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正版 人文与社会译丛：一种思想及其时代：以赛亚·伯林政治思想的发展 乔舒亚·L. 彻尼斯 9787544795753 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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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舒亚·L. 彻尼斯
出版社译林
ISBN9787544795753
出版时间2023-04
装帧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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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88元
货号31732145
上书时间2023-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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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乔舒亚·L.彻尼斯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任教，现为乔治敦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彻尼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治思想史和政治辩论，尤其是20世纪的相关主题，他特别关注意识形态冲突与政治行为伦理之间的关系，以及自由主义和激进思想的发展演变，并撰写过多篇关于以赛亚·伯林思想的文章。主要著作包括《一种思想及其时代》《黑暗时代的自由主义》等。
目录
【目录】
前言
致谢
文献缩写表
第一章 “ 一个不太政治的思想家？”伯林的学术发展（1928—1939）
第二章 战争与和平
第三章 伯林与冷战政治
第四章 反对“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伯林的“反管理主义”的自由主义
第五章 在现实主义与乌托邦之间：中庸的政治道德
第六章 通往自由之路：伯林早期自由观念的形成
第七章 构想自由：先驱、影响、同时代之人
第八章 内部的庇护所：伯林的自由观念
结 论 一种思想及其时代
参考文献
索引
内容摘要
本书详细描写了以赛亚·伯林的政治思想、哲学观点以及历史认知的起源和发展。通过大量鲜为人知的出版材料和档案文件，彻尼斯将伯林不断发展的知识兴趣和政治立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各类生活和政治事件相联系，并特别强调了伯林的多元主义在哲学和文化辩论中的根源，他对道德与政治行为的关注，以及他对不断发展的自由的解释。
伯林独特的自由主义，不仅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文化政治以及冷战初期的政治和道德困境；也源自伯林所认为的，自由主义者对精英主义、技术官僚主义、科学至上主义等政治立场的危险拥抱。与此同时，伯林对其所谓“积极自由”的态度，比人们通常意识到的要复杂和矛盾得多。
精彩内容
第一章“一个不太政治的思想家？”伯林的学术发展（1928—1939）1921年，11岁的以赛亚·伯林和他的父母逃离苏联，途经刚刚独立的拉脱维亚后抵达了英国。伯林于1928年考入了牛津大学，因其在本科阶段取得的学业成就，毕业后他便成为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哲学的讲师，以及万灵学院的奖金获得者。伯林在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曾谈到自己放弃了哲学而选择了观念史，该言论给人留下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学术作品不够连贯的印象，以至于忽视了他早期的学术生涯。但这是一个错误。伯林后期的思想受到了他青年时期所接触的学术思潮的影响：如牛津哲学学派的学术文化，德国的历史哲学与社会科学，俄国革命前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政治文化论辩。
1.1 哲学的根源伯林的哲学观念的发展反映了同时代英国哲学的发展。唯心主义思潮在20世纪初之前是牛津哲学的主流，但之后就被约翰·库克·威尔逊及其追随者所推崇的“牛津实在论”与G.E.摩尔和伯特兰·罗素的“剑桥实在论”所取代。年轻的哲学家伯林则在当时专心地研究这一代实在论者的学术作品。在这些学者的影响下，伯林抛弃了在校时“必读”的、唯心主义者常挂嘴边的“黑格尔式”，还声称自己从未真正地理解他。伯林后来再次指出，唯心主义在逻辑学、形而上学和认识论领域内引发了诸多“致命的问题与混乱”。尽管唯心主义在美学、伦理学及历史哲学中或许是错误的，但它仍然总是引人注目且颇具价值。不过，即使是那些在历史、政治或美学领域产出了有价值的作品的唯心主义者——如克罗齐和他的“门徒”科林伍德——也未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创造者”，而他们提出的体系也最终“支离破碎”，这正是因为他们回避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核心问题。费尔巴哈指出，这些问题正是20世纪早期英国哲学的核心所在。总而言之，伯林的前人与同僚们因“心灵”这一概念的模糊之处而烦恼：有人认为“心灵”包罗宇宙万象，但也正因如此这个概念无法解释任何东西；也有人称“心灵”是某种神秘的实体，只是人们难以得知它的本质，也不确定它是否可知。
伯林与实在论的先驱们否定了唯心主义在处理伦理学问题时所采用的形而上学的、体系化的方法—唯心主义者把伦理学理论建立在“有秩序的、有目的的宇宙”概念之上，同时将人类的终极目标也纳入了这种秩序。英国唯心主义者认为，伦理的终极目标等同于自我实现，也就是超越“经验自我”的目的与本能。这种观点源于他们对义务与利益的认知：任何行为只有在对行为主体有益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应强制执行的行为。T.H.格林把行为主体的利益等同于人类最可能得以满足的实际天性，在未将道德标准降低到利己享乐主义的前提下，解决了维持这种认知所会遇到的困境。而这种利益在之后则进一步被等同于社会的善。真正需要实现，且让行为主体受益的自我并非有别于他人的、“经验的、个体的”自我，而是“所有人都具备的普遍自我或理性”。但牛津的实在论者（如伯林本人在《两种自由概念》中所写的那样）反对“在善恶中做出选择的是真正的自我”这一观点。
