能译为He had provided sup2port for several tens of men。
张培基教授多年来始终觉得当今中国出现了“外语热”的同时,母语的学习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他呼吁应及早改变这种局面,“因为人类在思维上有共性,各种语言之间是相通的,对一种语言的精通,必然有助于对另一种语言的理解、学习和掌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张培基教授年逾古稀,精神矍铄,仍然操持旧业,在译苑中勤奋耕耘,自得其乐。近年来仍不时有新作问世。《英语字母的象形作用》( English Letters as Shape Describers)是不久前应约为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百科全书》( An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撰写的论文;《略论〈红楼梦〉新英译的习语处理》、《论英语习语的变体》、《英语同位语的称号化》、《化表为里———论“在……上”的英译》、《英语惯用法探讨》等论文也都十分惹人注意。1991年退休后,仍坚持根据大学领导的安排给青年教师传授教书育人之道,仍要应邀到海内外讲学;同时仍坚持在古今中外语林中漫步。他力争在自己金色的时光里,圆一个“源远流长的翻译梦”———把真正有保存价值的、自己又真正喜欢的、反映中华民族真善美的作品译给世人。
他的最新译作,我们在《中国翻译》、《外国语》等刊物上见到的有方志敏遗著《清贫》、朱自清的名篇《背影》、许地山的《落花生》、李大钊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巴金的《〈激流〉总序》、陆文夫的《快乐的死亡》、冰心的《笑》、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茅盾的《白杨礼赞》、何为的《第二次考试》、老舍的《想北平》……。这些译作选题精当、译风严谨,巧妙地再现了原文神韵;译文自然流畅,富于表现力;贴近原文,无斧凿之痕,充分体现了译者的译学思想及其美学思想。希望张培基教授能早日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在回顾自己漫长的译苑生涯时,他很难忘却一位叫姚志英的已故中学英语老师。正是这位老师可敬的敬业精神与科学的教学方法才使他能成为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的高才生,才为他今天的成就铺垫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至今他感到有必要强调学生要老老实实打基础,其中也包括要学生背诵些英文名篇,不能只引导学生如何打勾或划圈(指做multiple choice之类的选择题) ,“要在全体学生中树立勤学苦练的学风”,不要“追求时髦”。他建议对诸如洋教材、洋教学法以及洋教师在使用上都要注意“两分法”,不能全盘西化或全盘否定。
张培基教授终生无悔,但不无遗憾。他语重心长地说:如无“文革”的冲击,如在那年富力强的二十年里能有今天这样较为宽松的环境或氛围,想必能干更多的事情。
— 没有更多了 —
以下为对购买帮助不大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