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业杂著辑存

自2008年将先严童书业先生古史古籍的考辨、古代地理的研究、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历史理论的探讨、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研究诸领域的研究成果分册出版再结集为七卷本之《童书业著作集》后，对先严学术成果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告一段落。在整理过程中，对未完稿、缺页稿、内容可能重叠之稿及已升华为论著的史料摘录，皆未收入，以求所出之书精炼。随后考虑的是如何保存其著作、手稿、文件，幸运的是宁波乡梓并未忘记童氏家族，除将祖居辟为“银台第官宅博物館”外，天一阁博物馆还热情地同意设专柜收藏先严著作、手稿、文件。

在编制先严遗物清单时，发现一页自评在讲义基础上撰述之《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专著文中，“在因史料占有尚感不足，故对理论不敢多作分析一语后”有一括号，内中写道：“其理论分析多见讲课之讲稿中，以此代表个人见解，错误由个人负责也”。先严开新课一般是讲义、讲稿同时写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有讲稿，且有1955年及1958年两稿，我整理《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专著时误认为大部分会重叠而未选入，见此括号后重读了两份讲稿，发现此两稿及《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专著各有特色，而且竟有相当大的不同：在讲义基础上形成的《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系统严谨、规范，史料非常丰富。而1955年讲稿则具有如下之特点：1.在绪论中即将从猿到人直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的手工业、商业、城市的发展及相互影响作了一个系统的概述，使学生一开始就有一宏观的印象。2.重阐述，如对西汉至王莽再至东汉、魏晋时，贵金属黄金从大量流通逐渐减少到几乎不甚流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专著中仅说“至于前人所争论的黄金减少问题，实在并不重要，因为黄金可能并不曾十分减少，只是分散藏在民间罢了”。而讲稿用了两页半稿纸来阐述黄金减少的过程、原因及它所反映的社会状况。3.关注从战国、秦汉起至清代“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状况：各朝代手工业、商业中某些现象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如是，它在当时社会生产中占何种地位？这种地位能否决定中国已经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如不是，这些貌似资本主义萌芽的现象，为什么并非资本主义萌芽，等等。4.不仅从中国社会整体来分析中国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还与对古代东方社会的分析结合，进而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而这一切的分析和比较是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为理论基础的。5.讲稿口语化形式很明显，且所用史料亦较《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为少且多有笔记、小说中资料，看来是有意识重阐述及吸引学生兴趣。1958年稿又大不相同，它是以专题为单元写就的，所述每一专题之手工业或商业或城市，不以朝代划界，皆写某现象诸方面之缘起及如何融合成某一特殊现象，此现象发展至成熟、高峰时的状况、特征、本质及至衰落，衰落后逐渐产生之质的变化，等等。与1955年稿之共同点是：对学界中任何不同观点都罗列出来，加以分析、评论，再表明自已的观点。可惜的是1958年稿尚有《明清时代矿冶业与制盐业的发展》、《元代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清代前期的金融业》三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着笔。

细看两份讲稿后，感到有必要发表出来，以供研究中国手工业、商业史的学人参考。

受以上情况启发，我重新审视了以前未收入文集之手稿，感到有些手稿还是有其参考价值的，如《西周、春秋农业畜牧业原始史料》，虽经先严提炼入《春秋左传考证》，但史料的全面性、出处所在，《春秋左传考证》皆无详述。又如《庄子史料》虽提炼入《庄子思想研究》一文，且史料有所缺页，但它的每一条之出处及表现庄子某一方面思想的提示，对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人尚具参考价值。还如《精神病诊断术》，先严虽在精神病研究论文中会针对某种病作分析并提出诊断、治疗方法，但不如此稿集中、系统，等等。

先严1968年元月以未满甲子之年猝亡，其毕生学术心血未及收束，我虽穷二十余年之力，陆续尽力搜集，且蒙顾颉刚太先生之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顾潮先生在整理太先生文集时，遇有先严文字即复印惠赠。吕思勉太先生之再传弟子、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耕华先生整理吕太先生遗著时亦然，先严写作之论著却仍不完整。在著作集完成后，在张先生帮助下，仍陆续寻到几篇有参考价值的佚文，更为可喜的，在此书整理时期，张先生录得上海图书馆整理的先严论文目录赠我，内有多篇先严民国时之论文。先严“七七事变”后离开北平，辗转到上海，结识吕思勉太先生、杨宽先生及上海若干学者，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免沦为文化汉奸，与吕太先生、杨宽先生离沪，在常州乡下三不管地方教中学糊口，但仍撰文不断，这些文字极难寻找，亦是我整理先严文稿之缺憾。此次上海图书馆目录中竟有十余篇左右，张先生设法扫描到数篇，浙大中文系博士钟林巧小姐在网上找到若干篇，台湾“中研院”林庆彰先生及其助手蔡雅如小姐从“中研院”图书馆寻到数篇，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舒建华先生在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搜寻到一些，其中有些是上海图书馆目录中亦无之文。为难得的是找到先严1943年、1944年在横林与几位朋友合著的《画经》，这是一篇一边讲解，一边手绘图示，教人学画中国山水画的长文，其中包含140余幅手绘插图，但由于当时印刷技术水平及年代久远，这些插图多有模糊处，已难以直接排版，只是若无插图则文亦无法读懂，幸有浙江电视台周新科先生在电脑上将此140余图修复一新，少数实在无法修复的则在画谱中寻找近似之图置换，使此文文图并茂。不过仍有小小的遗憾，那就是从通篇看来，文章可能因为抗战将结束，无论先严等人及上海之杂志社皆忙于考虑胜利后的安排，故未能写完，更未能如愿编成一部具体教人学中国画之专著。能寻到如此许多先严民国佚文以飨学界，虽知定还有一些佚文未寻到，但已深感欣慰了。

更为宝贵的是《顾颉刚全集》出版后，顾潮先生整理太先生遗物，竟理出1963年底至1966年初先严给太先生的信函21则。众所周知，“文革”抄家伊始，凡可能被抄家者件事就是烧信，太先生家亦不例外，太先生生前常叹息先严一封万余言有关《左传》著作时代及作者的信被烧毁，万没想到太先生还是保留了这21则纯谈学问之信。先严写此信的时间恰为为我讲《左传》之时，边讲书边有体会即写信禀告太先生。这些信中虽有不少有关春秋史实的考证，但我读后受益的是先严之考证方法：他从《左传》中的“预言”起意，从史料中考证出“预言”所示几近亡佚之史实，同时考出书之著作时代，继而从书中某些此著作时代不可能有的现象考出后人窜入之某些伪言，亦可从这些伪言反映的社会现象考出此类伪言窜入的时代，从而对书本身、书中的记载及未明显记载的史实作了清理。对其他书想必亦是如此研究的。

我虽详加斟酌，将先严的学术研究成果尽可能补充录出，但有些手稿及文章仍未收入。如先严在1965年连写三篇从生化角度研究精神病发病机制的文章，就当时而言，北京大学大约1958年设生化专业，复旦大学1960年设生化专业，中国的生命科学研究可谓起步不久，一位社会科学研究者即将它用于精神病研究，不可谓不前卫。但时至今日，它也许仅可在科学史、精神病学史研究中有些参考价值。同样，先严公开发表过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的文字，也仅对研究当代史学史的学人有参考价值。故这些《著作集》中没有的文字，本书仍未收入。但它们都在宁波天一阁之“童书业先生专柜”中，有需要者可至天一阁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