更广泛地说，实在论者反对F.H.布拉德利在批判“将某事物与任何另一事物割裂”的论述中体现的学术观念。G.E.摩尔使用了约瑟夫·巴特勒的陈述——“每件事物都是其自己本身，而非另外的什么东西”——来反驳这一观点；而伯林之后也常在作品中引用巴特勒的说法。尽管这些“力量微小的”哲学家的想法各有不同，但他们仍一致地反对还原论，支持多元论和精确主义。摩尔所持的“道德之善无法还原成其他事物”的观点以及库克·威尔逊反对“把‘预先设想的理论’套用在‘意识的事实’上”的做法，都体现了类似的观点。除此之外，普里查德所坚称的“善与义务的差异源于那些使之成为善或义务的东西”；W.D.罗斯对“普遍价值理论”的拒绝；以及摩尔本人所坚持的“无论有多少哲学家的先例存在，以牺牲真理为代价追求‘统一性’和‘系统性’并非对待哲学的正当方式”，和罗斯主张的“比起简洁性，对理论而言更重要的是能够反映现实”；以上观点都反映了同样的学界思潮。伦理学领域，这种“反理论”的冲击引发了对于普遍规则的怀疑，怀疑者们认为这些规则无非是可被伪造的预测，而要确定在特定场合下所应做的最好或最正确的事情，则需要悟性以及基于特定场合的判断。
这种反“理论”的观点在伯林后期的思想中也有所体现，他的牛津同僚亦是如此。和这些人一样，实在论者呼吁使用日常用语，在这一点上以及他们所支持的新兴多元主义都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与唯心主义者所倾向的柏拉图主义对立的即被称为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布拉德利和麦克塔加特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者们认为日常用语充斥着混乱与不确定性；罗素也同意这一点，因此他的作品试图通过模仿数学的确定性和简洁性来实现语言的变革。然而，摩尔和牛津的实在论者们则认为所有的感悟都源于日常用语，并认为常识信念往往处于理论主张的对立面，例如，道德知识是由“普通人”的观点构成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哲学“唯一合理”的基础是它能够“直接反映我们真正在思考的内容”，“让我们放弃自己对于正确与错误的理解而去选择这些理论，就好比是在让人们否定自己所亲身经历的美好，而去迎合‘只有符合某些特定条件的东西才是美的’”。
虽然伯林会赞同“忠于事实比追求那些如同建筑结构般对称的或仓促达成的简洁性更有意义”，但他并不认为这种看待常识的乐观论调能够毫无疑问地成为知识的基础，他还否定了实在论者对先验自明的真理的追求。尽管实在论本身具有影响力且一脉相承，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两个时期的牛津学派哲学家之间仍出现了明显的代沟。早期的哲学家们更严肃，他们苦恼于各类问题，执着于自己已然逝去的年轻时代，不免给他们的后辈留下乏味和死气沉沉的印象。而年轻一代则批评摩尔的伦理学过于简单，充斥着未经讨论的主张；同时他们认为普里查德的观点似乎也无非是“随机的”论断，“大话”很多而观点却不清晰。伯林虽然不像这些人一样轻视前人，但他确实很少在文章中援引牛津学派老一辈实在论者的观点。他在文中提到过摩尔，甚至也仅是为了批评后者过于依赖先验的假设。
伯林认同在他同时代人中“影响甚广的反形而上学的经验主义”—他们否认任何宣称自己能为证明“世界是纯粹思想的结果”提供信息的东西，怀疑“先验”和“必要联系”的存在。伯林将这一点与对教条的怀疑、对权威的不敬以及反极端主义的自由主义进行了关联。逻辑实证主义（后来也被称为“牛津哲学”或“语言哲学”）提出了对当时削弱了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有关历史和政治的通论的怀疑。因此，激进的经验主义一方面怀疑是否能够在理性的、非主观的基础上寻找到道德，另一方面又在反对意识形态宣传的同时推广自身严谨、负责任的伦理观。
伯林与牛津的逻辑实证主义倡导者阿尔弗雷德·艾耶尔关系密切，他鼓励艾耶尔宣传自己的观点。但伯林从来就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他虽是“这些人的朋友和同盟，但或多或少地持有独立的立场，且始终对于极端的实证主义有所怀疑”。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是“更新换代的强大动力”，因为它就像以前的启蒙哲学家们扫除蒙昧主义的形而上学一般，阐明了哲学的目的。尽管如此，他认为逻辑实证主义者提供的方案，如同所有以找寻“无法推翻的准则”的方式，对人类思想与语言进行一种激进的、使其清晰化和简化的修订行为一样，“注定是失败的”。伯林通过抨击证明原则（verificationprinciple，即除了命题本身的同义反复，只有能够被证明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命题）反驳了逻辑实证主义的核心原则。他还否定了艾耶尔的现象学，即一切有关客体的命题实际上就是有关感官信息的命题。与逻辑实证主义立场所主张的观点，即“所有有意义的命题都必须涉及形式的（通过演绎可知）或经验的（通过归纳可证）真理”相反，伯林坚持认为存在“概念真理”—这些真理与经验息息相关但不能由经验所得；他还坚信“存在着诸如特殊性与普遍性、统一性与多元性之类的跨越全体的特性，这些特性能够描述一切可能的体系”。
更广泛地说，伯林针对哲学本质提出的成熟构想否定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主张——“不存在与自然科学不同的、自成一类的哲学方法或知识”；并反对探索关于知识与意义的本质的系统性解释。伯林的主张也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虽然摒弃了传统的道德哲学，但它既不是非政治的，也不是政治中立的—政界的反对者与拥护者，如左翼分子和反教权主义者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些观点。但是比起这些特征表明的内容，逻辑实证主义的政治效价要更为尖锐，且在这一点上与伯林的主张冲突更甚。维也纳学派研究中的“集体主义、现代主义和技术官僚治国制的框架”把哲学视为辅助合理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概念工程。而伯林的战后政治思想主要反对了这种技术官僚治国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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