觅文记（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系列）

序言
    
    
      《觅文记》乃是我寻觅古代的文章大家之遗迹的小文。何为文章大家？要想确定该书的收录范围，则首先要搞清什么叫“文”？什么叫“文章”？什么叫“文学”？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深究起来颇为复杂。
      前人对“文”的概念也多有探讨，比如阮元在《书〈文选序〉后》说：“昭明所选，名之曰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
      阮元的论述是从《文选》一书的名称下手，他认为昭明太子既然把该书称之为“文选”，那肯定先要确定何为文，而后才会有“文”之“选”。换句话说，《文选》一书所涵盖的内容主要是文。以此推论开来，经部、子部和史部的书不能称之为文。对此，昭明太子在《文选序》的后面也谈到了哪些古代的文章不能入选。
      既然如此，那什么叫“文章”呢？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显然，颜之推的观念中，几乎所有的文字都可以称之为“文章”。
      但“文章”一词来源于何时呢？周振甫在《中国文章学史》前言中说：“‘文章’这个词，在春秋时代就有了，但它的意义跟现在不同。《论语·泰伯》：‘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这个‘文章’，指唐尧时代的文物制度。又《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这个‘文章’指孔子的言论仪表。到了汉朝，‘文章’又有新的解释。《史记·儒林列传》载博士等议：‘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这个‘文章’，指诏书律令的文辞，跟我们现在讲的文章，已经一致了，但后来又有变化。”
      看来，“文章”是个范围的概念，并且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内涵与外延。为此，周振甫举出了大量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历代“文章”一词所包含的不同意义，我摘录他在前言中所举出的一小段例证：“《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倪）宽传赞》：‘文章则司马迁、（司马）相如。’这个‘文章’指史文和辞赋。我们也称辞赋为文章。但上一个文章指诏书律令，是散文；这一个文章，包括辞赋，是韵文，所以稍有不同。到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讲的文章，分为四科：‘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把诗也称为文章，这和我们的看法不同了。我们把诗和文分为两体，文不包括诗，他把文章包括诗。刘勰《文心雕龙·风骨》：‘固文章之鸣凤也。’这个文章也包括诗。”
      周振甫说，现当代学者把诗和文分别认定为两种文体，因为文中不能包括诗。但古人却没有这样严格的区分，比如韩愈在《调张籍》中的诗句：“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既然说的是李白和杜甫，而这两位是的大诗人，显然这里的“文章”二字指的是诗而非文。
      如此说来，“文章”二字在韩愈那里指的是诗作。但看韩愈的其他文章，似乎这种判断也不尽然，周振甫又在前言中说到：“韩愈《题欧阳生哀辞后》：‘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这里提出古文，指散文，是要学古道而写的散文，这个古文指散文，不再兼指诗了。”
      那到了什么时候文才开始特指文章而不包括诗文呢？给出这样的结论确实不容易，但也可以举出一些相关的实例，周振甫在该前言中说到：“到了宋代，刘开写《应责》：‘子处今之世，好古文与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这个‘古文’，同于韩愈讲的‘古文’，指古代散文，不包括诗了。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述其文，则曰“简而有法”。此一句，在儒家六经中，惟《春秋》可当之。’这个文，也指散文。又说：‘偶俪之文，苟合于理，未必为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这是说古文是文，骈文和四六文也是文，不以为非。这就跟今天说的文相同了。”
      既然有了这样的界定，接下来则要说“文章”兴起于何时，褚斌杰在其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先秦、秦汉文学》中说：“殷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尚书》中的殷、周文告等，可以说是我国散文的萌芽。”他认为，殷墟所出土的甲骨卜辞以及商代的青铜器铭文等等，都属于散文的萌芽。
