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二里头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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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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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飞
出版社河南文艺
ISBN9787555916901
出版时间2024-09
装帧平装
开本其他
定价86元
货号32198558
上书时间2024-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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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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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飞，1993年生，安徽池州人。2023年获山东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陶器考古。在《考古》《江汉考古》《中国农史》《南方文物》等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曾参加河南安阳殷墟、山东菏泽青邱堌堆、山西临汾陶寺等遗址发掘与研究工作。目前工作地点为二里头遗址。
目录
序 / 许宏
引 子
郭振亚 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了我不一样的五十年
附：赵芝荃致郭振亚信件三封
徐旭生先生5月16日日记解读点滴
王宏章 我有一生的事业，也有潇洒的一生
王丛苗 我一点都不聪明，只是单纯努力而已
郭淑嫩 就这样普普通通，一丝不苟做自己的事
王法成 我属于二里头，它的一切我都关注
王相峰 我从二里头出来，一定不能给它丢人
赵静玉 我的工作很土，但我的生活要美丽
附：赵静玉作品一篇
郭朝鹏 兜兜转转又回来，这次会一直干到退休
王步云 这是我的机缘巧合，也是我的命中注定
周剑曙 我曾是一个军人，我必须有我的态度
郭万仓 考古队对我很好，我自然要多出点力
樊素玲 干一行爱一行，在考古队也一样
孙 颂 在最美好的时光里，与二里头相遇
孙丽萍 第二次选择二里头，在那里我很快乐
陈 凯 大遗址的首次田野体验，我成长了很多
附 录 二里头遗址考古大事记
后 记
内容摘要
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多网格式都邑布局、中国最早的以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中国最早的青铜礼器群、中国最早的国家祭祀场、中国最早的官营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加工作坊……中国历史由此开启王朝时代。诸多的“中国之最”，使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近年因是否为“夏都”，而一时成为焦点和热点。
这里，就是“最早的中国”——二里头，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
65年来，在二里头遗址从发现到发掘的过程中，徐旭生、赵芝荃、郑光、许宏等一代代考古人，青灯黄卷、筚路蓝缕，用一项项考古成果证实着二里头遗址的非凡价值。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熠熠闪光，写在了中国考古史上。但同时还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默默无闻，栉风沐雨，风餐露宿，长年奔波在田野，为二里头的考古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鲜被关注，往往被忽略，更难以留下寥寥数笔。而这本书的主角，正是这样一群“非著名”考古人。他们的集体记忆，不应被遗忘。
本书是一部访谈录，采访对象是与二里头遗址发掘、研究、宣传、保护相关的15位亲历者：亲手剔出器物的特级技师，描摹古物的绘图高手，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掀开层层黄土的工地民工，守望遗址的普通村民，文保一线的文物干部，博物馆的志愿讲解者，满怀理想的实习生……受访者年龄从70多岁到20多岁，话题涉及的时间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通过访谈形式，拼接起一幅二里头“生命史”的立体全景图，记录与二里头邂逅的诸多考古人的足迹和心路历程，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考古人群像，致敬考古工作背后的无名英雄。同时向公众展示二里头遗址的价值，讲述二里头考古的生动故事。
