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行天下

国良先生的这本书，按散文、随笔、美文的种种标准来要求，可能更具边缘性文体的特点：它打破了某些常规，打通了某些界限，它质胜于文，注重于表达胜于文辞的修饰，但它所具备的充沛的内质，感人的力量，是许多过于雕琢的程式化的“美文”所无法达到的。所以，我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一本具有强烈的时代感，现实的针对性，颇能触及时代敏感神经的作品；它的一个为突出的特色，就是紧紧围绕当代人的道德伦理现状，注重生活性、日常性，甚至世俗性，有一种“入世”的积性，它的核心是干预人的灵魂。读下来会发现，这些文章，据事论理、针砭时弊、真诚朴实、妙语迭出，很能引发人们的思考。

比如《康复日记》，记述了一位丈夫，以惊人的毅力，挽回了几乎不可挽回的生命，并且使得车祸后已成植物人的妻子，终站了起来。这位丈夫说，我护理代琼四年多，几多悲痛？几多苦累？几多艰辛？天不晓得，地不晓得，代琼也不全晓得，但我自己晓得。这是一个丈夫的职责。我只有做好，才对得起“丈夫”这两个字。在康复代琼身体的同时，也康复了我对爱情

的认识：只要有爱心、有恒心，什么人间奇迹都可能创造。这位丈夫还坦率地说，外国有个“情人节”，中国有那么多人跟着过“情人节”，为啥中国就不能有个“爱人节”呢？能有这个节来帮助人们纪念和留住那份纯真的爱情、那份美丽的念想多好！这使我想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话：“爱情的意义就在于帮助对方提高，同时也提高自己。”

在作者笔下，爱不是空洞的，也不是盲目的，爱是具体的，是有特定时代内涵的，因而是广阔而丰富的。爱，始终伴随着人类，爱有自己伟大的传统，爱是人类伟大的感情，对中国人来说，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爱的基础。一个人对祖国、对家乡、对人民、对父母、对师长、对周围所有人的爱与尊重，比世间任何东西都更重要。例如，《舅父的品格》，就是一篇感人的作品。这里的爱，不仅仅出于血缘、骨肉之情，而是这位弥留之际的舅父，有许多超乎常人、令人尊敬的高尚品德。他做村官一辈子，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宁可自己倒霉，也不愿群众倒霉。有人想要整他，煞费苦心，研究了一整夜，仍觉得无处下手。这可能会让一般人难以相信，真有这么几十年如一日的好村官吗？事实是好的回答。就因为他心中有大爱。

当然，“爱”的现状是复杂的。在现实中，我们会看到大量关于爱的报道，不免常常感慨，毕竟还是好人多啊。这是事实。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爱的匮乏、爱的缺席，也所在多有。爱在需要出现的时候，却往往没有出现，这令人憾恨。这就不能不让人思索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现状了。不必讳言，冷漠、隔阂、不关心他人也习惯于不被他人关心，正在成为不少人修炼的防身术，让心穿上盔甲，以冷对冷。人似乎变得更聪明，更实惠了，于是，见义勇为者，伸张正义者，为正义而斗争的大无畏牺牲精神，日渐稀少。有时候你会感到，这是不是一个

平庸、富足、享乐主义和犬儒主义盛行的时代。一些人没头苍蝇似的追名逐利，不尊老、不尊师、不亲亲、不爱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在丢失。现在通讯虽然高度发达，但人心和人心往往是隔绝的，难以沟通的，人不关心人，只有利益关系至上，实用关系至上。一些人把幸福的坐标建立在官衔权力、物质财富上，必然导致为了获取权力、金钱的角斗，不正当竞争必然引发道德的堕落。物质占有和感官享乐的指数越来越高，幸福的指数必然越来越低。

