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鲸：私人文学史

序

杨典/文

古人常言读书不求甚解，却在读书时又大多讲究分类或谱系，如清儒钱大昕之“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云云。但我读书真的没有任何章法，从来就是乱读。乱读的习惯，是 20 世纪 80 年代养成的，因那时家里空间窄，书架也少，所有书便全堆在一起，看见哪本饶有兴趣，就抽哪本出来读。一本没读完，又去读另一本。常常是很多书同时在读，有些能读完，有些则半途而废，不了了之。后来屋子扩大了，书码放得整齐一些，但这种恶习却改不了了。大约因我不是一个喜欢系统化的人，故读书方式也是野蛮的。

据说，读书也并不见得一定要有秩序不可。如法朗士所言，读书是“灵魂的壮游”。既是壮游，必是随处乱走、随遇而安，才更有冒险、惊喜与意外之感吧。我记得林语堂先生写过一篇《读书的艺术》，大约是说读书可以很乱，找到原文，抄一段云：“或在暮春之夕，与你们的爱人，携手同行，共到野外读《离骚经》；或在风雪之夜，靠炉围坐，佳茗一壶，淡巴菰一盒，哲学、经济、诗文、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然后随意所之，取而读之，这才得了读书的兴味。”林语堂还在《我的图书室》一文中，说到过去的公共大学图书馆，是按照杜威或王云五的方法进行图书分类。这固然好，但对一个普通学者的斗室而言则不可能。那么如何插架呢？他的办法是“使书籍任其所在的地方”，也就是诸如床上、沙发上、餐厅里、食器橱中、厕所架上等，总之到处都是书。正如林语堂所谓“书籍不应分类。把书籍分类是一种科学，但不去分类是一种艺术”。

我读书的习惯倒没那么凌乱，不过过去因地方窄，书太多，只好挤在一起，故而不知不觉也就按照“艺术”的方式去读了。

读书的根本是为了明理、思索以及更好地表达与认识（即便完全不表达，沉默无言，也是一种表达与认识的形式），故读书之瘾若真成了恶习，便会升级，变成写书。写书之瘾再升级，便又会变成希望出版，拿给别人去看。哪怕是写得并不好的书、坏书、怪书、无意义之书或恶德之书，也会期望别人与自己能有一些同感。

恶、怪与坏，到底值不值得出版呢？这其实是个很古老的问题。

如在 17 世纪，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就说过：“德与恶本是一体， 消除其中之一， 便会把另一个也一起消除了。”——他当年写下这本书本是为了反对英国政府压制出版和教权制度，但其书之影响却直接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米拉波写《论出版自由：模仿英国人弥尔顿》，以及 1905 年的俄国革命。弥尔顿之言当初的意思是，一本书（或一切言说的自由），即便完全是“恶”的，也应该允许出版。因唯有如此，才能使人提前作出判断。但这个数百年前反教权式的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愿望，至今似乎也未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至于当恶（譬如战争、强权、欺骗或瘟疫）出现时，人们仍然并不能当即觉察。

待觉察时，恶已变成现实。也许在弥尔顿的观念里，人若丧失一切书籍、文字和言说（无论文史哲还是科学与神学）的自由，便都是一种“失乐园”。恶魔撒旦（作为美的堕落天使）即用自己生成之语言自由，去反抗已被世俗偶像崇拜化的天庭；而人若能获得出版与言论自由，则是一种“复乐园”，正如基督对恶魔的几次“拒绝”（这也必须通过反对的语言才能做到）。何为弥尔顿在宗教哲学与史诗意义上的善恶树、古蛇、性、原罪与苹果？归根结底，就是语言的自由。没有语言，任何有效的思想都不会诞生，无论善恶。语言对社会现实的预示和批判，自古就是所有文明的先锋，以“六经”为思想源头的中国应该也不例外。可能在造物主眼里，各种语言都是恶（正如“巴别塔”即语言“变乱之塔”）的发展、演变和升级，尤其是文学与哲学。