一部“非著名”考古人的口述史。15篇访谈，亲切自然，生动鲜活，一问一答中可见坦诚与质朴，充满细节的体温，带着岁月的光泽。与考古相关的那些人与事、情与物，历历在目，伸手可触。
一本好读好看的公共考古读物。160余幅实景、实物及人物照片，仿佛回到考古现场。通过亲历者的口述，把神秘的田野考古带入公众视野，向公众更好地展示二里头文化的独特魅力与价值。
本书作者张飞，90后，为著名考古学者许宏的博士生，读大学期间他曾经三次到二里头遗址实习。他的在场式写作，使得这本书既接地气，又有人气；他的沉浸式写作，又极富亲和力和感染力。
著名考古学者、二里头考古队第三任队长许宏作序。
2024年正值二里头遗址科学考古65周年，仅以此书献给那些在黄土上耕耘文明的考古人。
主编推荐
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考古65周年，“非著名” 考古人访谈录
精彩内容
《我在二里头考古》序许宏二十多年前的2002年，我在给《手铲释天书：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大象出版社，2001年）写的书评里，有过这样的话：关于夏文化探索的成果，如果有兴趣，我们自可去翻检那数百篇（部）考古报告和专著论文。而这样一群执着于希望的田野上的耕耘者，必定有其不为人知的甘苦，有其丰富的心路历程，这些是我们在谨严而刻板的考古报告与学术论著中所读不到的。
作为考古学的后学，从大学时代起，我就痴迷于学术史和考古学家传记，企望能从中感受到鲜活生动的而不是概念化的、一脸严肃的前辈们，汲取进一步前行的营养。这些生动的细节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出版的考古报告中还是可以读到的。此后，我们“业内”的行文格式逐渐变得惜墨如金，且不说心路历程，就是探索和研究过程（其实这从学术的角度讲也是极有价值的）也都省简了。
由是我常常有一种“杞忧”，即再过一段时间，后人仅凭着我们这一代的出版物来写这一段的发现与研究史或考古人的传记时，许多过程大概要语焉不详，要想追求鲜活生动恐怕更是奢望了。在这样的心境下，捧读还散发着墨香的《手铲释天书》时的那份感动就是不难想象的了。
对考古报告枯燥干巴的吐槽和对考古口述史著作的期盼心情，跃然纸上。但此后，我们考古圈的如是状况，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包括我个人领衔主编的大型报告《二里头（1999—2006）》，也还是遵循“考古八股”的范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随着全民文化素养的提升、文物考古话题的“升温”，考古人参与的公众考古活动方兴未艾，适合“轻阅读”的大众学术作品开始出现。但总体上看，仍不尽如人意。学者本位的普及读物，时间久了也会使公众产生“审美疲劳”。考古是一项需要各方通力合作的工作。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收获，除我们这些学者外，还要归功于作为队友的技师、民工和来参与临时工作的师生，以及给予我们各种帮助的各界朋友。在长期的田野考古实践中，我深感那些有缘邂逅二里头考古的人——参与和近距离关注我们的“非著名考古人”，其实大有写头。我自己就很想写出鲜活生动的他们，但苦于精力不济，只能止于念想和腹稿。
张飞是我的关门弟子，田野实习和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任务相当繁重。没想到数年前在二里头的一两次聊天，会激起他的采访和写作的冲动，更没敢想他能在博士论文答辩之前，先交出了这本访谈录的书稿——要知道，在我们圈内，即便不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这本书也肯定是不算科研成果的。大概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的第一本书居然是这样一本“非功利”的作品。但在我看来，这项工作非常有价值、有意义，“非功利”写作成就的是一项大功德。
作为这项工作的导引者和参与筹划者，看张飞访谈稿的框架，我还是有些许成就感的。每位受访者，张飞都先给出一幅受访者“素描”，一两千字内，人物性情栩栩如生，场景情节颇具张力，且带情而写，富于感染力。交代了访谈的时间地点人物后，都有一则关于受访者的简介，可以看作小传，然后才是读起来非常过瘾的访谈实录。
张飞出身农家，质朴聪慧，一到二里头就和技师、民工们打成了一片。大家都很喜欢他，这使得他的采访工作顺利而深入。一本访谈录成功的关键是访谈人要“会问”，这又取决于访谈人对社会学术背景和被访谈人的“发掘”深度、亲和力或曰受访者对他的认可度，后者尤其不能小觑。这方面，张飞显然得天独厚。受访者大多是我的老朋友，但作为第一读者，我读此书，仍有极其浓重的新鲜感。许多事情的原委我不了解或不甚了了，这些内容，是受访者可以跟朋友聊但不大会跟他（们）的师长、“领导”深说的。
