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园习影录---在北大看电影

那些在北大看电影的日子

朱靖江

我记忆之中的北大，与今日鲜衣怒马、花团锦簇的燕园气象颇有不同，灰旧的楼房、落寞的未名湖岸以及略有些萧瑟的校园气息，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这所大学留给我的时代印记。在那个非但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甚至通信基本靠书信往来的前数字时代，人们大体延续着一种古典的生活方式：用纸和笔写作，读书店里买回来的书，坐在校园草坪上弹吉他唱民谣，以及在设施寒碜的老旧影院里看电影。

如今占据北大核心位置的“百年纪念讲堂”在我们读书的年月尚未竣工，原址上的建筑是一座单层坡顶但体积宏大的砖木结构礼堂——也就是所谓“大讲堂”，大讲堂曾是北大的一间食堂，据说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期间曾是全校师生的避难之所，80年代后期，崔健曾站在饭桌上高唱过《一无所有》。后改建为举办入学、毕业典礼或大型会议、演出的礼堂，兼在晚间放映电影，功用虽然不同，和“豪华”一词却始终不搭界。学生油子们喜欢每年春秋在大讲堂举行的新生文艺汇演和十佳歌手比赛，他们会带着各种干扰器——自行车铃铛、音箱或者能发出嘘声的口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骚扰他们不欢喜的表演——通常是过于一本正经的歌舞朗诵——之中。很多新生哽咽着中途下台，更多人磨练出粗大的神经，和观众席里的捣乱分子展开论战，终竟也皆大欢喜。大讲堂的嘘声与喧闹，随着这座老房子的拆除和新礼堂的落成销声匿迹——相传一道追光灯照定了黑暗中某个正在鼓噪的家伙，令其目瞪口呆，无所遁形，礼貌和秩序终于降临了北大演出的观众席。

大讲堂的南面是一片小广场，均匀而稀疏地栽种着数十棵柿子树，被称为“柿子林”，每年秋天，树上都会结有橙红的柿子，多半可食，因为它们挂在枝头的时间总是十分短暂。1992年秋天，刚从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归来的一群本科新生（包括我本人在内），在柿子林里鼓捣了一场“圆明园流浪画家露天展”，数十位营养不良的盲流艺术家在每一棵柿子树下支撑起他们画风怪诞的作品，鼓琴而歌，震惊了路过观展的北大师生，也开启了不少参展画家跻身当代艺术圈的成名之路。数年之后，“百年纪念讲堂”竣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这片柿子林被砍伐殆尽，清理出一片堂前广场，宽广肃穆，了无生意。至于广场西侧那几排告示栏，就是曾经声名显赫的“三角地”，如今也无迹可寻，如一条被悄然割除的历史阑尾。

且说回电影。上世纪90年代前叶的大讲堂，是北大学生得以低廉价格观看老旧影片的圣地。四块钱可以看两三部电影——当然那个时期也没什么商业大片，《真实的谎言》之类的好莱坞动作片要到1995年夏天才杀入中国影院，惹得中国电影界一片“狼来了”的哀嚎。大讲堂的座椅既破且硬，夏无冷气，冬天则供暖不足，相当考验观影者的耐受力。我还记得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两部电影放映的间隙，所有观众都被冻得难以自持，用力跺脚聊以取暖，整个影院回荡着整齐的“咚咚”声。曾经在大讲堂看过的影片，时隔二十多年已基本记不住片目，唯有印象的是拍摄于1980年代的南非电影《上帝也疯狂》及其续集，讲述卡拉哈里沙漠的游猎部落布须曼人如何与西方的现代文明不期而遇——现在想来，我终以影视人类学为志业，莫非受到过该片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如何，在那个年代，大讲堂曾用布满划痕的电影胶片和经常虚焦的放映机，慰藉过很多年轻人清贫无趣的校园生活。

在北大看电影，除了大讲堂的日常放映，也另有一些选择的余地。例如图书馆有录像带可以在小型观影设备上供个人观摩，有些影片甚至比大讲堂循环播映的大路货更具艺术价值。北大艺教（艺术学院的前身）也开设了世界电影史之类的公共选修课，授课教员漫不经心地做一个开场白之后，便开始放映一些古老的好莱坞电影，从《魂断蓝桥》到《卡萨布兰卡》，从《罗马假日》到《正午》，我曾经选修过的这门课，让我在头脑发热地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时，误以为自己掌握了百分之八十的世界电影知识。

时光荏苒，曾经一起游荡燕园，聚啸草坪，于黑暗的影院里窥视世间悲欢离合的同学们，大多如飘萍一般散落于世界各地。在北大立校120年之际，一些旧雨新知欣然提笔，书写他们曾在这片园子里看电影的经历，以及毕业之后的从影之事、观影之感。那些记忆的片段如《天堂电影院》里被删剪又缀联成篇的禁片镜头，此时鲜活地纷至沓来，致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