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

“对长时段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能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其关键是社会秩序从权利限制秩序演化到权利开放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和不稳定，其根源在于没有建立权利开放秩序的制度基础。”

本书由此出发，讨论了国家能力、产权、改革、腐败等诸多宏观政治经济问题，力求从制度层面解读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从当前和未来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制度与发展等。出版《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等专著10余部，在《求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World Development、Cities等期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曾获第六届、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

上篇 制度与现代秩序

产权、行为与经济绩效 ３

产权安排与保护：现代秩序的基础 22

分析土地问题的角度  49

如何衡量“好政府”  71

从“有限政府”到“国家能力” 80

国家基础性权力不是政府强权  88

福山的现代国家三要素  96

政治衰败的根源 104

腐败之癌  113

从前现代增长到现代增长：政治发展与持续增长的 制度基础  122

下篇 制度与绩效

一家子教我的“改革” 153

中国农地制度的合约结构与产权残缺 166

中国农民的城市权利 183

中国奇迹的政治经济逻辑 209

哈佛大学何以一流 252

鼻烟壶的诱惑 276

美国制宪会议上的反腐议题  284

Yazoo土地案留下的问号293

铁路腐败案遗产  302

给贿赂定罪 311

“镀金时代”的腐败  320

罗斯福的“反腐战争” 329

水门事件与美国反腐框架重构  338

“对长时段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能实现稳定持续的经济发展，其关键是社会秩序从权利限制秩序演化到权利开放秩序。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和不稳定，其根源在于没有建立权利开放秩序的制度基础。”

本书由此出发，讨论了国家能力、产权、改革、腐败等诸多宏观政治经济问题，力求从制度层面解读现代社会的发展逻辑，从当前和未来中国现代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研究领域为制度与发展等。出版《中国土地问题调查：土地权利的底层视角》等专著10余部，在《求是》《经济研究》《管理世界》和World Development、Cities等期刊上发表论文160余篇。曾获第六届、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第十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七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发展研究奖等。

　《现代社会秩序的制度基础》：
　　在社会对所有制偏好给定的情况下，当一种产权的界定与实施的预期收益大于由此所致的预期费用时，这种产权安排就有可能被选中。因此，一方面，只有在一种资源或物品是有价时，人们才有对它的排他性需求，随着一种资源相对经济价值的提高，产权安排就可能从一种模糊的形态演进为更为明晰的形态。另一方面，从成本考虑，在一定时期，即便是一种体现出经济收益的资源，也可能因界定与实施产权的成本过高而不得不采取非排他性形态。导致产权界定与实施成本过高的因素可能包括：（1）资源或物品的特性，如对农地资产的界定就比对山地和水资源产权的界定更加容易；（2）界定与实施产权的技术还没有被创新出来；（3）由于法律或政府的强制性规定，或由于一些非正式规则的制约，因而违反规定的成本太高。从演进的观点来看，前两点所导致的产权界定与实施的困难，可能会随着这种资源经济价值的提高，致使界定与实施的收益大于成本，社会中的某些团体就可能被诱致创新出一些用于解决这些困难的技术。而对于第三种因素，它是与一个社会对所有制选择的偏好相联系的，我们下面的讨论将主要集中于这一方面。
　　在不存在界定与实施产权困难的情况下，一个社会也会采取非排他性的产权安排。这由我们前面提到的社会的可接受程度和国家对所有制选择的偏好所决定。社会的可接受程度是指一种产权规则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的行为关系是否与一个社会或共同体已有的道德、习俗和伦理准则相符。如果这两者的吻合程度较高，它被接受的程度就较高，因而实施的成本就较低；如果两者的冲突较大，它被接受的程度就较低，实施的成本也可能较高。至于国家对所有制选择的偏好，已有的事实表明，它对一个社会所有制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国经济快速增长与衰退的根源。
　　国家为什么会选择非排他性的产权安排？在前面，我们已揭示了国家作为一种界定产权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为了回答这里的问题，我们就必须了解国家被赋予的这些功能是如何实施的。由于关于安全、公正以及游戏规则的制定是由执政者进行的，不仅如此，他所制定的这些规则还得由他所选择的代理人来实施，这样，国家选择与界定产权的可能结果，主要可以通过执政者的行为决策来反映。它与一个企业家、一个消费者在行为决策上的差异，只是他们在效用函数中包含的变量不同而已。他们关心自己的生存、威望、权力，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目前评价和历史评价等等。因此，国家在实现它的功能时的绩效如何，就取决于统治者及其代理人的行为决定。
　　按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的分析，国家功能的实施具有以下三方面的本质特征：，国家是用一批服务如保护公正来换取收益的。由于它在提供这些服务时存在规模经济，由它对这些服务的组织专门化的结果，就使社会的总收益高于那些由每个人自己保护自己财产的社会的总收益。第二，国家企图像一个歧视性的垄断者一样行事，它会将每组社会成员分离开来，并设计每个人的产权，以使国家收益化。第三，由于常常存在潜在的竞争者来提供同样的服务，国家就受到不同社会成员的机会成本的制约，因此，国家垄断权力的程度是不同团体替代密切程度的函数。
　　国家采取非排他性的产权安排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可以从以上三个特征中去寻找。
　　从个特征来看，国家在提供基本的服务即游戏规则的同时，也需要使统治者所获得的租金收入化。为了使这一个目标得以实现，统治者一方面会确定一些制度以降低交易费用，使国家所获得的总税收增加。这意味着他将提供一些服务以降低确定、谈判和实施合约的成本。但是只有在提供这些服务的结果与统治者的租金收益增加相一致时，他才会这样做。当这两者不一致时，统治者宁愿保后者，从而会导致有利于收税但不一定有利于产权更明确界定的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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