口述史有其鲜活生动的优点，当然也有其片面性，受访（亲历）者所言，肯定是个人观感和一家之言，屁股决定脑袋，没有人不“带着偏见看世界”（许知远《十三邀》采访口号），但对众多受访者叙述的“互证”，就能让我们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的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相近时空与同一专题下多人访谈录的价值，是单部个人口述史著所无法替代的。我读《手铲释天书》，感觉最为难得的就是不同学者谈及同一件事、同一个议题时所持的不同态度和认知。我曾推崇该书编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笔谈内容与语言风格的真实，更使这本书具有贴近自然的亲和力”。《我在二里头考古》一书也做到了这一点。
这本书受访者的年龄跨度从70多岁到20多岁，话题涉及的时间范围，大致从20世纪70—80年代到21世纪的前20余年，内容上则更为轻松和生活化。这15篇访谈，拼接起了一幅这一时期二里头“生命史”的立体全景图，包括与二里头遗址邂逅的诸多考古人的足迹和心路历程，具有极高的阅读和史料价值。
从录音到整理成文字，从形成初稿到请受访者一一审校，对相关出场人物和重要事件等加注、配图，附以相关的书信、日记和散文，张飞拿出了搞学问的劲儿，这本书倾注了他太多的心血。读者诸君应能够从中感受到他的真诚、敬业和文采。作为一名考古老兵和公众考古的践行者，我欣慰于在学术和传播两个方面后继有人。希望有更多的年轻同人加入这个行列，向读者讲述更多更好的中国故事。
郭振亚一次意外的发现，给了我不一样的五十年亲历者：郭振亚采访者：张飞访谈时间：2021年6月4日夜访谈地点：圪当头村郭振亚家中亲历者简介：郭振亚，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翟镇镇圪当头村人，1951年7月出生。“文革”后高中毕业。1970年担任生产队会计，1973年任村团支部书记，后任村党支部委员、村农业支部书记。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铜爵的发现者。现为洛阳市文物保护员。
郭振亚先生在圪当头村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不仅因为他曾是村党支部书记，或是村里的楹联撰写者，更因为他是整个村里最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人。他与二里头考古队的四任考古队长都是很好的朋友，对于这片土地上的考古发现如数家珍。
我初次见到郭先生是2020年冬天，在考古队的小院里。那天晚上，恰逢许宏老师从北京回来，郭先生闻知后便拎着两瓶酒来队里找许老师喝酒聊天，当时我正好也在考古队小院，得知面前的这位就是二里头遗址第一件青铜爵的发现者。吃饭时，郭先生与许老师谈起二里头考古队过去几十年间的往事，悲伤的、快乐的、有趣的，总之都是难以忘却的。其间，我最为感动的是郭先生与赵芝荃先生之间的故事。赵先生曾经很想收聪明能干的郭先生为徒，但人各有志，最终未能如愿。四十年后，当赵先生退休后回到北京，两人彼此牵挂、互相关心，反而成为如父子般的亲人。赵先生在写给郭先生的信中，饱含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郭先生的喜爱，对偃师这片土地的热爱，甚至一度表示想“落叶归根”。然而，由于身体原因，赵先生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2016年他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赵先生再次回到二里头，已是2019年。这一年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成，他的铜像被安放在了展厅里。直到这时，郭先生才能在每年清明节时，去向赵先生尽一份孝心，诉说一份哀思。
那晚认识郭先生后，我每次去二里头遗址都要与他联系，因为他是这里名副其实的“百事通”。很多来到队里实习的学生都想瞻仰一下二里头考古队的旧队址，好几次都是他主动带大家过去参观的。在楼房林立的圪当头村，旧队址破烂不堪、摇摇欲坠，显得很不合群，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后来我才知道，这座旧房子之所以能留存下来，跟郭先生的呼吁有很大关系。他一直觉得这是那群把青春留在二里头的考古人的最后一点记忆，也是整个村庄不能忘却的一桩过往。作为一个钟情于学术史的人，这些对我都充满了吸引力。
郭先生年纪虽大，却总想着为里头考古队做些什么。他最常做的便是将自己在田间地头、房前屋后捡到的重要文物送到考古队，且分文不取。2022年春天，河南文艺出版社要出版许宏老师的盒装随笔集《许宏的考古“方”》，设计师刘运来赶赴二里头遗址寻找灵感，希望在书籍设计中运用二里头文化元素，比如出土的陶片一类。郭先生听闻后，当即表示愿意无偿捐出自己多年捡拾、收藏的陶片，以便让更多读者一睹二里头文化真容。《许宏的考古“方”》最终获得2022年度中国“最美的书”，郭先生捐赠的陶片功不可没。郭先生对宣传二里头文化乐此不疲，曾经写过不少科普的小文章，更去了不少学校给学生们做二里头遗址的讲座。在夏季发掘的时候，我两次见到他来到工地，给在工地上发掘的民工和实习学生们送风油精，可谓礼轻情意重。
