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山人海：（余秀华、李修文、野夫、张执浩、韩松落推荐）

图书标准信息

• 作者 林东林
• 出版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 出版时间 2019-03
• 版次 1
• ISBN 9787505745933
• 定价 42.00元
• 装帧 平装
• 开本 32开
• 页数 （余秀华、李修文、野夫、张执浩、韩松落推荐）页
• 字数 180千字

【内容简介】

人山人海是一本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记忆里的过客，棺木中的亡人，墙壁上的名字，屋檐下的身影。作者书写了几十个极具代表的人物，他们构筑了作者的人山人海，也勾勒了当代的深层众生相。或明快，或深沉，或悲悯，或痛惜，作者赋予了他们以尊严、以存在、以意义、以关怀。因为命运遭际，他们或许被甩出了时光之外，但因为文字，他们又被定格在了记忆之中。人山人海，而他们却无处不在。

【作者简介】

林东林，作家、诗人。写小说、写诗、写随笔。
曾辗转于广州、桂林、上海、北京等地，现居武汉。
著有作品：
人山人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身体的乡愁（译林出版社）
情到浓时情转薄（江苏文艺出版社）
线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替全世界去仰望（艺术出版社）
跟着诗人回家（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精彩内容：

父亲和我

 “杰儿”是我父亲的乳名，这个专属于我祖母的称呼，我也叫过不止一次。但那是在我被父亲毒打之后，也不是在他跟前叫，而是在距离他几丈远时捏着嗓子叫的。刚喊出声来，我转身发疯似的跑出老远，望望他，如果没有追过来，再喊一两声，以逞事后之勇。有时候，准确说是在他对我好到足以包容我的无礼时，我也会叫他的大名“林其田”，他咧开嘴笑一笑，并不以为忤。“林其田”这个名字，据我原来猜测，或许是跟“土改”时的“耕者有其田”有点关系；不过现在看来，更可能跟他们兄弟的排行有关：老大林儒田，老二林俊田，老三林沛田，老四是他，还有老五林子田。
他生于1946年，死于2009年，终年六十三岁。岁数不大，但也不算很小。不过在八个兄弟姊妹中，他是头一个死的（如果不算他那十几岁时夭折的幼弟），这一度让他的兄弟姊妹们感叹不已，说他死得太早了，好子还没开始。好在他死之前我的哥哥已经结了婚，生了儿育了女，他已经当了七八年的爷爷，也算含饴弄孙过。他出生在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主家庭。我的曾祖父抽大烟、逛窑子都没能败光田产，在四十多岁死后，他把地主的名号遗留给了我那读私塾出身、擅打算盘，却不侍稼穑的祖父。因为成分不好，我父亲高小且只能是高小，此后终生务农，不曾参过军，更不曾入过团和党，所以社会面貌一栏始终是群众。在他六十三年的农民生涯中，还兼做过流水席厨师、菜农、养牛户、酿酒师等副业身份，这些身份或历时或共时地伴随着他的一生，一直到他死去。
