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结束五代离乱统一天下， 系纪元九六〇年（ 建隆元年） ， 其后两年的九六二年， 欧洲神圣罗马帝国创立， 西洋史进入中世封建社会的发展时代，中国则以宋朝的天下再统一而也步上新时代之途，意义却已是近代社会。

中国史的时代区分， 迄于唐朝乃中古、 中世抑或古代？ 宋以后乃近代、 近世抑或中世， 甚或近古？ 由于历史观与立场而意见不一。 但经过唐末五代时代转换的过渡期，唐与宋之间， 时代式样已相迥异， 则历史界意见为一致。

    唐宋间的时代变貌， 非似汉朝向唐朝转换以系社会、经济总崩坏又重建，而其历程延长至四个世纪。 五代离乱仅约五十年，推前至黄巢之乱仍只约一个世纪过渡期， 乃以社会、经济基盘未受摧毁， 相反， 新时代、 新社会种子且早自唐朝中期以来便已萌芽，经过五代所代表武人军阀势力抬头的政治力冲击猛烈期， 隋唐已加剥夺政治、经济、 军事诸方面特权， 惟留后与形成根本的世族社会底子也被根拔， 而一个全新的时代乃于宋朝宣告完成。对照唐朝中期以前， 两个时代完全明朗化了的差异，所表现是：

——世族残余历史影子消灭， 庶民法律的私权、 公权范围扩大， 法理上且均已平等与天子直结， 相对，天子至尊的意识也从而彻底确立。 学德才能者脱颖为官吏的机会也相均等。因之， 于社会方面， 一类职业化了的读书人， 以经国济世为己任， 所谓士大夫或士人的社会层面新形成； 政治方面，读书人学而优则仕， 天子左右手便都是如此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才俊之士，也已规制化，文治主义的君主专制政治由是成立。 中国历史上，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也便自宋朝起始， 以后的朝代只是其扩大强大过程。却是， 尚文的相对定必偃武， 汉族重文轻武观念由是铸定。

——役使部曲经营庄园已系历史陈迹， 地方上独立的自耕农之外， 新兴地主层依凭系其乡党声望，也以此资望而愈拥有广大庄园， 从事耕作者则一概都已是佃户。农村支配者→地主·实际生产者→佃户的新的生产关系结合下， 生产跃进，商工业发达， 纯系货币经济的时代展现， 非只铜钱， 银的使用与纸币利用习惯， 也已在民间普及。 唐朝发生简单的商业组织， 陪伴社会生活进化而向复杂化进步， 类似今日银行性质的钱庄也已自都市出现。海外贸易非限广东， 各个国际港口益益向东南沿海伸展，商税与海关税岁入， 发展为国家大税源之一。

——商工业活跃的结果， 都市繁荣， 市镇兴起， 都市住民游兴、 娱乐的消费生活向上， 以汴京为背景， 有名的 《 清明上河图》 是现实写照。 便以社会经济发展基础的变异，特别是江南开发奋进， 国际性的唐朝文化一变而为国粹的。也自唐朝已兴起的白话文学、 通俗文学基盘， 文学革命意味， 庶民的代表都市文明的新的文化展开。

——社会政治指导原则的儒学， 自枯燥无味的经书训诂研究， 倾向于注重思索功夫的、 哲学的、 心理学的宋学或理学、 道学， 乃宋朝学问方面一大转变。 而同时所加味， 其一是对应辽、 金征服朝代兴起， 汉族已各别生活于自身宋朝与征服朝代两个环境的形势，乃有朝代正统论的开始被提出。 其二则呼应主义的君主政治，忠君思想发扬。 宋朝以前的中国政治道德所重视，毋宁在 “ 义” ， 后汉气节之风系其表现。 从未提倡 “ 忠” ， “ 忠” 被鼓吹便始自宋朝读书人。 其三， 忠臣与烈妇同称， 所谓忠臣不事二主， 烈妇不嫁二夫，男、 女的社会主从地位肯定， 程颢 “ 失节事大， 饿死事小” 之语也可亘于君臣与男女关系双方面解释。社会意识的重男轻女， 因之与重文轻武配当成立。

——宋朝成立， 汉族中国正值外族入侵而历史上征服朝代早出现。中国前此朝代均属国际性格， 历史主役的汉族又自初形成便具开放性，无歧视的欢迎外族同化加入， 汉族范畴乃得不断扩大， 血统成分不断更新， 民族生命力也因而始终保持旺盛，文明创造力续续升高。 宋朝以来， 汉族朝代与征服朝代两相对立， 抑且是汉族屈辱，汉族严重被压迫的刺激下， 正面作用是激发汉族的民族意识，鲜明划清汉族与异民族侵略者的界线。 负面意义，则自此关闭了心胸的开放之门， 汉族不再是历史的民族大熔炉，停止再成长后的民族性格也渐渐倾向于保守。