在二里头的日子里，我多次听郭先生谈起考古队曾经的人和事，很多时候内容难免重复，但我每次都认真听完。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与事在他的一生中是多么重要，他有多么怀念！他很想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故事，所以当得知我要对他进行访谈时，他格外高兴。访谈那天晚上，他很激动，几乎把家中收藏的所有纸质资料都拿出来给我看，希望我不要漏掉任何细节。我无比幸运能够倾听这些往事。往事并不如风，总有人愿意把它们记在纸上，也刻在心里。
采访者：那您第一次接触二里头考古队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和考古队有了交往？
郭振亚：20世纪70年代初期，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便在我们圪当头村南边居住，就是在第十二生产队的郭巨良家里租了个院子，现在那个院子还在。当时的考古队有十几个人，我印象中有赵芝荃、李经汉、方酉生、高天麟、关甲堃、郑光……其中郑光是年纪最小的。那时候我年纪小，经常去考古工地玩儿，看北京来的人究竟在挖什么，所以我接触考古队很早，但那时候不太懂。
采访者：后来您是怎么跟考古队建立深厚感情的？
郭振亚：1973年的时候，我22岁，担任生产队的会计。就在这一年，发生了那件对我人生非常重要的事。当时我们生产队在现在二里头遗址Ⅷ区栽红薯，栽红薯需要在垄沟挖坑，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件青铜爵。以我当时的知识水平，我连这个器物的名字都不知道，就是看到一块绿色的硬东西，觉得肯定是个宝贝，一件重要的古董，就用衣服给它包住，赶紧送到了考古队赵芝荃先生手中。赵先生看到这件东西喜出望外，认出这是一件青铜爵，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第一件青铜爵。第二天我把赵先生带到我发现铜爵的地方，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开方发掘了。经过这件事，我和赵先生就算认识了，再加上我后来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考古队开方挖土需要与我们进行沟通，接触就越来越多。赵先生很喜欢我，问我愿不愿意来考古队做他徒弟。但当时生产大队不让我去考古队，说要培养我当村干部，所以我就错过了进考古队的机会。现在可以说是终生后悔。
采访者：八卦一下，当时考古队有没有给您一些奖励？
郭振亚：给了。赵先生说考古队没什么钱，就给我多记了三天工。三天工在当时是30个工分，可以换一块五毛钱。那时候火柴才两分钱一盒，一块五毛钱不少了，能买好几斤猪肉，我还是很高兴的。
采访者：请您回忆一下，20世纪70年代二里头考古队在圪当头村的生活条件如何？
郭振亚：当时考古队就住在我们村那个土坯建的院子里，村里有一个叫郭存良的村民给他们做饭，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考古队的粮食标准是每人每月31斤粮食，在31斤粮食中玉米面、红薯面这类粗粮占一大部分，白面细粮占小部分。当时炊事员也是31斤粮食，是考古队和生产大队合起来提供的。那时候考古队白天去野外进行发掘，晚上回来还要整资料、写文章，体力和脑力消耗都很大，31斤粮食肯定是不够的。村里面为了照顾考古队的这些人，给他们选了一块地，让他们自己种菜改善生活。为了补充营养，考古队的队员们会去老百姓家买一些鸡蛋，然后煮白壳蛋吃。鸡蛋有大有小，为了不弄混，他们用网兜把鸡蛋装起来，自己的在网兜上写上名字，以防别人把自己的个儿大的鸡蛋给吃了。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生活条件多么艰苦。
采访者：我知道您和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一任队长赵芝荃先生接触很多，能谈一谈您对赵先生的印象吗？
郭振亚：赵先生是一个学识非常深厚的人，我后来才知道他是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都学习过，非常不简单。赵先生非常会办事，别人处理不好的事，他很多时候都能处理好。为什么说他非常会办事呢，我给你举个例子。1995年的一天，赵先生用我们大队的拖拉机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片运往洛阳周公庙工作站。可是拖拉机行到洛阳市区边上就被交警拦下来了，原因是拖拉机的车斗里既装了陶片，还坐着运陶片的工人，属于客货混装，不仅不能进市区，还要罚款。赵先生从车斗里跳下来，先跟交警道歉，承认客货混装是不对的。紧接着，他说明了这批文物运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若出了安全问题大家都担不起责任。交警听后，看了看赵先生的工作证，认为他所说不假，很快就给拖拉机放行了，一点处罚没有。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赵先生是很有办事能力的人，在给予别人尊重的情况下，把自己的事情也办成了。