因任何雄辩或诡辩的语言，都带有反抗权威的特性或毁灭性。太平无事时，善人就应该是听话的，恶人才会唱反调。可一旦灾难发生，善人们的沉默却会成为共谋与罪过。故善是平庸之恶，恶则是创造之善。这真是一件全球共同的悖论。恰如罗兰·巴特所云：“语言即恶魔，此外并无别的恶魔。”这里的恶魔，主要是指人在反抗时对理性、自由、判断、法治、文学、艺术、爱、科学与智慧等的综合追求。因所有精神都必须通过书和语言才能传递。

书——或语言之恶，并非社会行为上的恶。作家作为人，必须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道德和公德，这是没问题的。但历代很多伟大的文史哲作品、改变过历史进程的图书、了不起的思绪、发明与想象，往往又是反道德绑架或反世俗的。因文学与哲学同时还是人性思维的拓展，而不仅仅是“道德文章”，也就是说，作家有义务对社会环境、现实问题、灾难、恶或不公发表看法，表达反对，但在文学创作上，却又不能完全以此为标准。文学可以反映现实，但这只是它众多的功能之一。因文学与哲学、神学、科学、数学或音乐等一样，同时还是人类形而上思维、想象力、存在与否定存在，以及自由精神等的表现形式。读书越杂乱，这种感觉就越清晰。

那么，究竟何为精神自由？这恐怕是一种有限的无限性吧。

比如当灾难发生时，可能再焦虑的思辨、哲学或再伟大的书，此刻也只能如陷入盲区里的猛兽一般无奈。知识与书到底有什么用？自由在哪里？可能问题并不在于有用无用，只在于有还是无。人在本质上，正如张申府先生在《所思》中言“两人之间无自由”，何况全社会或全人类？在读书与写作上，我们倒是可以不再需要用别尔嘉耶夫或哈耶克式的观念来谈了。因读书与写作的自由主义，若不能完全体现，其限度也应该是保守主义（保守主义只是自由主义的前传）；若能够完全体现，则其封顶是虚无主义。如何在合理秩序中重建爱与哲学，或无限接近完全体现的一种自由？这相当于如何兼容个人欲求、哲学与社会法制之间的磁场，其大历史文化的中心，是个不断将我们有限的知识吸入悖论的黑色旋涡，东西背反，过犹不及。

读书与写作自由，并不等同于社科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尤其是文学的自由。文学的自由是对某种无限性和反逻辑思维的挑战与实验，而不是语言实用主义的自由。

正如我们都知道什么是文学的社会责任（就像中国古代的士与文章的关系），可对“伟大的文学”，又不能仅仅以时代责任和道义之心来做窠臼。文学有标准吗？古今中外与现实、时事、灾难或不公平悲剧无关的伟大文学作品，如戏剧、诗与散文，可以说与其他的伟大文学作品一样多，甚至要多无数倍。谁规定“伟大的文学”必须写苦难？即便在文学革命时，其也并不一定是革命文学那样脸谱化。如王维与大部分唐宋诗人们的诗、《世说新语》里的名士之语、陶宗仪的笔记、张爱玲的小说、《西游记》、六朝志怪、明清传奇、《金瓶梅》《红楼梦》或《牡丹亭》；如萨德、塞万提斯、凡尔纳、纳博科夫、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博尔赫斯、里尔克、特拉克尔、兰波、卡尔维诺、艾柯、帕维奇等人的作品，以及《枕草子》《源氏物语》，还有一休、良宽与夏目漱石的汉诗或谷崎润一郎、太宰治、川端康成等的书……

