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的强国抱负：一个新兴大国崛起之路的成功与挫折

          巴西的强国梦： 回顾与展望 

戴维·马拉斯(David R. Mares)和哈罗德·特林库纳斯(Harold Trinkunas)是美国颇有影响力的学者。本书是他们从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视角研究巴西强国梦的一部合著。通过对巴西为实现强国抱负所做的种种尝试进行分析，作者阐述了巴西为实现目标而目前重点偏向的软实力路径。巴西被视为一个新兴大国，尽管其多次努力均宣告失败，但本书表明巴西将继续其谋求全球影响之路，并且期盼在打下坚实良好的国内基础后再通过软实力路径来取得成功。在本书的结尾处，作者就巴西该如何改善其战略给出了具体建议，并说明了为什么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应该对巴西的崛起做出积极的回应。

戴维·马拉斯是中国拉美学界的老朋友，他的专著《拉丁美洲与和平幻象》(当代中国出版社，2015年4月)引起了中国读者的关注。他曾多次访问中国，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研究所、南开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和湖北大学巴西研究中心以及*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西南科技大学(绵阳)拉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学者进行过深入交流;2017年春季和夏季，他还分别在外交学院和中国对外经贸大学进行短期讲学。戴维教授所在的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的伊比利亚和拉美研究中心先后接待了15名以上的中国学者进行长达一年的访问与培训。他本人还与清华大学合作培养了三名拉美研究方面的博士。

本书共分七章，观点鲜明，思路清晰，论述细致，对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巴西颇有裨益。

章，“巴西、新兴大国和国际秩序的未来”。

作者指出： 无论是帝国或共和国时期、独裁或民主，还是左派、右派或中间派执政，巴西历任政府都怀有实现全球影响力的远大抱负。由于巴西在地缘战略上处于特殊状态，故其采取淡化硬实力而倚重软实力的策略，力图通过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占据外交领导席位以实现崛起。软实力实际上是建立在国内模式吸引力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的、有吸引力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模式，才可以采取软实力策略，否则其软实力途径将受制于国内局势的盛衰循环。结果是，近几十年巴西对于现有强国的战略重要性却未曾因此而得到提高。

第二章，“从历史的视角解读巴西的崛起尝试”。

作者回顾了巴西在20世纪施展其强国抱负的经历。“一战”后的全球外交，为巴西所倡导的全球政治理念——不干涉主义和平等的国家关系——搭建了平台。巴西先后为跻身世界强国俱乐部做过三次尝试： (1)“一战”后试图获得国际联盟常任理事国席位；(2)“二战”后希望谋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3)20世纪70年代，希望获得核技术和导弹技术，以便与其他强国比肩。虽然巴西所做的这些尝试横跨不同时期，经历了不同国家体制，并采用了不同战略，但每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在这三次尝试中，巴西的国内政治秩序(或者说国内动荡)是其强国崛起之路上的持久障碍。尽管巴西在20世纪没能实现其强国抱负，但通过由与美国等主要国家的结盟转向寻求自主权，巴西逐渐将自己定位为自由国际秩序中对强权政治的批评者。

第三章，“推销巴西之崛起： 从卡多佐到罗塞夫的巴西外交政策”。

作者就卡多佐、卢拉和罗塞夫三位巴西总统的外交成就和不足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指出： 卡多佐就任总统(1995年)后，巴西所取得的进步足以令人称奇。卡多佐增强了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超越了以往总统的外交参与程度。卢拉则将巴西外交的全球影响力扩大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到2015年，巴西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派遣部队参加了远在黎巴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还在一系列关键的全球治理辩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气候变化到核扩散，其涉足范围广泛。就其国内状况而言，民主体制得以加强，中产阶级规模急剧扩张，贫困几近消除。巴西在与国际地位相关的一些重要指标排名上均有所上升： 人口、经济规模、制造业增加值、国际储备货币持有、国防开支和科学生产。巴西政府采取了一种“独立的态度——无畏而不鲁莽——与巴西的规模和抱负相称”。由于面临诸多制约因素，罗塞夫领导下的巴西国际竞争力逐步下降。这不仅是因为其软实力不断削弱，政府开支的限制也使得一系列国际活动受到影响。巴西停止向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主要国际组织缴纳全额会费。与此同时，它还减少了海外发展活动，已无法实现卢拉在八年前绘制出来的崛起蓝图。

