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张光直作品系列）

本书源自作者1966年在耶鲁大学以“史前聚落的分析与比较” 为题的人类学讲座,英文本出版于1967年，名为Rethinking Archeology。书中系统地阐释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集中体现了作者在“新考古学”潮流的背景下，对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张光直先生主张把聚落作为考古学主要的解析单元，认为考古学的首要目的是用有效的手段通过考古资料来了解人的世界的本质；他对族群、聚落、文化等概念的颇富常识又充满逻辑的阐释，极大地拓宽了同代和后学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或许就是奠定作者一生辉煌成就的基石。

张光直（1931—2001） 当代华裔考古人类学家。祖籍台湾，自称“番薯人”。50年代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师从李济先生。后负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院毕业。先后担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

张光直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把自己祖国古代文明的丰富考古材料介绍给英语世界，更倡导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力求通过中国文明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弗雷德序

前言

章  再思考古学

第二章  时间与空间概念的再思考

第三章  聚落

第四章  微观环境

第五章  类型学与比较方法

第六章  考古结构与方法（之一）

第七章  考古结构与方法（之二）

第八章  集大成的考古学

第九章  考古学与现实世界

参考书目

译后记：考古学的灵魂 （曹兵武）

本书源自作者1966年在耶鲁大学以“史前聚落的分析与比较” 为题的人类学讲座,英文本出版于1967年，名为Rethinking Archeology。书中系统地阐释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集中体现了作者在“新考古学”潮流的背景下，对考古学理论的再思考。张光直先生主张把聚落作为考古学主要的解析单元，认为考古学的首要目的是用有效的手段通过考古资料来了解人的世界的本质；他对族群、聚落、文化等概念的颇富常识又充满逻辑的阐释，极大地拓宽了同代和后学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或许就是奠定作者一生辉煌成就的基石。

张光直（1931—2001） 当代华裔考古人类学家。祖籍台湾，自称“番薯人”。50年代在台湾大学读人类学，师从李济先生。后负笈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生院毕业。先后担任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兼系主任、台湾中研院副院长。美国科学院及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台湾中研院院士。

张光直一生致力于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工作，通过一系列有影响的专著和大量学术论文，把自己祖国古代文明的丰富考古材料介绍给英语世界，更倡导以世界性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力求通过中国文明进程和发展模式的建立，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内涵做出原创性的贡献。

前言

在我看来，考古学是一门通过古代遗存来研究古代文化及文化史的学科。它既包括考古学家对考古遗存的揭示，也包括对认识结果的交流。因为在考古学中我们面对的是文化和社会中的人，所以，指导和左右考古学的方法和技巧的理论与历史学及人类学就有一些不同。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既不是文字的记载，也不是可观察的人类的行为，因此，考古学的理论必须适应于考古学家用手铲挖出的古代的物质遗存。考古学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和方法，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尽管这种理论或许只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理论的考古学翻版。

一个理论体系必须既严密又充满着生命力。严密意味着符合逻辑并具有可行性；生命力意味着它是进化的，能够容纳新的东西并和其他的人类知识同步增长。由于考虑到考古学的进步离不开考古学家的思考，我没有冒昧地把本书叫做“考古学的进步”。考古学的进步和文化及社会的进步不同，每一次“再思”都会带来一个理论思维或认识上的“稳定态”，在时间的长河中，我们由一个“稳定态”到另一个“稳定态”，如果本书的标题“再思考古学”和那个被我们摒弃的一“考古学的进步”表明我不是原创性的，那仅仅是因为我想使考古学与它在人类学中的其他姊妹学科保持同步。

本书源自我1966年春季在耶鲁的一个题为“史前聚落的分析与比较”的人类学讲座。讲座的内容并不是考古学的导论，而是当时当地一个考古学家对考古学理论的思考。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我在本书章中解释的那样，本书的有些自负的标题并不意味着书中的一切都是再思的结果，我所表达是我所认为的什么是考古学理论基本的东西，书中许多都是我的同事们已经思考过的东西。但是，尽管许多东西已经被他人说过，我省略了不必要的引经据典和对号入座工作，但本书的主要观点仍然要由作者自己来负责。需要强调的是，在过去的学术生涯里，我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还会继续发生变化。自1960年我就开始开设这个讲座，而每讲一次，内容都会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本书更确切的题目应当是“一个考古学家对考古学的再思：1966年”，如果上帝和出版社允许的话，为保持思考的连续性，也许同一题目的1969年、1975年甚至1984年本会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您的眼前。

我对考古学理论的兴趣主要应归功于我的美国同行，但是我自己主要应是一个东亚考古学专家，因此在本书中我主要用东亚考古学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如果读者认为这些例子太陌生的话，另一方面它们也证明了我们这门学科的某种普遍性。

尽管所有对我的再思提供了帮助的人都已经出现在书后的参考文献当中，我还要特别提一下莫维斯(Hallam L.Movius)、威利(Jk.Gordon R.Willey)、罗斯(Irving Rouse）的名字，1965年秋季，我有幸听了罗斯的名为“史前史的解释模式”的讲座，曾经受到极大的启迪。但是罗斯并不必对本书的观点负任何责任，相反，我们常常因为观点不同而彼此争论。罗斯、科(Michael D.Coe)、考科林(Harold C.Conklin)曾经阅读过本书的初稿，并作了些有益的评论。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参加了我的讲座并发表了热情的、发人深思的评论以及建设性的批评的学生们。怀德夫人(Mrs.Anne F.Wilde)对初稿的文字作了编辑和加工，菜庭顿小姐(Miss Ward Whittington)为本书绘制了插图。

我能够写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小克林德·克拉克洪，他鼓励我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求索并对我许多幼稚的提问虚怀若谷。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为怀念这个难得的学术上的评论者。我把这本书题献给他。

我很感谢弗雷德先生(Morton H.Fried)把本书收进“人类学研究”系列丛书。他阅读了本书的稿并帮助减少了许多错误。

张光直

1966年5月1日于纽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