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子与扫把

自2010年起，由我主持的“国际诗人在香港”项目，每年邀请一两位著名的国际诗人，分别与优秀的译者合作，除了举办诗歌工作坊、朗诵会等一系列诗歌活动，更重要的是，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双语对照诗集的丛书。到目前为止，已有八位应邀的国际诗人和译者合作出版了八本诗集，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传统。这套丛书再从香港到内地，从繁体版到简体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取名为“镜中丛书”。按原出版时间顺序，包括谷川俊太郎、迈克?帕尔玛、德拉戈莫申科、盖瑞?施耐德、阿多尼斯和特朗斯特罗默的六本诗集。

 与此并行的是“香港国际诗歌之夜”——自2009年起创办的香港国际诗歌节，每两年一届。这两个诗歌项目交织互补，为香港提供独特的文化平台，进一步形成汉语诗歌与国际诗歌的双重推动力。

这套丛书的设想基于以下考虑：首先，在国际诗人与汉语译者的文本互动之中，跨越语言的边界；其二，对多语种的译者提出挑战，为丰富现代汉语提供新的品质及方向；其三，在国际诗人、译者和读者之间，在文本对应与参照中，构成某种内在张力，激活一连串语言内外的连锁反应。这套丛书首先面对的是院校外语专业的大学生，以及初学或精通外语的读者，当然也包括学者、译者和诗人同行。

“镜中丛书”是我和同行合作编辑出版的中英、中法等一系列双语对照诗集丛书的“兄弟姐妹”，共同组成了一个国际诗歌的“大家庭”。诗歌是人类精神家园的保证，也是一个民族苦难中的幸运。

北岛

【译者序】

在2005年的一次讲演中，美国著名诗人迈克·帕尔玛曾引用一位苏俄诗人的话宣称：“诗歌是一把犁，给时间耕地，把深层的东西翻起来，黑土才会呈现在上面。”从70年代以来，帕尔玛的作品一直以其语言的深度和启示录般的活力，在美国诗坛独树一帜。从早的《布莱克的牛顿》(1972) 到近即将出版的《线条》，帕尔玛的二十多本诗集既具有英美诗歌传统的优雅，又发挥现代派的大胆创新。融艺术美学、语言哲学和时事政治为一体，深刻挖掘时间与现实，帕尔玛的作品把美国诗歌提到了继60年代垮掉派之后的又一个新高度。

在帕尔玛的字里行间里，我们可以感到诗歌在不断地责问自己，斟酌自己跟世界的关系，寻找自己在现实里的地位。尤其是在人类语言正被鼓吹战争的政客与骗子肆意蹂躏的年代，帕尔玛觉得每一行诗都是一次清洗语言的机会。因此，那些让人产生惰性的陈词滥调，被作者玩于手掌，颠来倒去，点石成金，将它们沦为自己诗歌的笑柄和材料。这一特点使帕尔玛成为美国语言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帕尔玛的诗往往不是独白，而是对话；不是独自一人在柏拉图的山洞里给世界发信号，而是在茫茫人海中，在语言的沙漠里寻找回声。他早年的诗集《回音湖札记》，就是探索像蝙蝠一样在黑夜里，靠回音来辨别方向的能力。“他跟谁讲过”、“谁教你不要讲话”、“谁的声音掏空一切”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暗示有一个对话者，一个听众。即便是独白，帕尔玛的叙述者也往往呈现精神分裂症的征兆，“它会说，玫瑰是红的，二二得四——仿佛有人在场”(《循环》)。在世界的黄昏，帕尔玛曾感叹：“我们有幸跟别人一起工作。”他又说，“对话就是思想。”而在对话中，难免有暂时的沉默、尴尬、不安、空缺、犹豫、疑惑、模拟、引用、责问，等等。这些都是帕尔玛作品里常见的场景片断，也是诗歌存在的状态。可怕的是那“掏空一切”的、独裁暴君式的声音，硬把墙上的有些字“指定为真理”，而另一些作为艺术拍卖 (《声明》)。这些“完美的半月”，只是“都市的谎言”(《这个》)。

1996年，在给北岛的英文版诗集《在天涯》所作的序里，帕尔玛提出一个诗歌远近的概念，这同时也是一个时间与世界观的概念。他所谓的far away near，直译为“遥远的近”，可用中文“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来理解，说明诗歌所创造的不仅是一个距离观，而且是一种现时性，融合过去与将来。否则，语言将变成威尼斯的那座叹息桥，囚犯经此桥入狱，一去不返，再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 (《通往语言的路上》)。拒绝历史叙述的单向行驶，拒绝成为僵化语言的囚犯，帕尔玛宣称：“诗歌是对遗忘的反抗。”以这种艺术精神，诗歌才到达一个新的伦理高度，成为对正统文化的抵抗和批判。

黄运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