采访者：我们来谈谈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二任队长郑光先生吧。在您的印象中，郑光先生是怎样的人？
郭振亚：郑光先生是四川人，是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的研究生，和夏商周考古之父邹衡先生是师兄弟。郑先生毕业之后就被分配到考古所，然后就到了二里头遗址，当时他是赵芝荃先生手下的兵。郑先生也非常敬业，为了工作和学习几乎忘我了。有一年腊月，天气非常寒冷，郑先生就在屋里弄了个煤球炉子取暖。一天晚上外面刮大风，直接把原本通过烟囱排往室外的煤气吹回了室内，郑先生看书学习太痴迷完全没有察觉，不久就煤气中毒倒在了地上。幸亏做饭的老师傅发现得早，把他送到医院，这样才救了他。在我个人看来，郑先生学问很大，也有一些书生意气，他从来不奉承人、吹捧人。他和地方上的老百姓交流很少，在二里头工作的时候总是我行我素。
采访者：听说郑先生当年也送给您一本书，让您很感动。这件事的原委您还记得吗？
郭振亚：是的。郑先生迄今就出了那一本书，叫《二里头陶器集粹》，定价800元，在那个年代算是天价了。有一天，我来二里头工作队，看到郑先生桌上有这一本书，我就问郑先生能不能送我一本，郑先生犹豫了一会儿，没有给我，我也就没有强求了。第二天早上，队里的技师王法成突然来找我，送来了那本《二里头陶器集粹》，说是郑先生嘱咐他来送的。我打开一看，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送给圪当头郭振亚先生”。我当时很感动，郑先生居然把他的著作真的送给了我一个普通村民。后来我听说这本书印量很少，很多考古行内的专家都没有，我就更加感动了。
采访者：下面您能谈谈与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许宏老师是如何相识的吗？
郭振亚：1999年，许宏老师来到二里头考古队任第三任队长。由于他刚接触二里头遗址，要加紧补充关于二里头遗址的知识。而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者来说，郑先生的《二里头陶器集粹》是必读书，可队里恰好没有这本书。这本书特别稀少、特别贵，当时其实是不好买的。队里的技师王法成告诉许老师我手上有这本书。有一天晚上，许老师在王法成的陪同下来到我家，许老师当时非常客气地说：“郭先生，听说郑先生送了您一本书，能否借我看一看？”我那时正想认识一下北京来的新队长，跟着他继续学习二里头文化，立即把这本书送给了他。我们就这样建立了联系。其实，这本书对他的作用比对我的作用要大得多，我觉得送给他是应该的。许老师很重情义，一直把我送他书的事记在心里，此后他写的新书，或二里头考古队出的新书，他都会送我一本，20多年来我一共收到了1米多高的书。
采访者：您觉得许老师跟二里头考古队前两任队长的相同点、不同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振亚：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对学术都非常执着，都热爱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至于不同点，首先在工作上，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就能感觉到许老师的视野更加开阔，他来了以后不是挖墓，而是要解决二里头遗址范围与布局的大问题。许老师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看得很远，后来才有了宫城、井字形大道、宫殿建筑群这些重要的发现。其次，在与村民的关系上，许老师与村民的交往更进一步。每次许老师到工地来，民工们都跟他打招呼：“许老师，回来了！”“回来了”这三个字听起来挺简单的，其实说明村民把许老师当自己人了。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许老师喜欢做公众考古，他觉得应该把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我们老百姓当中去。
采访者：听说您曾经邀请过许老师到村里给村民做讲座，有这回事吗？
郭振亚：对对对，有这回事。2018年5月18日，那天刚好是世界博物馆日，村里的几个干部就想着邀请许老师给村民们讲讲二里头遗址，让村民们了解了解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许老师非常高兴地答应了。那天下午在我们村委会的会议室里，许老师开了一场二里头遗址的主题讲座，内容非常通俗易懂。会议室100多个座位全部坐满了，过道、门外都站满了人。为了让外面的人也能听清楚，我们还专门架了一个喇叭。你可以想想，许老师的讲座有多么受欢迎。
