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户时代（岩波新书精选04）

致中国读者ⅰ

前言ⅴ

第一章通往霸权之路001

一、改封江户003

二、杜鹃啼叫013

三、禁教和锁国025

四、“庄屋仕立”的确立041

第二章大名和浪人047

一、藩制的确立049

二、浪人和倾奇者060

第三章儒学和武士道071

一、儒学的独立073

二、武士道与复仇084

第四章农村和城市生活095

一、农村生活097

二、町的形成117

三、江户和大阪122

第五章元禄时代139

一、“犬公方”政治141

二、元禄之风147

三、“好色”文学与“义理”文学156

第六章“米将军”及其时代165

一、农村和城市的变化167

二、新井白石改革176

三、享保改革182

第七章田沼时代193

一、“田沼政治”195

二、各藩改革208

三、新学问和新思想214

第八章宽政改革与江户文化221

一、乐翁和鹰山223

二、京传和歌麿236

第九章天保改革及其前后247

一、大御所时代249

二、天保改革259

三、江户文化的鼎盛时期269

四、国民文化的萌芽279

年表287

译注299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封建制度的ZUI后一个时代，是为当今日本留下ZUI多遗产的时代，是日本文化全面走向成熟的时代。

17世纪，逐渐站稳脚跟的德川氏无需再以宽容基督教传教来换取与西方的贸易，当幕府军疯狂虐杀基督教徒时，教徒们秉持着“若抵抗，便无法沐浴在殉教的荣光中”的信念，任由他人斩杀。与此同时，农民、僧侣形成强大的势力团体，他们不惧怕官吏的屠刀，动辄越级上诉、发起暴动，怒斥拦路的官吏：“汝等岂非百姓所养耶。”随着城市的发展，有钱的町人开始挺直腰板，敢于奚落贫穷落魄却又不肯低头的武士，笑骂他们活像插着两根扦子的豆腐……

这是一段可歌可泣、风起云涌的历史。翻开它时，是芸芸众生之像。合上它时，是天地悠悠之感。

■近代伦理道德的产生

取代封建伦理道德的近代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在民众社会发展的支撑下开始萌芽。过去，伦理道德只停留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如今却在民众之间生根发芽。《梦语》中有言，“暂且不论今之武士即便受到无理指责也违心称是或阿谀奉承，今之百姓反而刚正不阿”，早在天明年间世道就是如此。在幕末的农民起义中，公然主张人人平等和尊严的思想意识更加强烈。1853年（嘉永六年），南部藩三闭伊地区发生九十村一万五千人集体逃散事件。彼时官员大怒，叱责百姓以下犯上、出言不逊。百姓听后哄笑不止，顶撞官员：“汝等轻慢百姓，大错特错。百姓之事，汝等听好！士农工商、天下万物，皆不离源平藤橘四姓，天下诸民皆为百姓。养其命之故，遂称农民为百姓。汝等岂非百姓所养耶。”1859年（安政六年），信州伊那郡南山三十六村强诉时称：“结党强诉乃天下御法度（禁令），亦各村告示中的头等禁令。若称我们可恶之极，我们反问总代，是谁让我们走到结党强诉这般田地？殿下的做法令大家不满，因此才一同请愿……路是天下的路，殿下不打这儿过，它也是路。就是把人捆了、砍了，要过路的人还得照样过。把我们一千五六百人捆也罢、杀也罢，悉听尊便，但我们今天就要打这儿过。”

■江户町人的气质

“元禄、宝永年间，烟柳巷繁荣至极，昼如极乐世界，夜如龙宫之界”（《我衣》），江户吉原的勾栏妓院靠武士及其御用商人、承包商繁荣起来。井原西鹤评价“江户是人心不足之地，（江户人）不懂为日后做打算”（《日本永代藏》）。这与大阪商人对江户人的谩骂相通，大阪商人称“江户人如小儿，愚蠢天真，甚为幼稚，不懂理财”（《升小谈》）。

众所周知，以“江户儿”自居的江户匠人挥金如土，以“钱不过夜，花完了事”为傲。从侧面来看，这也是他们收入不稳定的一种表现。匠人师傅为了揽活出入武士住宅和各店铺，这一惯例也说明他们是从属于商人的。虽然每逢大火、狂风时，匠人有要求涨工钱的资本，但平日里匠人还是唉声叹气，“哎，日长难熬，修修工具、抽抽烟，就是没活儿干。揽个好活儿，赚个盆满钵满，那才好哩”（《士农工商心得草》）。住在武士城中的匠人慢慢被武士不爱攒钱的观念同化，产生一种倒错心理，想在铺张浪费上与武士比个高下。

■儒学的家族道德

儒学的主要内容体现在家族道德层面，这是因为中国社会是实行家父长制的停滞的农业社会。比起家臣忠于主君，儒家更重视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当子女对父母的恭顺、服从被扩大解释时，就演变成了对主君的恭顺和服从。这样一来，孝就成了封建道德的根本。在日本幕藩制社会，随着幕府、各藩的权力集中，“忠”也愈发受到重视。这也是日本固有的家父长制色彩浓厚的献身精神与儒家道德相结合的原因之一。

自日本战国以来，上级武士阶层逐渐确立了长子单独继承制。在这一过程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和家族成员的服从，即君臣关系在家族中的缩影受到重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具备接受孝道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当封建家臣集团的知行权受到限制，甚至被否定、最终被固定的俸禄制取代时，“支给俸禄是主君的恩”这一观念被一再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将知行、俸禄与家名紧密结合，安稳无事地传给子孙就成了家长的最大任务。与战国时期、江户初期不同的是，此时武士出任官职、增加封地的机会减少，一旦被迫离开知行地、失去俸禄，全家人就会有流落街头、生活无着的危险。

所以说，儒家道德中的“孝”，与君臣关系中的“恩赐”“奉公”二者的关系是一致的，都是靠“恩”来维系的。林罗山在谈及君臣关系时曾提到父子男女的尊卑关系。中江藤树也认为“要阐明孝道，首先要理解父母的恩德”。（《翁问答》）古今东西，没人会质疑亲子之间的自然亲情。但是，如果把孝道看作子女对父母报恩的义务和外部强制的行为规范的话，孝道就会变成子女对父母单方面控制的盲从，父母本能的疼爱也会被“父母柔即不严，过爱则为子者不恐父母、无教行”（《和俗童子训》）的观念所限制，子女也会被训诫：“受父祖兄长之咎，或触怒父祖兄长，不论所言是否有理，都应谨小慎微、洗耳恭听。不论言辞如何激烈，心中都不可有一丝愤恨，更不得流露在外。”（《和俗童子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