因为出身不好，我的父亲一直娶不上老婆。单身汉的生活一直陪伴他到二十八岁，那一年，他遇到了同样因为出身而嫁不出去的我的母亲。这桩婚事，事关三个村的三户地主家庭，林家、胡家和陈家。三家换亲，换亲这样的事情如今已经绝迹了吧，好像只属于那个年代。具体过程是这样的：经人牵线，我的三姑先嫁给陈家的大儿子，陈家的小女儿再嫁给胡家的三儿子，胡家的二女儿才嫁给林家的四儿子。因此陈家的大儿子才得以成为我未来的姑父，陈家的小女儿才得以成为我未来的三舅母，胡家的三儿子才得以成为我未来的三舅，胡家的二女儿才得以成为我未来的母亲，林家的四儿子才得以成为我未来的父亲，我才得以成为未来的我。1975年我哥哥出生，再过八年，也是在我父亲三十七岁那年，我出生了。于是，上述那些过去将来时的称谓至此才得以成为现实。
从我记事起，父亲是流水席厨师。那时候我还小，冬天天冷，不愿意起早，父亲起来后先去主家的灶上忙活一阵，然后再回来喊我起床。他把冰冷的手伸到我被子里乱摸一阵，袖带着一股油腻的葱花味；为了让我起来，他还会在屋里生一堆火，倒提着我的两只棉裤腿从裆部灌进热气，再掀开被子把我的光屁股装进去。我起来后，他拿出偷揣回来的用报纸包着的两团牛肉，晃给我看。作为厨师，我不记得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厨艺，只记得他这偷拿的本领和还算拿手的两道菜。一道是拔丝馍，用熬好的糖稀裹在馒头块儿上，趁热吃可以拔出很长很长的糖丝，冷了也可以吃，但会变得无比坚硬干脆，甚至会硌掉牙齿；另一道是焦饹馇，把切好的馒头条放油锅里炸成金黄，起锅后再撒上盐，冷凉了装盘，吃起来也是干脆的。在这两道菜已不再入席的很多年后，还有人记得父亲的手艺，说他做拔丝馍有一个绝活儿，可以扯出一里路长的糖丝而不断。这当然是夸张之词。
但我的父亲的确爱占小便宜。这一点，除了他“贼不走空”的厨师余技之外，还表现在其他方方面面。譬如以前每到夏天，村头和路会有人用架子车和三轮车拉着西瓜游街串巷地，“换西瓜喽，换西瓜喽”。西瓜可以用钱买，也可以用小麦、玉米或谷子换。不过为了省钱，我们家从来都是采用那项原始而古老的商业法则：以物易物。在这时，我的父亲显露出他十分鸡贼的一面，为了更压秤一些，每次他都会在小麦里掺点儿陈麦、沙子或者石子，然后搅拌均匀，如果瓜贩看不出来，也罢了；如果瓜贩嫌弃小麦不好或者有猫腻，他也能以“今年收成不好”等借和他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对方接受。不止一次，我曾大义灭亲地对他说：“林其田，等会儿我要跟西瓜的举报你！”他听了是咧嘴一笑，以显无辜。我当然没有举报，但是“林其田”这三个字我喊得底气十足，声音洪亮，似乎抓住了他的把柄这一点赐予了我某种勇气和力量，我喊的时候离他很近，喊完了也不跑。
他的这点小伎俩，除了用来对付小商小贩之外，还用来对付公社粮管所的验粮员。那时候，农村还没有除农业税，每年到了麦收季节，先打场、割麦、脱粒、晾，等到麦粒咬不动的时候，各家各户要在规定的期限内去公社粮管所交公粮。我之所以说“公社粮管所”，而没有说“乡镇粮管所”，这也源于父亲在公社变成乡镇的几十年后，甚至直到他死都还停留在“公社”“生产队”之类的说法。因为家家户户都要交公粮，而粮管所人手又很好有限，这导致了无法一一拆袋验收的盾。于是粮管所想出了一个法子，由验粮员用一杆中空有凹槽的尖头麦，在麻袋的中间或底部插进去再拔出来，以凹槽中存留的小麦品相来断定质量，品相好了通过，品相不好拒收。我没跟父亲去交过公粮，一次都没去过，但是我经常见他没交成公粮把麦子又拉了回来，有时甚至反复几次才通过，也不难想象他所做的手脚乃至于跟粮管所的人反复交涉、赔笑无果的场景了。