在今天，呼唤爱是多么迫切，多么重要！《爱行天下》的字里行间，蕴含着徐国良在人类道德文明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对我们民族道德文明建设的思考。当今中国社会的急速变化，万花筒般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梦想追求相互博弈又相互兼容。人类积聚了几千年的精神遗产：善良、仁爱，似乎成为当代人精神的稀有元素。正如霍尔巴赫所说：“在一个极度自私的社会里，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互为仇敌。每个成员都只为自己生活，很少顾及他人。每个人都只受自己欲望的支配，只考虑与社会利益背道而驰的个人利益，正是那个人对人是豺狼的时候，作为那个社会成员的人，有时比起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野人还要不幸。”书中不少文章涉及造假，欺骗者的卑劣嘴脸，如《铁戒指》中的老板和周围的说情人，可谓司空见惯。

写故乡的文章占了重要分量。作者说，乡愁是本永恒的书；乡愁是首无尽的歌；乡愁是我永远苦涩而甜蜜的记忆。我写下点滴，留在纸上，想让这些有文字的乡愁，供我年老体衰后时常反刍，想让子孙后代不把乡愁当作传说。作者抒写了强烈的怀乡之情。几千年的人类社会一直存在着流动，当今社会的流动更为频繁和遥远。那些远离家乡漂泊异乡的人，必然怀念

生养自己的故乡，必然怀念总角之交的老友，必然怀念故乡的生活。对故乡的怀念是家国情怀的召唤，是善良和挚爱的外现，可以演化为忧国忧民，弥合国家创伤的诉求，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文学创作的重大母题之一，是种美好的善爱情感。应该说，这些篇章也是全书动人的部分。

在《爱行天下》里，作者一方面抒写了当代军人的思乡之情，通过讲述屋场演变、祖坟遭遇、童年困苦、故乡习俗、家乡巨变等许多感人故事，让乡愁成为一种催人奋进的文化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平台；另一方面又生动传情地告诉人们，军人既爱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又视人民为父母，驻地是故乡。他们时刻胸怀“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大爱之情和感恩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本书中还专门用一章九篇文章，畅叙了许多爱自己的故事和思想。作者认为，爱自己不应是个自私的命题，当今社会存在的缺德、腐败、违法犯罪、自杀凶杀行为，都是源于不懂、不会、不能珍爱自己。有些人因为不爱惜自己的良心、不把自己当人、经常忽悠自己、给自己打折，所以才自己害了自己。正如作者所言：“一个不把自己当人的人，怎能做好人！一个不把自己当人的人，你能指望他把别人当人来关爱和尊重吗？”一个真爱自己的人，一定会做个有良心的人、有爱心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人活着，既是为自己，也是为亲人、为他人、为社会和国家担当一份义务和责任。我们既无权不把别人当人，也无权不把自己当人。”

今天的社会，特别需要彰扬人类精神的作家，特别需要传承人类正面精神的文学。正如普拉安东诺夫强调的：“要人类获得幸福，文学就必须首先使人成为人，即通过充满诗意光辉和精神力量的手段，帮助人们摆脱那种黑暗的、野蛮的、庸俗的生活状态，从而终将人类的生活向上提升到一个值得追求的

境界。”

我也曾在《新世纪文学的精神生态和资源危机》中谈到：“当代文学迫切需要正面价值。什么是正面价值？就是那种引向善、呼唤爱、看取光明、明辨是非、正面造就人的能力。”我也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中谈到：“作家的责任就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深刻洞察，善于表达精神的作家能够做到把故事从趣味推向存在。他们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宝贵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魂魄。”

国良先生曾经系统地思考和研究过当今的伦理道德问题。我读过他的道德系列丛书——《德行天下》《诚行天下》《度行天下》《美行天下》《兵行天下》。这样系统的关于伦理道德的考察和书写，在当今中国文坛是极为难得的。2017年初，徐国良先生发来《爱行天下》的书稿，嘱我作序。读毕，思维被刚刚阅读的文字引入善良、仁爱的精神高空，写下以上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