      为什么这样说呢？褚斌杰又在该书的《概说》中称：“甲骨文虽然多数比较简短，但某些记人、记事的片断，已能做到比较准确、清楚，是我国早记事文的萌芽和原始形态。商朝的文告个别保存在《尚书》之中，如《盘庚》，记述商王盘庚率民迁殷时的几次讲话。《盘庚》的语言虽然显得古奥，但是文中表露了讲话者的感情，使用了一些生动的比喻，具有一定的文学性。《易经》是一部巫书，在功能及性质上与卜辞大略相同。其中的卜筮用的卦辞、爻辞，在神秘的外衣下，包含着某些社会经验的记载和某些哲学思想的萌芽，特别是其中还保存了一些古代歌谣，或用韵语写的近似歌谣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相当价值。”看来，他把古人的记事文字统统归入了“文章”的范畴。
      褚斌杰的这个说法跟章太炎的观念有些类似，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说：“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事，通谓之文。局就有句读者，谓之文辞；诸不成句读者，表谱之体，旁行邪上，条件相分，会计则有簿录，算术则有演草，地图则有名字，不足以启人思，亦又无以增感，此不得言文辞，非不得言文也。诸成句读者，有韵无韵分焉。”
      章太炎认为，凡是写下来的书面文字都可以称之为“文”，但有的“文”具备文采，而有一些只是记录，比如会计的账本、数学的演算公式、地图上所标注的名称等等，这类的记录只能称之为“文”，但不能称之为“文辞”，因此他以“有韵”和“无韵”把古代的文辞作了两分法。而对于章太炎的这段论述，游国恩则认为：“此广义指文学论也。”（《先秦文学》）
    游国恩也认为有必要对“文学”一词作出严格的界定，但他同时认为要做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他在《先秦文学》一书起首即称：“文学之界说，昔人言之详矣。自魏晋六朝以迄今兹，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往往徬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多无有系统之说明。此所以治丝而棼，说愈歧而愈远也。”
      接下来，游国恩先生对相应的历史说法作了一番梳理，而后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然则文学之范围宜如何？曰：学术之不能不分而为辞章者，势也；辞章之不能与经传子史完全绝缘者，亦理也。知后世经义之文之出于经学，则不能排‘六艺’；知传记之出于史学，则不能排《左》《国》；知论辩之出诸子，则不能排《庄》《列》。先秦之文学，即在专门著述之中，固未可以决然舍去也。”看来，他也认为文章不能跟经、史、子三部相混淆。
      可游先生同时又说，想将文学与其他的文体截然分开，这没有可能，比如古代的传记就是出于史学，那么作为史学名著——《左传》和《国语》就不能排除在文学之外，而同样，先秦诸子中的庄子和列子所作之书，虽然属于子部，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在文学之外，因为《庄子》《列子》等书特别具有文学色彩。
      如此说来，经、史、子中都具有一些文学的元素。那怎么办呢？游先生就对这类的名著一一作了点评，而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先秦之文，类属专门之书，兼采则势所不能，悉蠲又于理有碍。大抵择其情思富有，词旨抑扬，乃与后世之文有密切关系者述之，则斤斤微尚之所存也。”
      游国恩认为，先秦的各类文章，无论是经、史、子哪一部者，都不应当完全收入文学范畴，同样，也不能完全排斥在文学范畴之外，凡是这类文章中富有情思并且有文学色彩者，都可以划入文学的范畴。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又在《中国文学史讲义》中对“文学”二字作出了这样的界定：“文学之意义不外两端：一曰声，二曰色。色者翰藻，声者宫商。作者连属字句、组织篇章，和其声、设其色，以倾泻其思想情感于寸楮尺素间，而文学之能事毕矣。”
      由以上可知，游国恩认为，不要从古代的文体中来界定哪些属于文学范畴，只要有文采的文章，全部都可以归在文学范畴之内，所以他把先秦诸子的一些著作也列入了文学范畴。
    而褚斌杰也认为诸子百家的作品属于散文的范畴：“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带来文学上散文的勃兴和繁荣。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的言论，讲学的记录和论著，同时也就是重要的散文作品。”为什么给出这样的判断呢？褚斌杰举出了这样的实例：“如《孟子》散文，连譬善辩，气势磅礴；《庄子》散文，汪洋浩荡，想象丰富，极富浪漫色彩。其他《荀子》《韩非子》在文章结构和说理方面，也各具特色。”
      既然这样，“文章”或“文学”的概念依然难以搞清楚，因为这需要对古代的各类文字进行一一地评判，以此来决定这类的文章和文字是否具有文学性。但因为每个人所秉持的观念不同，这使得何为“文学”依然有着不确定性，比如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的《绪言》中做了三分法：