他们都曾面对战争或现实苦难，很多甚至曾亲身体验，但他们写了多少时事，写了什么现实？似乎也没有多少。他们只关注人的内心、幻想、爱情与人性本身的奇异与沉沦、美与性、怪癖与尊严，有时甚至就写闲情、荒谬与颓废，写那无所不在的“无”，难道不行吗？难道他们写的就不是“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文学主要建立在伟大的虚构上，而不仅仅只有“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才算得上是伟大的文学。真正能反映或镜鉴人类永恒价值与矛盾的文学，大多数时候，正是那些亘古不变的奇思异想与非现实主义文学，是“壮游”而非“视察”。尤其在进入现代性后的世界，战争的形式也在不断变化，难道不许伟大文学的形式也发生一些变化吗？语言三十年会有一个流变，文学更是嬗变的。一切文学末世论，也都是一种文学短见，不适合于伟大的文学，只适合于没有伟大文学天赋的人。文学的社会角色的确有起伏，但不会消失，文学并不来自 19 世纪的西方，而是从甲骨文或希伯来文时代就开始了它的责任、消遣与力量，也必将与未来人类与人文精神共存亡。看上去天马行空的《庄子》、《神曲》、《天方夜谭》、《封神演义》、鱼玄机或巴塔耶的诗是伟大的文学，当然，像奥威尔、加缪、巴别尔、赫胥黎、海明威或吴宓等人那样直击现实的作品，也是伟大的文学。文学只有好与差，是与不是，但没有任何衡量标准。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哪怕它再伟大（或再具有语言之恶）——能有资格变成其他文学的标准。设定“文学的标准”本身就是反文学的。本书就是前些年积累一些读书随笔、写作观念或偶然记下的书话之集锦，是我个人对书斋生涯的零星琐忆。读者随意翻到哪一页，都可直接浏览；任取其一，皆可独立成篇，如艾柯的《密涅瓦火柴盒》，也正如林语堂所言的那种“艺术”或曰随意吧。故我将抽屉中现存的、尚未在别的书中出版过的书话篇什，也全都尽量放在这本书里了，以便总揽记忆。

中国古人很重视历史，但清代以前其实从无什么“文学史”。因在中国人看来，阅读就像往事，有时会涣散，有时又铭心刻骨。一切书都是人所创造的。而书一旦创造出来，便又会完全变成独立之物，并反哺于人，甚至还会倒过来去创造一个人，横练一个人。一个人的读书与写作范围，本身就构成了那个人的文学史。比如很多早年读过的书，我自己其实都忘了，但它们却暗中对我有着潜移默化的可怕影响。甚至在血液里，在脾气上，在对虚构与叙述的癖好中，仍秘密操纵着我今天的生活与言行。这种文学史超越于任何学者们编撰的那种罗列名著与名家的文学史，是每个读书人的根本精神史。很多作家都写过这种读书式“私人文学史”，如巴塔耶《文学与恶》、布鲁姆《西方正典》、卡尔维诺《为何读经典》、萨瑟兰《耶鲁文学小历史》或郑振铎先生《西谛书话》等，读书本身就是私事，这并不稀罕。其实在生活中，就算是真历史，也并非是那些公开的编年史，而是以往发生过的全部细节、遗忘乃至误解的大杂烩和每一个当事人隐秘的情绪。历史从无整体，每个人都在盲人摸象，看见的只是局部，表达的更是局部的局部，且都很渺小。文学亦如是。读书与写作亦如是。故我索性将一切我与书之间的纠葛、记忆、淡忘、议论与嗜好，将能够出版的侥幸与某些不能被出版的遗憾等，包括我与书之间的相互否定或混淆之总和，皆一概统称为“私人文学史”了事。

2020 年 3 月，北京

本书是作家杨典若干年来积累的一些读书随笔、写作观念或偶然记下的书话之集锦。书中共收录三十二篇文章，而所涉及的作家与作品至少数倍于此。作者不仅用极具个性的语言对古今中外一些或经典、或冷门的作品进行了解读，同时还将自己对于人生，对于写作的思索融入其中，*终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与见解。这些文章并非体系化的书评，亦非理论化的文论，而是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小品文；作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证、查阅，像盲人摸象一样从局部去探索文学史，将所获所感化为文字，充分反映了其庞杂的阅读兴趣与深厚的阅读积淀；因此，本作也可以说是一个人阅读的精神史，故称为“私人文学史”。

“可我这个人／除了诗／鬼、古籍和酒／什么也不信。”——杨典

作家、古琴家、画家、编剧。主要代表作有随笔集《孤绝花：旧版书评肆拾捌》《随身卷子》《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与新浮生六记》《狂禅：“无门关”镜诠》，小说集《鹅笼记》《鬼斧集》，琴论《琴殉》《琴殉续编：弹琴、吟诗与种菜》，诗集《花与反骨》《枯山水》等。