    由是经过北方民族发展潮， 蒙古人蒙古至上主义元朝征服朝代约百年的汉族中国统治，十四世纪后半明朝回复汉族主权。 而明朝鼓吹民族主义，重建汉族中国传统， 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治强化，庄园佃户制下佃户身份确认与一般农民受同等法律保护， 以及社会、思想文化诸形态， 莫非都以宋朝传统为基盘而再发展。明朝的后续朝代清朝又是个征服朝代， 对诸民族各别的支配方式，于汉族便是蹈袭明朝原型。 所以， 清朝覆亡以前中国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各方面所有面影， 上溯至七、 八个世纪前的宋朝， 都已存立。 须待西洋势力强力介入， 历史的旧中国基盘全面动摇而现代中国成立， 其间并无根柢变化的改革。依此了解， 则十世纪后半至十三世纪后半的宋朝，应得认定中国近代化诸要素均已具备。 简言之，宋朝已系近代中国的起端， 特别是届抵后半期南宋时代，近代社会组织已形固定。

    枢轴大转变的原动力， 乃是追随宋朝成立便由开国名相，以 “ 半部论语治天下” 著誉的赵普献策， 戏剧性上演杯酒释兵权的一幕， 《宋史》 记其事：“ 建隆二年， （ 石守信） 移镇郓州， 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乾德初， 帝因晚朝与守信等饮酒。 酒酣， 帝曰： 吾非尔曹不及此， 然吾为天子， 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 吾终夕未尝安枕而卧。 守信等顿首曰： 今天命已定， 谁复敢有异心， 陛下何为出此言耶？ 帝曰： 人孰不欲富贵， 一旦有以黄袍加汝之身， 虽欲不为， 其可得乎？ 守信等谢曰： 臣愚不及此， 惟陛下哀矜之。 帝曰： 人生驹过隙尔， 不如多积金， 市田宅， 以遗子孙， 歌儿舞女， 以终天年。 君臣之间， 无所猜嫌， 不亦善乎？ 守信谢曰： 陛下念及此， 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明日， 皆称病， 乞解兵权。 帝从之， 皆以散官就第， 赏赉甚厚” 。 太祖自身践祚之阶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检点， 系以掌握近卫军大兵力， 所谓天子 “ 禁军” 的统帅，

而陈桥之变得轻易转移后周朝代， 所以后继者宿望重臣兵权首在如上措手不及， 却是极度优礼的亲善气氛中被解除，替代以资浅人物。 继之， 又是 《 宋史》 职官志七所特笔大书： “ 宋初革五季之患， 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 赐第以留之， 分命朝臣出守列郡， 号权知军州事。 军谓兵， 州谓民政焉。 诸府置知府事一人， 州、 军、 监亦如之” ； （ 府州军监条） “ 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 乾德初（ 纪元 ９６３ 年， 建隆四年改元乾德元年） 下湖南， 始置诸州通判。 建隆四年，诏知府公事并须长吏、 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 。 （ 通判条） 节度使的行政权被限制只在治所之州一州， 余外之州（ 支郡） 一概直接收归中央管辖， 派遣文人知事， 以及加置通判， 增固朝廷控制力。 武人节度使出缺， 也由朝廷选派文臣继任。 藩镇以握刑法权而枉法杀人之弊， 也以“ 自今诸州决大辟， 录案闻奏， 付刑部覆视， 著为令” （ 《 宋史》 太祖纪三） 而革除。 又于州之上以“ 路” 为大行政区划而置转运使， 专有财政权， 原由节度使侵占的征税权限又被解除。 以上一系列处置，自太祖时代断行， 次代太祖之弟太宗时代完成，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畸形体制终于粉碎， 中央集权制回复成功。过程中， 非只民政、 司法、 征税等方面， 节度使权力根源的军事力方面， 其势力触角与藩镇体制强力要素镇将，且系早 （ 建隆三年， 纪元 ９６２ 年） 被罢省所拥警察、 治安等一切权限均移归为县的事务，由朝廷派出文人县尉替代镇将。 镇惟择人口众多而商业繁盛的重要所在，改以经济上理由部分存置， 设监镇官。 节度使隶下军队， 随驻在地各地而切离， 改隶国家为州兵， 而藩镇军事力基盘瓦解， 军阀傲慢跋扈气焰被彻底压制。