    （一）广义的文学——包括一切的文学。
    （二）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美文。
    （三）折中义的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及传记、书札、游记、史论等散文。
      那罗根泽倾向这三者中的哪一类呢？他在《绪言》中明确地说自己的立场是“折中义”：“不把凡著于竹帛的文字都请入文坛，也不把骈散文推出文坛。不过西洋文学的折中义，只包括诗、小说、戏剧和散文；中国则诗以外的韵语文学，还有乐府、词和辞赋，散文以外的非韵语文学还有骈文（也有人把骈文归入韵文，理由是骈文有韵律），也当然不能摒弃。”
      以上的界定，乃是想明确何为“文学”。那么，文学之外的文字算不算“文章”呢？如果算的话，那怎样来称呼这一类的文章呢？贺汪泽在《先秦文章史稿》一书中有个专节的名称，就是“有文学史，还应该有文章史”，在他看来“文章”和“文学”不能混为一谈。
      既然如此，文学之外的文章应当叫什么呢？贺汪泽在其专著中说到：“我国自古以来，杂文学甚为发达，文学史反映历史实际，杂文学史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神话、寓言少数一点纯文学作品外，几乎全以杂文学充当。两汉之赋除抒情小赋文学意味较浓外，大赋刻板，夸说宫室、狗马、山川、物产，‘润色鸿业’，文学价值实在微乎其微；政论只能算语言艺术层面上的文学；史传其初衷在再现历史真实风貌，也谈不上自觉的文学意识。魏晋六朝开始有了文学的自觉，主要体现在诗歌表现艺术的探索上，将《世说新语》《搜神记》之类的杂记视为小说的源头未尝不可，要说它本身就是小说，恐怕是很难自圆其说的。”
    贺先生给出了一个答案，他觉得文学之外的文章可以称之为“杂文”。接下来贺先生又说：“唐宋诗词繁盛，小说崭露头角，文学史家还是没有忘记古文运动的实绩。作为对骈文的反叛，将文章从僵死的骈对、用典等形式主义的框框中解放出来，韩、柳、欧、苏以清新流畅、活泼含情的文笔叙写人情物态，重视其美文价值是不错的。但这只是为‘载道’、‘明道’而完成‘继绝统’使命的文章革新运动，而且大量地以文章为文学的写作实践加剧了杂文学倾向，阻遏了纯文学发展的势头。”
      按照这种说法，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柳、欧、苏等人所写的文章，也有一些属于杂文。如此说来，一些名家的作品大多可归为杂文的范畴。那么，具体到文章如何界定呢？贺汪泽又说：“文学史以诗、词、曲、赋、小说、戏剧为主要研究对象，兼顾散文的若干品式；文章史以应用文体为主要研究对象，其中属于普通文章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与散文概念有部分重叠。”
      看来，文章的不同概念虽然有着各式各样的名词，但这些名词之间都有重叠。比如，贺先生认为周易的卦辞等先秦文字都属于说明文：“这是文章写作的一个基础部门。追其源头，可溯至甲骨卜辞贞的内容的表达；《周易》的卦辞、爻辞；《尚书》的《禹贡》《洪范》；《周礼》《仪礼》《礼记》之类的文字；正史中的表、志、书；古本书籍的注释文字；《说文》《尔雅》的释字释义文字；法律文书中的条、令、格、式；医、农、兵等学科的著述。如此等等，哪一种不是用说明文写作的？”
      由以上的这些说法可知，无论“文章”的概念还是“文学”的概念，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界定，就广义而言，古人的非韵文作品都可以归入“文章”的范畴；就狭义的概念而言，则是有文采的文章都属文学作品。
      其实无论是归为“文章”还是归为“文学”，以我的看法，都可以归为“文”的范畴，然而“文”中的五经，当然放在经部为合适；而正史和杂史则放在史部更为妥当；子部的文章在分类上较为复杂，对于这个门类可以按照游国恩先生的观念，将其中有文采的文学挑选出来，归入“文学”范畴，比如先秦诸子的作品，则可将其放在“文学”的范畴之内，例如本属“子部·兵家类”的《孙子兵法》，虽然这不是一部文学作品，然而其叙述的语言却颇具文采，这当然也应当纳入“文学”的范畴之内。
      按照四部分类法，除了经、史、子之外，还有集部。集部中包括了楚辞类、别集类、总集类、词类、戏曲类、小说类和评论类。再接着作进一步的划分，即使是别集类，还可以分出诗集和文集。根据“有韵”“无韵”的原则，则可把诗、文作出两分法。而集部中的评论类，则是指对于文章的评论，古人将此并称为“诗文评类”。由此可知，对于文章的评论之文，也属集部的范畴。
      那么，诗文评类包括哪类的著作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文章莫盛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建安、黄初，体裁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棨《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攽《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中矣。”