在接下来的三章中，作者探讨了巴西在三个关键领域(国际安全、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公域的监管)的影响力，以及南方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反应。

第四章，“巴西、秩序制定和国际安全”。

作者分析了巴西关注的三大重点问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联合国维和部队及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强国在使用硬实力解决国际危机时(尤其是以联合国名义行事时)，如何承担克制的责任。巴西领导人发现，以色列发展核能力并未受到美国制裁，而印度的核武器促使美国认可了印度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并将其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首要候选国。从巴西的角度来看，自己结束了秘密核武器计划并建立了巴西—阿根廷核材料衡算和控制机构(ABACC)制度，为推动全球核不扩散做出了切实的贡献。而美国对以色列和印度的做法实际上削弱了全球核不扩散机制。这表明美国关心的不是核扩散本身，而是核扩散者是谁。

第五章，“巴西与经济全球化的多边结构”。

作者指出： 南方共同市场（简称“南共市”）作为一个经济一体化项目是失败的。2011年，“南共市”区域内出口量占总出口的份额已经低于1997年单个“南共市”成员国的出口额。“南共市”与其说是经济一体化的手段，不如说它已成为各国政治合作和文化一体化的重点。它们设法为“南共市”注入新的活力： 与欧盟谈判达成贸易协定；扩大其委员会规模，将委内瑞拉(2013年)和玻利维亚(2015年)纳入其中。委内瑞拉的加入几乎毫无裨益。这是因为不仅委内瑞拉的市场与其他“南共市”国家实际上毫无联系，而且其经济互补性也很小。巴西和阿根廷各自通过开发其盐下层和页岩油储量均有可能成为主要的石油生产国，这一事实进一步降低了委内瑞拉的经济互补性。在贸易方面，巴西的市场比中国、俄罗斯和印度更加封闭。巴西2010年的平均关税水平为13.4％，而其他三国分别为7.7％、8.1％和11.5％。此外，其他“金砖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市场变得更加开放，而巴西却变化甚微。其贸易结构与中国和印度也不同，2000年至2011年间，其制成品出口下降了50％以上，仅占出口总额的33％。

巴西个获得国际认可的国内政策是家庭补助金计划(Bolsa Família)，其开创了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小额现金转移的先河。该计划使这些家庭得以保证子女入学并参加预防性医疗保健。这项计划使巴西约25%的人口(近1400万户家庭)受益，在该方案执行的个十年间(2003—2012年)，巴西的贫困人口数减少了一半(从占全国人口的9.7％降到4.3％)，而且巴西的基尼系数(在2012年为0.527)也同期下降了15％。对于巴西这个历史上曾是世界上社会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而言，这些进步确实是成就斐然。

第六章，“巴西与全球公域”。

在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巴西逐步把自身定位为发达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希望在此过程中限度地发挥作用。巴西的参与成为1997年《京都议定书》协议达成的关键。巴西是温室气体排放历史责任概念的主要倡导者，这意味着发达国家必须承担减排的大部分成本，不仅是在本国经济体内实现减排，还需要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直至2015年召开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巴西的战略才取得成功，其成功主要源于其强调与现任强国搭建沟通的桥梁，而非与金砖国家和南方国家结盟。

互联网治理综合了巴西国家政策三方面的关注焦点： 实现技术发展、谋求有影响力的国际地位、制约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统治地位。巴西作为主要参与者之一，在主要的互联网治理论坛上继续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合作，与主要强国在互联网治理问题上分庭抗争。这些新兴大国主张国际电联在互联网政策领域中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倾向存在明显冲突。直至斯诺登事件之后，巴西才远离俄罗斯和中国，转而支持全球互联网自由议程和多方利益攸关者模式。巴西的互联网行动者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居于领导地位，巴西影响全球互联网治理的软实力随之得到加强。