    太宗继位， 另一方向的建设性努力， 乃科举制度增大营运， 而为中国历史继往开来新的政治架构奠基。科举用人法自隋朝创始， 至唐已盛， 但唐朝每年一次开科， 每次录取 （ 所谓及第） 通常不过一二十人， 多亦仅五十人左右。五代更少，宋太祖时虽已出现开宝六年录取一百多人 （包括进士、 五经、 开元礼、 三礼、 三傅、 三史、 学究 ＜ 专研一经 ＞ 、 明法等诸科目通计， 主流仍如唐朝为进士科） 的记录， 但系礼部被检举考试 “ 用情取舍” 而天子亲加复试增额的异例，仍非为常。 太宗以来的录取人数， 却提升至国初数倍、 十数倍的比例， 自是科举之门大开。 马端临 《 文献通考》 选举三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条引石林叶氏的评论： “国初取进士， 循唐故事， 每岁多不过三十人。 太宗初即位， 天下已定， 有意于修文。 ……是岁御试题， 以训兵练将为赋， 主圣臣贤为诗， 盖示以参用之意， 特取一百九人， 自唐以来， 未之有也。 遂得吕文穆公为状头， 李参政至第二人， 张仆射齐贤、 王参政化基等数人， 皆在其间。 自是连放五榜， 通取八百一人， 一时名臣， 悉自兹出矣” 。 （ 同书选举五宋登科记总目， “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进士一百九人， 省元， 状元吕蒙正， 诸科二百七人， 十五举以上一百八十四， 凡五百余人” ） 所述含有重要意义处：

    ， 吕文穆公即吕蒙正， 宋朝以及中国历史上位博得读书人光彩， 也惟读书人享有，令人艳羡的 “ 状元” （ 礼部试名称 “ 会元” ， 吕蒙正系连中两元， 太祖时尚无此名， 仅称 “ 榜首” ） ， 通过科举考试后第十一年便登位宰相。名臣辈出， 又堪指示科举 （ 尤其进士科） 已是人才储备吸收之源的早成立。

    第二，科举所谓殿前试士的殿试或天子亲试， 虽自唐朝则天武后创始，但如 《 文献通考》 选举三所说明： “ 唐制以考功员外郎任取士之责，后不过下行其事， 以取士誉， 非于考功已试之后再试之也” （ 太祖开宝八年条按语） 。 也须宋太祖开宝六年御出试题， 在宫中殿上亲加复试，次届开宝八年又御试， 再次届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 太平兴国元年即开宝九年， 太宗嗣位当年改元） 又是天子亲临殿试 （ 便是录取额早大幅突破， 包括吕蒙正等成进士的一次） ，预备试验合格者意味的诸道举人或诸道贡士会集京师，礼部考试后， 续由殿试决定录取等第， 自此固定为科举永制。 唐朝科举习惯， 录取者对主考官以感知遇之恩而均连结师生关系， 宋朝开创天子亲自决定科举成绩之例，录取士人因之感情上都已是天子门生， 愈增添了知识分子，抑且是读书人全体的荣耀。

    如此形式的结合决非勉强— — —

在于天子方面， 诚如 《 文献通考》 选举三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条的记录：“ 上初即位，思振淹滞， 顾谓侍臣曰： 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 非敢望拔十得五， 止得一二， 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在于士人方面， 公开考试的公平竞争与机会均等，已是鼓励， 应试及格立竿见影的荣华富贵，更是鼓励。 太平兴国二年科举应试者 （ 诸道举人） 五千二百余人， 十多年后仍系太宗时代的淳化三年已是一万七千余人参加。神宗废诸科独存进士科以来， 录取额每届约四五百人之时为多，上下浮动颇大 （ 参阅 《 文献通考》 选举五宋登科记总目） 。

结束武人专横局面， 回复汉族中国统一与重建中央集权制时，所替代便是如上以各等文官考试意味的科举为通道， 庶民直结天子关系的新形态。于社会间， 读书登仕受鼓励， 知识分子士人发达为专业化的， 也被尊重的一层面；于政治上，文人主轴形成而文治主义走向铸定。 抑且，通过殿试登用的文臣，意义都系沐恩受知遇的天子亲密关系者， 具有公的（ 臣僚） 、 私的 （ 门生） 双重忠诚义务， 所以统一国家与集权政治再现，中国已是君主的主义时代。

——宋朝此一新面貌塑造以来， 迄于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已入二十世纪的清朝末年不变，为堪正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