我在乡下一共住过十五年，也是说，这是我和父亲朝夕相处的十五年。然而惭愧的是，作为一个农民之子，我在这十五年里几乎没干过什么农活。这固然跟年龄小有关系，但更因为我的懒惰和狡猾。每次我是会耍点花样，直到让父亲看不惯。比如他要我给玉米锄草，我这儿锄一下，那儿挠一下，又换个地方弄两下，而且我锄得漫不经心，甚至有时候连玉米苗也一起锄掉。这让父亲很是恼火，他形容我干活有个新鲜的说法，叫“像在驴身上搁钉”，驴身上很光滑，当然放不住钉子，这意思是说我逃滑逃得厉害。后来他也不指望我了，自己和母亲干，放任我去玩。我带着一帮孩子去玩，仗着年龄和辈分的优势，我十分热衷于欺负小孩，且每次都要把一两个欺负到哭着回家跟父母告状为止。然后，我被对方父母揪着衣领送交给我的父亲，挨一顿毒打。但我从不求饶。
后来我们兄弟俩都读了书，家里的几亩庄稼地已经被黔驴技穷的父亲压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他开始搞一点副业，比如做红白喜事的流水席时，他会把主家送的毛巾和烟酒也送到代销点折成钱；后来，同样做厨师的小姨父把他置办的几十套桌椅盘碗都送给了父亲，父亲在做流水席时一并租赁，也能挣一点小钱。他还养过一段羊和兔子，羊是没养多久养死了，据他说是我家的不适合养羊，他自己的属相也克羊；兔子是养了几十只，一半为我们哥俩杀吃了，一半了。再后来，他又养牛，养了两三年吧。为了止晚上有人把牛牵走，他让我睡在牛棚里。再后来他开始种菜，西红柿、茄子、豆角、黄瓜、笋瓜、辣椒、空心菜、芫荽等种了一两亩地。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把两大筐蔬菜一左一右挂在他那辆凤凰牌自行车上，摸黑驮去集市；如果在集市上不完，他走街串巷地吆喝。很多次，他回来时已上三竿，还没来得及吃饭，他掏出来一把零票一张张地数，那些钢镚儿散落在水泥地上滚开，他在后面一个个追回来，样子看起来颇为滑稽。
他的很后一项副业是酿酒，是农村人秋冬季节常喝的那种酩馏土酒。原材料是玉米、谷子或者小麦，这些都是自家种的，也不花钱。每年一到入冬，他和母亲忙活开了，我的母亲负责烧火，他来来回回地忙着发酵、添料、接酒。他把一地锅土灶改造成了蒸馏设备，烟囱锅盖，长管短管，烧起来一副云蒸霞蔚的样子，看上去也很像那么回事。等到出酒时，他用一根中间捣空竹节、一头削成了尖的短竹竿，把已经化成蒸气的酒经过竹竿冷却后引流到桶里，再储存在一个个白塑料大桶中。这种酒一般不超过三十度，宜于温了喝，味辛温，颇有祛风散瘀、舒筋活络、通血脉散湿气的功效，才几块钱一斤，很受干粗活重活的农民兄弟欢迎，所以父亲的主顾也多是周围的邻居。偶尔他自己也喝点儿，弄点花生米，或者捣几颗蒜调一盘皮冻、之类的，独酌。