第七章，“崛起之路： 巴西缘何失败又该何去何从”。

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榜样的光环因其内部的经济和政治问题黯然失色。此外，暴力犯罪严重、与警察拘押和杀戮有关的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对以前军政府所犯暴行的不作为，这些问题都使巴西作为全球领先的民主国家的名誉蒙受阴影。 由此，巴西自1907年签署《海牙公约》一个多世纪以来第四次与成为世界主要强国的梦想擦肩而过。在罗塞夫总统的第二任期间，巴西迅速跌下神坛，形象尽毁。巴西人被这一猝不及防的变化弄得晕头转向。2015年巴西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国际资本市场对巴西丧失信心，巴西的信贷评级随之被下调。社会包容和减贫进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诸如巴西石油公司这样的大型国企曾经是巴西的骄傲，却被爆出其合约签订存在问题，接连卷入重大腐败丑闻，继而导致部分巨商被捕入狱，而包括国会领袖在内的政府高官也被牵连其中且遭指控。巴西因而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罗塞夫总统的民意支持率也降至个位数。2015年12月，对罗塞夫总统的弹劾诉讼正式启动，直至翌年5月由副总统特梅尔代理总统职务。

读罢全书，我觉得作者对巴西强国梦的剖析，至少有以下四点启示值得广大读者进一步思索。

，强国的定位。

何谓强国？也许有不同的含义，可以分为一般意义上的富强之国和世界性强国。但凡发达国家，不论其幅员大小和人口多少，现在都被称为富强之国，其中西方七强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则属于世界性强国，而巴西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当下谋求的强国地位则介于两者之间，后结果如何要看几十年后的历史进程才能判定。世界性强国，不仅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市场规模、内部稳定的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卓有成效的科技创新和知识生产能力，还拥有相当规模的军事实力和文化影响力，以及在国际体系中拥有显著的话语权。总而言之，综合国力的强盛是世界性强国的首要条件，只有这样它们才能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在解决若干重大全球性问题，包括热点难点问题上拥有重要影响力，在推动世界共识的形成乃至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上发挥独特作用。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在世界性强国中保持着领先地位。冷战结束之后，作为天字号守成强国的美国，绝不轻易允许他人挑战其一强超霸的地位，因而对另外两个世界性强国(中国和俄罗斯)的存在与崛起，就显得坐卧不安并虎视眈眈。

巴西在20世纪和本世纪初谋求的强国地位，显然不是中、俄那样的强国地位，它只是为了争取自身利益和话语权创造空间，以图对全球秩序规则产生影响，并保护自身不为强权所逼迫。巴西全方位地参与了全球治理，涉足范围广泛，从伊朗核谈判到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贸易和社会包容等，通过这些努力，它一直致力于对现有秩序做出某些修订——绝非试图颠覆、挑战现存的国际关系总体格局。从“一战”和国际联盟、“二战”和联合国，到20世纪70年代的“巴西奇迹”和追求核电，以及卡多佐、卢拉和罗塞夫的执政期的不懈努力中，我们会发现，巴西本质上仍然是一个“规则接受者”。也许几十年后，当巴西具备足够的综合国力来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它才能够对国际规则、规范和制度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真正地由地区性大国转变成世界性强国。显而易见，巴西强国圆梦之路难免会长路迢迢。

第二，用倚重软实力的路径来谋求强国地位，实出于巴西自身捉襟见肘的境况，绝非万全的求胜之策。

软实力指的是国内制度、政策和模式具有吸引力，从而使其在影响全球规则的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巴西只能部分地、间歇性地发挥这方面的优势。人所共知，强国的首要条件是强盛的综合国力，而综合国力离不开硬实力，尤其是与经济总量的多寡关系重大。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7年7月更新的数据，以2017年的GDP计算，巴西在世界十强(美国、中国、日本、德国、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巴西和加拿大)中排名第九，约为17592.67亿美元，在新兴经济体中，与排名第二的中国(131735.85亿美元)和排名第六的印度(26074.09亿美元)相比，尚有相当差距。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2016年中国全年GDP一共增长了2万亿美元，增长部分的数值已经超过2017年排名第八的意大利全年GDP(19329.38亿美元)和巴西全年GDP的总额。1991年巴西的GDP(4057亿美元)超过中国(3721亿美元);可到了2005年，中国的GDP(22289亿美元)已大大地超过了巴西(7941亿美元)。2017年以GDP计算，巴西的经济总量只有中国的1/7左右。与此同时，巴西在全球经济十强中的排名已从2010年前后的第七位降至2017年的第九位。巴西在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明显落伍了，因此只能借重软实力的策略以实现强国之梦。

