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该干些什么

“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岁吧。”

“多少钱？”她顿住，然后整个人几乎痉挛一下。她很快便从计算器那里算出结果。“都给你打了折，共六百元，只收五百八十元。”她说。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元，否则一点利润也没有。”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两百元。”

“本都不够，叔。”

“两百元。”

“你要是真心诚意，四百元拿走。”

“我只有两百元。”

“两百元买走四样东西，这样的生意做不起。你要是买哪一件还好商量。”

“等等，两百元给你。”我回头，看见她表现得十分懊恼，简直是在气急败坏地朝我招手，另一只手则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袋子。我挥手回应，然而并没有停下前行的步伐。我身上只剩十元，也许还有几个镚子儿。

下午六时三十分，我回到学院的家属院，何老儿恰好也回来。院子内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学院的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严肃的任务，他们四肢并拢，笔直地站着。

我远远跟随何老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打开自家的门。屋内啥都没有。有时候我真盼望在打开门的同时，有些什么窃贼扑上来。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消磨眼下的时间。据说为用掉过于充足的时间，劳改犯总是刻苦地去学习各种知识，以至出狱后变成经常被人请教的能人。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卫生间，努力想着某位女生，想她们搔首弄姿的模样，然而什么也想不出。尽管如此，我还是完成射精。

随后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得找点事情干。我走进书房，揿亮灯，在角落里有一台不设密码锁的军绿色老式保险柜。上边盖着一层防尘罩，堆放着一樽插着塑料玫瑰的瓷瓶、一捆《大众电影》杂志、一个花盆以及一只纸箱。移开这些东西后，我找出自己钥匙中差不多大小的那把，插进保险柜锁芯，缓慢试探。接着我揿灭灯。黑暗使人专注，并且变得富有耐心。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字画、玉器、美元、子弹壳等玩意儿。

“拿回去，拿回去嘛，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说：“我妈妈可是比你能挣钱。”我住进家属院时，叔母和叔叔还没搬走。不得不说，那是我极为难熬的一段岁月。拘谨，压抑，羞愧，脸色总是发红。我无论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都无法判断她是否如意。记得有一次，她突然说：“难道说我连电视都不让你看了？”我这才想起，因为恐惧于她的指责，我已经有两个月没开过电视。她总是反复地擦地，墩布擦过后，还要跪在地上用湿抹布擦。吱吱地响。我曾想去与她相识的人那儿打听，以判断她的洁癖是过去就有，还是从我出现后才有的。

现在她住在另一校区的家属楼，漫长地装修一间复式公寓。叔叔去地方上挂职已久。我一个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自由，现在却觉得自由不过尔尔，总是有一股发霉的味道。时间太富余，我没办法用完。

我捏着钥匙柄，轻轻且反复地去转动它，整个人沉浸于其中。这时从走廊处传来脚步声，停下，又听见钥匙在叮当作响，来者找准一把，粗鲁地插进锁芯，防盗门应声而开。有人回来，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突然意识到什么，往外扯它，可它的齿部却卡死在里边。仓促间我不慎将钥匙扭断。叔母开第二道门时，我凭感觉罩好防尘罩，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杂志呀瓷瓶呀花盆啊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重新布置一次。放花盆时我的手剧烈颤抖，差点让它掉下来。

——也可以说是库房——的门是虚掩的。

叔母对着客厅和卧室观望一会儿，来到书房，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着数字：四十四、四十五。她推开门，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推开门，让客厅的光漏进来。

“俯卧撑。”我喘着气说。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么？”我感觉脸上火辣辣的，脸颊的皮都在跳，然而人还是僵立在原地。

“出去。”

“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什么回来？”她说。

“不用。”我说。

她似乎觉得我有什么不对头，然而还是开门离去。

读《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就像坐过山车，请抓好扶手，不要松，做好旅程结束才能放松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