      以上所言乃是将诗文评作了五分法，对于这样的分法，朱东润认为较窄：“举此五端以当文学批评，范围较狭，而诗话词话杂陈琐事者，尤非文学批评之正轨。然前代文人评论之作，每每散见，爬罗剔抉，始得其论点所在，正不可以诗文评之类尽之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既然如此，朱东润先生认为古人哪类著作可以归为文学批评的范畴呢？他在专著中又接着说到：“今欲观古人文学批评之所成就，要而论之，盖有六端。自成一书，条理毕具，如刘勰、钟嵘之书，一也。发为篇章，散见本集，如韩愈论文论诗诸篇，二也。甄采诸家，定为选本，后人从此去取，窥其意旨，如殷璠之《河岳英灵集》，高仲武之《中兴间气集》，三也。亦有选家，同附评注，虽繁简异趣，语或不一，而望表知里，情态毕具，如方回之《瀛奎律髓》，张惠言之《词选》，四也。他若宗旨有在，而语不尽传，照乘之光，自他有耀：其见于他人专书，如山谷之说，备见诗眼者为五；见于他人诗文，如四灵之论，见于《水心集》者，六也。”因此，对于文学评论类的作家也就成为本书的收录范围之一。
    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团体，似乎以唐宋八大家名气，虽然这种并称只是到了明末才由茅坤确定下来，然在此之前的明初，朱右已经有了《八先生文集》这样的提法。为何要将此八位古代文章家并称呢？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法，比如吴小林在其专著《唐宋八大家》一书中说：“唐宋八家有着大体一致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又有着不同的风格特色。他们都是唐宋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和中心人物，共同反对骈体文，不满绮丽浮华的形式主义文风，提倡恢复和发展秦汉散体文的优良传统，不同程度地坚持了文道合一的方向（在‘文’和‘道’的侧重上各人有所不同），为把散文从骈俪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确立散句单行，自由书写，接近口语的新型散文——‘古文’作出了贡献。”
      如此说来，这八大家并称跟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倾向的大体一致性有着重要关系。既然如此，这八大家是否也各具特色呢？从历史的评论看，当然是这样，比如宋李涂在《文章精义》卷十七中说：“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而清吴振乾则在《唐宋八大家类选序》中也称：“奥若韩，峭若柳，宕逸若欧阳，醇厚若曾，峻洁若王，既已分流而别派矣。即如眉山苏氏父子兄弟师友，而明允之豪横，子瞻之畅达，子由之纡折，亦有人树一帜，各不相袭者。”
    对于这些说法，吴小林在其专著中总结到：“他们也同中有异：在理论主张上‘八家’有区别，甚至有交锋；在创作上，‘八家’风格多样，异彩纷呈。首先唐代两家和宋代六家就具有不同的特色，大体说来，唐代两家之文雄健奔放、奇崛简峭，宋代六家之文平易通顺、委曲婉转。其次，同属唐代的韩、柳，同属宋代的欧、曾、王，甚至文风比较接近的苏氏父子，也各有特点。”
    

韦力传统文化寻踪系列，以历史上为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为线索，寻觅探访他们留存于今的遗迹，希求保存中华文明留在当代的样貌，传播中华文明，尤其是重新发掘那些为人所忽视部分。《觅文记》是系列中第五部，以时间为序，从春秋到晚清，提炼四十六位文章大家为纲目，考据与引证并举，梳理其生平以展现历史语境，注解诗文原作以剖析思想主张。作者历时数年，实地寻访他们的每一处遗迹，以文字与照片记录探访所见风土景物和人情轶事，行文论述平易，尤其是实地寻访游记部分，文字活泼风趣，令人读来有亲切之感。

韦力，著名藏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zuiduo的人。

著有《觅宗记》《觅诗记》《觅词记》《觅曲记》《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等。开有一个中国古籍界罕见、时时更新的“芷兰斋”微信公众号。《得书记•失书记》（2册）获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

序言
    孙子：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图文
    列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
    鬼谷子：审定有无与其实虚，随其嗜欲以见其志意
    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吕不韦：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韩非子：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
    陆贾：居马上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