对于父亲的这些小营生，我持有接近相反的两种态度。譬如酿酒，我很好支持，我还鼓励过他扩充规模、做大做强，很好能成为一个乡镇企业家——我的确想象过那个场面，准确地说我是想象过我作为一个乡镇企业家之子出场的画面，说到底，那比一个泥腿子之子要体面多了。但在父亲流露出只想安于小作坊经营的心思后，我又批判起他成不了气候的小农意识。对于他做厨师、养牛养羊、种菜和出租盘碗等，我一直认为无必要，因为这一度让我在光可鉴人的靓丽女同学面前很丢面子（虽然她们并没有、也没有机会看到我的父亲持这些事情的场景），所以常对他说些风凉话：“挣不了几个钱，还费工费力，何必呢！”他说是为了我们。我说：“我们不要你为了，你为了我们，以后我们又为了儿子，一代人永远为下一代人这么活着，又有什么意思？”有那么几次，他好像也觉得是这么个道理，笑着问我：“那你说，没钱怎么办？你们上学怎么办？结婚怎么办？”我摆出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态度和对他说：“你啊，你啊，你是心太多，车到山前必有路！”
终其一生，我的父亲都沉浸在这种与贫穷的斗争之中。他的业余活动实在乏味之极，不抽烟，不打牌，更不摸麻将，仅有的娱乐（如果能称为娱乐的话）也只限于收音机和电视里的戏曲、新闻和天气节目。等这些节目一过，没几分钟，他保持着原来收看或收听的——坐在门槛或倚在门板上——打起鼾来。除了这些之外，他有可能还喜欢也擅长说黄段子，我之所以说有可能，一是我没有亲耳听过，二是也没有确凿的证据。只是有一次，在我去代销点买醋或者买酱油之类的东西时，路上迎头碰见了正准备离开的他，而一帮中年妇女和几个男人正在回味他讲的黄笑话。猛然看见我，她们在惊讶的同时止住了嘴但还没止住笑容，笑容挂在她们羞红而又兴奋的脸庞上。当我问及父亲刚才说了什么时，她们没一个人愿意开，接着一哄而散了。
作为一个庄稼汉，我父亲的能力源于庄稼，但是又不局限于庄稼，我是说他的手艺活也很不错。事实上，他会种竹子和木槿花，会做简单的凳子，会编床，会焊鸽笼，会制陀螺，会用白菜头做晃灯，会用高粱秸秆编竹席和扎顶盖（吊顶），还会用废弃的架子车和自行车轮胎箍牢他的摩托三轮车车帮。他还会烧窑，为翻建我们家原来住的土坯房，1986年秋天他还在村东头烧过一孔砖窑，自己挖胶泥，自己拉坯，自己垒窑，自己烧火。前后烧了大概个把月，终于烧出了几千块青砖，并以此建起了三间瓦房。这三间瓦房我们一直住到哥哥，后来还做过他的婚房，很后的很后，还做了停放父亲尸身的地方——并在那里举行了各种葬仪。在我读小学时，因为落后的缘故，我们的学校还没有通电，父亲还用墨水瓶给我自制过一盏灯，以棉绳做芯子，用一块小铁片做挡板，可以用针尖拨出芯子的长短来控制亮度，明亮是很明亮，但不雅的地方是会冒出隆隆黑烟。后来在我坚决拒绝再在一排白晃晃的蜡烛中独擎一盏黑烟缭绕的灯时，父亲才给我买了一包蜡烛。
在很多情况下，我的父亲甚至还要充当法官，他的判决对象是两个调皮捣蛋的儿子。虽然比我年长八岁，但是哥哥和我从来都互不相让，比如吃饭时会为谁夹到一块比较大的肉而干仗，也会为谁多偷吃了一年货而互相揭发检举，而谁比谁多干了一点农活也会让我们争执不已。在这时候，父亲要显示他既大公无私而又要衡掣肘的调停功夫，但他这个蹩脚的判官，常常会被大儿子认为判（自己）太重了，也常常会被小儿子认为判（对方）太轻了，结果两面都不讨好。我说他太偏心，他说我没良心。而当他不在家，我和哥哥的分歧由争执升级为干仗时，吃了亏的我要哭到他回来，让他亲手替我打哥哥一顿才算罢休。但事实上，跟哥哥相比我挨父亲的打实在是太多了，他对我发明了从鞋底到鞭子、从跪着打到吊着打、从母亲求情也没用到祖母求情也没用的各种打法。