采访者：圪当头村村东、村西各有一座牌坊，上面各有一副对联，据说是您请许老师撰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郭振亚：我作为村里的一名老党员，有责任把我们脚下厚重的文化宣传给村民，所以我就请许老师写了这两副对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响应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随着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建成，我们周边的环境变好了，游客也多了，我们有必要改善一下村里的环境，增加一点文化气息。许老师的第一副对联是“中原热土有名村村称圪当头，西地良田现宫城城为紫禁城”，横批“最早的中国”；第二副对联是“夏风商雨国史无此村不彰明，西耕东读家业有乡里得光大”，横批“安居第一都”。这两副对联非常大气，而且老百姓都能看懂，读起来有很亲切的感觉。你比如说“西地”这两个字，外人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村民们都知道，“西地”就是圪当头村西边的农田，我们平时都这么叫。
采访者：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相继建成，您觉得这将给当地村民带来怎样的影响？
郭振亚：博物馆和公园的建设提升了我们偃师的名气，现在“最早的中国二里头”是偃师区最耀眼的名片之一。博物馆和公园也是村民们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大家晚上喝完汤可以去公园里散散步、跳跳舞。博物馆和遗址公园建成后，村子周边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垃圾不再乱扔了。现在每年夏天来二里头，人们还会看到白鹭飞翔的美景。将来博物馆周边的配套设施肯定会越来越完善，村民们会得到更多的实惠。
采访者：问您一个比较学术的问题，您了解二里头遗址是否为夏都的争论吗？您怎么看？
郭振亚：我一直关注这个问题，也知道争论得很激烈。我的观点和许老师一样，二里头遗址是姓夏还是姓商，都丝毫不会影响它的重要性。二里头遗址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经证明它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它应该跟希腊、罗马的地位相等。
采访者：最后一个问题，您对二里头考古队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期望吗？
郭振亚：希望考古队能让文物活起来，让全世界都知道二里头遗址的重要性。
采访者：谢谢郭先生接受我的采访。
郭振亚：我也很荣幸。的事记在心里，此后他写的新书，或二里头考古队出的新书，他都会送我一本，20多年来我一共收到了1米多高的书。
采访者：您觉得许老师跟二里头考古队前两任队长的相同点、不同点表现在哪些方面？
郭振亚：相同点就是他们都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对学术都非常执着，都热爱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至于不同点，首先在工作上，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就能感觉到许老师的视野更加开阔，他来了以后不是挖墓，而是要解决二里头遗址范围与布局的大问题。许老师可以说是高瞻远瞩，看得很远，后来才有了宫城、井字形大道、宫殿建筑群这些重要的发现。其次，在与村民的关系上，许老师与村民的交往更进一步。每次许老师到工地来，民工们都跟他打招呼：“许老师，回来了！”“回来了”这三个字听起来挺简单的，其实说明村民把许老师当自己人了。还有一个不同点是，许老师喜欢做公众考古，他觉得应该把二里头文化传播到我们老百姓当中去。
采访者：听说您曾经邀请过许老师到村里给村民做讲座，有这回事吗？
郭振亚：对对对，有这回事。2018年5月18日，那天刚好是世界博物馆日，村里的几个干部就想着邀请许老师给村民们讲讲二里头遗址，让村民们了解了解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许老师非常高兴地答应了。那天下午在我们村委会的会议室里，许老师开了一场二里头遗址的主题讲座，内容非常通俗易懂。会议室100多个座位全部坐满了，过道、门外都站满了人。为了让外面的人也能听清楚，我们还专门架了一个喇叭。你可以想想，许老师的讲座有多么受欢迎。
采访者：圪当头村村东、村西各有一座牌坊，上面各有一副对联，据说是您请许老师撰写的，为什么要这样做？
郭振亚：我作为村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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