说药：从古代志怪笔记看中西医学之别

飞头之国：幻想力缺席时代与小泉八云之《怪谈》

轻野船与琴：关于《倭汉三才图会》中所见之琴

瞎驴神髓：谈一休色情诗、白骨禅与盲女森

重复：在葛饰北斋山下读诗

老魂惊：关于夏目漱石《木屑录》《漱石诗集》之短札

世间有一面笨蛋的墙：从徒步北齐长城想到养老孟司『バカの壁』 

制服与气味：我鬼窟与少年刺客

全副武装式和平寓言：续书传统与道洛什·久尔吉《1985》中的自由主义

第三约的诗学：吉皮乌斯《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中的俄罗斯思想

文学利维坦：波拉尼奥《2666》的“巨鲸”结构主义

巨著的鬼魂：《日瓦戈医生》之电影式微与小说追远

图谱、激情与泛萨德连锁记忆：关于布林德尔《新音乐：1945 年以来的先锋派》之短札

惜物华：关于沈起予译本卢梭之《忏悔录》随记

世说门下走狗（一）：略谈角田简《近世丛语》及续与背景

世说门下走狗（二）：从王世贞《世说》笺本与补本看“语林”之影响

仿佛若有光：读梁启超《陶渊明》小思

元人的百科全书：夏日读《说郛》偶得

丑斋孤本与未死之鬼：略谈元人《录鬼簿》之读法

病诗无言病：清人田雯《病愈早起成诗》与“廋辞”传统

猛志镜像：从巴塔耶《内在体验》到《金瓶梅》中绝嗣之刑苦

气球上的清朝：读插图本儒勒·凡尔纳《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

喻血轮辞海：谈民国喻血轮《绮情楼杂记》之大陆首版

与身俱存亡：袁克文旧作及《寒云藏书题跋辑释》之短札

后野史时代的怪癖：偶读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

革命式绝望：文言《怀旧》兼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盲目舆情万古同：因见郭鼎堂先生新版《李白与杜甫》而想到的话

细腻的火：读《吴宓日记》兼论一点宽容

豮豕之牙：夏日读《养猪印谱》而想起“国之大畜”

爱情仇恨诗人：读《三诗人书简》及蓝桥尾生之隐喻

书信时代：夏夜读《穆佐书简》偶记

再见，哀歌：对早年阅读之火的一次怀疑

本书是作家杨典若干年来积累的一些读书随笔、写作观念或偶然记下的书话之集锦。书中共收录三十二篇文章，而所涉及的作家与作品至少数倍于此。作者不仅用极具个性的语言对古今中外一些或经典、或冷门的作品进行了解读，同时还将自己对于人生，对于写作的思索融入其中，*终提出了独到的观点与见解。这些文章并非体系化的书评，亦非理论化的文论，而是一系列匠心独运的小品文；作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对相关历史的考证、查阅，像盲人摸象一样从局部去探索文学史，将所获所感化为文字，充分反映了其庞杂的阅读兴趣与深厚的阅读积淀；因此，本作也可以说是一个人阅读的精神史，故称为“私人文学史”。

“可我这个人／除了诗／鬼、古籍和酒／什么也不信。”——杨典

作家、古琴家、画家、编剧。主要代表作有随笔集《孤绝花：旧版书评肆拾捌》《随身卷子》《打坐：我的少年心史、人物志与新浮生六记》《狂禅：“无门关”镜诠》，小说集《鹅笼记》《鬼斧集》，琴论《琴殉》《琴殉续编：弹琴、吟诗与种菜》，诗集《花与反骨》《枯山水》等。

这才能和天性是拦不住的，一代代还是会出人。

——陈丹青

“杨典是当代少有的通才，知识渊博。他目前只被小众认可，如果能被大众认可，这是时代的一种幸事。”

——余世存

“这个爱书人向我们展现了深厚的文脉家底和逼人的*才气……”

——诗人子午

“杨典的书是我内心隐秘的珍宝，但更是新一代文学的闪光。”

——诗人柏桦

“杨典是具有相当之素养的既传统又现代之文人，更是一位镌刻有八十年代气质的思想者。”

——北大教授陈均

“杨典从不谦虚客套，但也不狂妄自大。他对自己才情的自信，当然让某些人看了刺眼。老实说，他的确傲了些；不过，他说的，都是些真话。我喜欢他这样稍稍让人刺眼的自负。”

——台湾学者薛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