作为挨父亲的打很多、从小挨打到大的小儿子，我和他的关系谈不上很坏，但是也谈不上很好。这么说吧，在读初中以前，我蹩脚的和顽劣的格都让他头疼不已，他的劝学自然被我当成耳旁风。他甚至还做好了让我不上学去做泥瓦匠的打算。在我读到初中开始努力上进后，尤其是在我把被子、衣柜和山墙上都画满了数学演算题和物理定理之后，他又劝我不要太努力了，要多出去玩玩换换脑子，这自然也被“上进”的我当成了耳旁风。我们的交流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一两句话，甚至无话可说。有时候他会翻我的语文课本和作文，我会回来。他还撬开抽屉翻看过我写的武侠小说，气得我说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并一把火烧了小说稿子。读高中时，我买过一本吴冠中的沧桑入画，他读了，读得津津有味，他说吴冠中写得真实，尤其是地主生活那一段，跟我们家境况很像。我当时正在做卷子，从眼角的余光中能看出他似乎很想凑上前跟我交流交流，但是在我不愿意抬起头来的“努力”中，悻悻地走开了，自己搬了把小板凳、戴上老花镜看了半天。
到读高中以后，我们的交流更少了。无非是我寒暑和节回来，他给我做点好吃的；无非是我的粮票不够了，他骑着三轮车拉一两袋麦子到学校换了粮票再交给我；或者放寒暑时，他到学校帮我运送行李之类。再后来读了大学，我们也是电话中说上那么几句，他嘱咐我出门看车、多长心眼、止被骗、该花的钱要花、能少花的钱要少花之类的，我说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他还给我写过一封信，用圆珠笔写的，前后不超过三行，意思也即上述所言，还写了几个错别字，末尾署名“父字”，我虽然不耐烦看，但也略有一种家书抵万金之感。大学前，我去广州找工作，他知道后颇为担惊受怕，说南方有很多黑工厂，抓进去了要做苦工等，我笑他没见过世面。那年春节我没回家，还听说他整个年都没过好。等到我到桂林把工作安顿下来，他才算放了心，但还是一直劝我回来，找个离家近的单位，做个公务员或老师什么的。我跟他发了“死都不会回来”的狠话。
事实上，我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很有限，有限到只有早年间那么几个零星模糊的场景和片段。他只是我的“爸”，而我只是他的小儿子，我觉得他做什么都应该，而我做什么也都应该，如此而已。所以无论当面还是背地，我从没喊过他“爹”“老爸”之类，也从没喊过他“爸爸”，这个叠声词让我无论是说还是听都深感无比矫情。当然，我也不会像我的堂哥堂姐们喊他们的父亲为“大爷”那样称呼我父亲，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喊，也从来没问过。有很多次，堂姐在我面前说起她的父亲，也即我的伯父时，也会亲热地称“咱大爷”，我当然清楚地知道这个“咱”在身份上并不应为我所有，而“此大爷”也并非“彼大爷”。但我还是会欣然地点点头，是像被了一个亲爹般接下了她的这般好意。
2009年的春节刚过完没几天，我的父亲死了。在他咽气之后和身子变硬之前，他的老伙计、在辈分上被我称为哥的一个邻居被我们喊过来，及时给他穿上了宽大簇新的寿衣。而后，他被抬到很多年前他亲手用麻绳编成的一张小床上，移至堂屋停灵三。床前照例点了一盏长明灯，我和哥哥分列左右守着，晚上睡在两侧铺了干草的水泥地上。我的父亲，死了，这么躺在我旁边的小床上，我和哥哥陪着他睡了三天——那也可能是长大之后我们相靠很近、相伴很久的一次。再后来是拉去县城火化，火化完之后，我们把大部分已烧成灰但有几块骨头还很硌手的他的骨灰撒在棺材里，很后钉上棺材盖。接下来，我和哥哥及一帮堂兄弟又在灵棚里的棺材四周跪了几天，迎接一拨又一拨前来吊唁的宾客。他们烧纸时哭一阵，我们也跟着哭一阵，他们走了，我们揉揉眼睛。
出殡那天，作为父亲的嫡亲后代，我和哥哥浑身缟素、一前一后地领着亲友们去送葬。铁炮开道，哀乐齐鸣，旗杆招摇，一派热闹而隆重的气氛，像我小时候看热闹时所见的那些葬礼一样。区别在于，那时候我是看热闹，现在我是被观看的热闹中的一员——在那些围观的人群中我甚至看到了不止一双像我当年那样明亮的眼睛。八人抬的棺材走在前，我和哥哥紧随其后，接着是一队身着孝衣的亲友。记得临出门之前，一个持葬仪的老先生还特意把我拉到墙角，耳语了一番。他说，我听你一直在哭“爸”，千万不能这样哭啊，你要跟你哥那样，哭你爸时要喊“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但还是照他吩咐的做了。那天气很好，阳光普照，万物复苏，田野里麦苗青青，只是冰雪开化后的乡间土路上到处泥泞不堪。从我们家到埋葬父亲的田里有四五里路，我一边甩着鞋帮和鞋底上的烂泥，一边这么喊了一路的“爹”，但是我并没有怎么哭。因为那位老先生的话让我产生了一个错觉，一路上我都觉得自己像是在喊一个陌生人，或者说我喊了一路的只是我哥的“爹”。而我的父亲，此时此刻仍然还躺在西屋的大床上，还在生病，还在奄奄一息之中等着死去。