当然GDP总量的多寡与强国地位的关系也不是的，如俄罗斯近几年已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十强之外，且2013—2017年经济平均增长率仅为-0.5%(世界平均值为2.6%)，2017年俄罗斯居民实际收入还低于2010年，但以它当前的军事力量、资源潜力和外交影响力而论，仍被视为世界第三大强国。从印度的硬实力、地域优势和外交影响力来看，其综合国力也在巴西之上。巴西和印度从地区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采用了不同的路径，前者是偏重于发挥软实力，印度代表的则是借助硬实力/地缘政治重要性的路线。后冷战时代，世界正在步入一个以硬实力为主导(超强的经济实力、公开的军事力量、威慑战略和经济制裁与反制裁手段)的时代。在“金砖国家”中，巴西当下没有足够的全方位实力来实现其愿望并保持崛起进程。在实现世界性强国的目标方面，巴西可能比印度更不易。

正如本书作者在书中的观点，软实力经常被政府误解为外交，实际上它是建立在国内模式吸引力的基础之上的。这意味着，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只有实现了长期稳定的而非周期性的有吸引力的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模式，才可以采取软实力途径，否则其软实力途径将受制于国内局势的盛衰循环。

第三，巴西的强国宏图缺乏周密的计划和连贯性。

巴西渴望在国际秩序中实现崛起的愿望，从20世纪初算起共有四次高潮，但由于它国力不强盛，加之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战略不牢靠，因此接连落空。它预先并没有一个总体的强国方案，只是跟随国际形势的变动而在外交层面上进行多方周旋，这为巴西在全球事务中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和威信，但这些成果也只是间歇性的，更没有反过来应用于促进国内政治经济体制的积极变化。众所周知，但凡强国总要经历一段奋斗不息的自强过程。从历史上看，美国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起经济上就超过了当时强大的英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被公认为世界强国，一直保持到今天。由于其国内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的稳定，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执政，美国的强国宏图与地位，有目共睹，决非过眼云烟。再以俄罗斯为例。普京自出任总统后就提出：“给我20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尽管国际上对4.0版的普京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也敌视俄罗斯的外交路线，但俄罗斯的强国宏图与地位，依然是世所公认，因为它保持了历史传统的连贯性。从20世纪50年代起，尼赫鲁就力图发挥印度在全球的领导作用。再以中国为例，从20世纪7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计划到后来的“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然后正式确定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50年前后把中国建设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中国的强国梦有鲜明的计划性和连贯性。

毫无疑义，强国宏图首先要立足于国内，要依靠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权力结构，通过连续几代人的锐意进取和埋头苦干才能实现。巴西由于国内基础不牢固，其强国宏图实现的难度非同小可。进入21世纪后，巴西在实行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方面虽有长足的进步，但在治理方面缺陷甚多，发展模式严重依赖高昂的商品价格，因而经济增速减缓，其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市场上都不具备竞争力，这导致巴西在南方国家中的吸引力下降，不再是它们效仿和追随的对象。再则，国内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又过度干预市场，以至于贪污之风盛行，民主制度又十分脆弱，加之多党政治剑拔弩张、气势汹汹，党派之间睚眦必报，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潮起潮落，时局眼花缭乱，能干的前总统卢拉已被定罪入狱，他的继承者罗塞夫至今仍陷于多种罪名的司法诉讼之中，连现任总统特梅尔也被司法调查。巴西2018年10月将举行总统大选，无论结果如何，巴西的下一步发展前程必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卢拉当年以市场与社会计划相结合的“巴西利亚共识”(人称“卢拉主义”)，不知何年才能重新展现。简言之，巴西在迈向现代化与适应全球化的道路上，毕竟走得不太顺畅，尚祈后来者有所借鉴。

第四，巴西在国际社会与列强之间协调、斡旋和谈判的过程中常常处在进退两难、心余力绌的地位，难以大有作为。尽管它敢于发声，但囿于自身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之不足，巴西积极的倡议发挥空间有限。

当今世界格局中，美国仍处于头号强国的地位，但凡涉及全球事务与国际规则，没有它的首肯什么事也难以办成。明显的是，巴西在达成1997年《京都议定书》协议和2015年召开巴黎气候变化大会起了关键作用。但特朗普上台后，就立刻废除了巴西提出的“温室气体排放历史责任”的概念，不愿意承担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的义务。特朗普一意孤行，连欧洲盟国的劝阻也满不在乎。再如，在联合国，巴西代表提出了“保护中的责任”(RwP)的概念，入情入理地应对北方国家提倡的“保护的责任”(R2P)。“保护中的责任”不仅可以对硬实力的多边运用施以软实力的约束，也有利于巴西摆脱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受到强权国家摆布的困境。巴西对国家主权的关切使得它始终不愿实施干预之外的制裁，它提出在担负人道主义责任的同时必须限制强国的单边行动。巴西抓住了这个机会展示其领导地位。但美国和一些北约国家对RWP提出批评，认为这非但不能改进R2P，反而会成为障碍。如今联合国已将RWP搁置一旁，一心致力于改进R2P。这表明，巴西试图在国际维和领域维护正义立场又一次遭遇失败。显而易见，只要美国在世界现存秩序中继续保持超级霸权地位，巴西想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挥桥梁作用，尽管符合天理人情，也难以遂愿。对世界强国排名第二 、第三的中囯和俄罗斯，美国事实上施行的就是军事上围堵、政治上压制、外交上牵制、经济上限制，遑论巴西的诉求和崛起。

事实证明，巴西在国际现存秩序上要想获取影响力，往往受制于其无法控制的情况。当它好不容易在强国谈判桌上占据一席之位时，却常常发现列强早已转移了阵地，而它也无力阻止现任强国做出这一转变。比如，国际贸易谈判的主要场所从世贸组织(WTO)转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它始终跟不上谈判主场转移的步伐。巴西相对轻松地渡过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它的复苏实际上基本是依靠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和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巴西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体现了它在打破美国与俄罗斯及中国的僵局方面的重要性。但只有当现任强国同意将巴西等新兴大国列入贵宾席时，它借助软实力崛起的路径才能取得成功。国内体制的弱点证明，巴西需要一个稳定且合法的政府、多元化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以及为其领导者地位支付成本的实力。

巴西作为现存国际秩序中对强权政治的批评者，将一直发挥其独特的作用。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由于软实力路径对其崛起具有重要意义，巴西在未来十年能否恢复并再次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愿意解决当前模式中的结构性政治和经济短板。这意味着要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教育和创新来重振旗鼓，发展经济。这也意味着要解决政府腐败和效率低下的问题，以避免不良政策选择和民众不满。”

巴西和中国相隔万里，可谓“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彼此之间有许多相似性和共同的利益诉求，但是无论是中国走进巴西或巴西走进中国，均需要相互间的深入了解。庆幸的是双方没有历史上的纠葛，相互间关系十分友好，虽是远邻，感情上不逊于近亲。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后，国际承认拖了一年多，直至1913年4月8日召开民国国会时，巴西个承认了中华民国。接着，秘鲁、美国、古巴和墨西哥等另外四个美洲国家先后都承认了中华民国。为庆贺巴西带头承认，民国政府*曾通令全国公立学校4月12日特放假一天，并悬旗以志友谊而表谢忱。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巴之间的交往才日益展开。1974年中巴正式建交。湖北大学的巴西研究和教学工作发轫于1964年，迄今已逾50年。1978年“湖北大学巴西研究室”正式挂牌成立。进入新时期后，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也成立了巴西研究中心。当然，我国对巴西和拉美的研究尚处于初始后的成长阶段。要了解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不能不深入到他们的文化和历史根源，包括哲学、文学、民族学和宗教等领域。这方面的工作需要我们几代人做出贡献。但愿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为当代中国人了解巴西提供一点点帮助。

后，我要感谢湖北大学巴西研究中心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支持。两位青年学者熊芳华和蔡蕾女士在繁重的教学工作中挤出时间，认真而辛勤地投入笔译。戴维博士为本书中文版权的顺利转让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