一件礼物

在所有的记忆中，我以为关于味道和声音的记忆不错大。因为无形无，所以能不入、无处不在。即使在多年之后，当你闻到某种味道、听到某种声音时，那种味道和声音当初所沾染上的某些画面、心情或情绪还是会从多年之前准确地调动出来。这么说吧，正如此时此刻，我正坐在离老家千里之遥的这座城市的这栋二十六层楼的第二十层的某个房间，现在闻着从楼上或者楼下飘过来的油漆味道，我立刻想到的是婚房和棺材。主要是棺材。这种对应是早年建立起来的，那时候我六七岁。很多次，在村里走着走着，会闻到不知从哪里飘出来的和油漆味，顺着那味道寻过去。越往前走，味道越浓。走到一扇大门前——我确定味道是从那里飘出来的，探头往里看，只见几个木匠正在忙活着，一副刚打好的棺材躺在院子里。一半刚被漆成朱红，另一半还是惨白惨白的。
见了棺材知道死了人，但我并不是很怕。那时候，村里好像经常有人死去，因此我也经常会闻到那种味道。死人对小孩子来说，并不是坏事，相反还是好事。一死人会有葬礼，一有葬礼我们可以去看热闹。而且有时候还能去帮忙挣点小钱——后面再说。“雨打墓，辈辈富；雨打灵，辈辈穷”，这是我们当地葬人时的一句俗语。每当看过葬礼或忙活完回来之后，我沉浸在那种因为热闹过后而对比产生的冷清和安静中时，我妈会把这句俗谚拿出来说道说道。她既是实话实说，也是一句带有感慨意味的开场白。然后，她开始一一举例，说葬谁的时候，挖墓穴时下了雨，所以荫及后辈，每家每户都发了财；而葬谁之前，去请灵时碰上下大雨，结果后辈一个比一个穷。
新玉的爹死的时候，我大概正读小学一年级，或者还没上学，我忘了。在他死前的那几年里，我倒是经常看见他蹲在大门前太阳，一副吃饱喝足的样子。矮胖，很黑，方脸，大眼，不笑时很有一股威严，但是笑起来也很和蔼。他的嗓门尤其大。尽管他那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不过论起辈分来，跟我还算是辈的。事实上我的辈分很长，在那个大部分人家都姓林的村子里，很多六七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见了我都要喊一声“叔”或者“爷”。像新玉的爹这样跟我辈的，已经算是比较少见了。新玉的爹虽然年纪那么大，不过还是小孩子脾气，他也爱跟小孩开开玩笑逗弄一番。我也是他经常逗弄的对象之一。他有很多戏弄人的法子，而且我都尝试过不止一次。
其一是“拔萝卜”，当我从他面前路过时，他先是装作悄无声息地不吭不哈，等我走得很近了，他一把捉住我的胳膊拉过去，然后用两只手捧起我的头，一直捧一直捧，一直捧到我的双脚抬离地面为止。其二是“捏鬼脸”，还是先把我抓住，然后他用十个指头左右开工，把我的眼皮和嘴角一起撑开，翻起眼白和布满血管的眼底，嘴角也被撑得向外眦着，那看起来真是一副面目狰狞但又无比好笑的样子——我后来也学着撑过比我还小的小孩，他在一边哈哈大笑。其三是“顶天灯”，是用大拇指和食指先捏住我的耳朵，然后用小拇指顶住我的下巴，很后一起用力往上提，这种疼几乎让人。当然，捉弄归捉弄，有时候他也很慷慨，会从袋里掏出来几块糖什么的，扔给我们。
我格倔强，在被他捉弄过几次之后，开始报复他。等到路上再见了他，我远远猫着腰先走过去，装作一副井水不犯河水的样子。等走到一个安全距离之后，我突然转过身来，朝他大喝两声：“新玉的爹！新玉的爹！”他一追，我跑；他一停，我喊。结局有两种，如果被他追到了，我被他捉弄一番，然后他会问我：“以后改不改？”“改！”我说。如果他追不到，我跑远了会继续再喊几声。一直到他确实不再追了，也不再理睬我了，我才会自己觉得无聊而停下来，继续走我的路。
后来不知道因为生病还是什么原因，新玉的爹死了，然后埋了。不过新玉的爹下葬时，究竟雨打了墓还是灵我不知道，也不关心。那一次我是旗手，为他热闹的葬礼做开路先锋的一员。以前乡间的丧葬，也还算得上热闹隆重，无论贫寒还是富贵，死一回，礼节归是少不了的。一般来说，都会有响器铁炮、花圈纸人、旗子锣鼓什么的。走在很前面的是放铁炮的炮手，把装进铁管，用一根木棍举着在路边放，“嗵”的一声，在开阔的原上可以声震十几里。跟在炮手后面的是敲锣的和扛旗的，锣是铜的，用缠着布条的木槌一敲，清脆悦耳；旗子是各种的都有，用竹竿挑着，跑起来猎猎作响。然后是八个人或者十六个人抬的棺材。再后面是披麻戴孝的一队亲友。很后是花花绿绿的纸车、纸人和撒得满地的纸钱。讲究一点的人家，还会请个响器班子，吹拉弹唱的忙活几天。这样，哭声、炮声、锣声、唢呐声和笑闹声混杂在一起，我们便一路浩浩荡荡地开赴田野。
炮手都由大人担当，临近的村里有不少制作的人家，所以不缺炮手。旗手和锣手一般都由我们这些小孩充任。锣手只有三四个，每个人发一面小铜锣和一把小鼓槌，一路走一路敲；旗手则有七八个，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各的旗子，人手一杆。我本来想当锣手的，没有到，只好做了旗手。在埋新玉的爹的路上，

【目录】

自  序                             
深夜电话                           1
董小姐                            14
房  客                            19
父亲和我                          28
繁花里                            40
一件礼物                          45
墙上名人                          53
胖  子                            59
牯岭一家人                        71
何社长                            79
王  静                            88
雨天的事                          95
守庙人                           100
充气娃娃                         118
我的“岳父”                     127
青  芸                           133
在横店村                         143
流浪者                           155
一个读诗的下午                   176
难得肉声                         184
读须兰                           192
一人食                           197
印度的                       203
原上草                           217
紫阳公园                         226
我的零                           234
吉田公墓                         243
在墓地                           252
人山人海                         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