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伟大的一周：六天改变二战进程

    前言

1944年6月，在一个狂风大作的日子，拉里·库特登上了飞机。远远地在他下方，一场军事行动正在展开，这是世界历伟大的、当然也是二战中规模的行动之一。在他下方，156000名盟军战士正跨过法国古城诺曼底长达50英里的海岸线进行登陆，他们将要开始一场伟大的战役，誓将四年来占领西欧诸国的德军驱逐出去。

包括57500名美军在内的盟军将士在拟定了代号的地点登陆，这些代号对于诺曼底的本地居民而言也是陌生的，尤其是新近移民。德军扛起机枪大炮，死守着他们的钢筋混凝土堡垒。盟军在宝剑、黄金、朱诺和犹他四大海滩登陆。在名为奥马哈的第五个海滩上，美军遭到了格外沉重的打击，被重型机枪和大炮击得溃不成军。

无论是在英吉利海峡上的5000艘战舰上，还是在驻英国各地的司令部中，盟军的规划者们都在紧紧盯着这场正在海浪间、在沙滩上、在悬崖边展开的大战。

不过，拉里·库特的视线却停留在空中。当他所乘坐的“飞行堡垒”近乎懒洋洋地飞过冰冷的天空时，他并没有将望远镜对准2000英尺下方正在上演的大剧，而是投向了眼前这广阔的蓝色苍穹的东端。

他见到一群飞机在与他同一高度处飞行，机身上印着与他所乘坐的B-17上一样的白色星星。下方还有一群飞机，机翼上印着英国皇家空军的圆形机徽。

库特的轰炸机并没有飞跃英吉利海峡，而是改道飞向法国内陆，然后再回到海峡，在各登陆海滩上空交叉盘旋着——宝剑海滩、黄金海滩、犹他海滩和奥马哈海滩。在他下方，盟军战士正遭到装备精良的德军的残酷轰击，而在空中，库特一眼扫去，一片风平浪静。

空中到处都是飞机，但全都来自友军。局势本非如此。就在不久之前，德国空军曾是世界上强大、效的空中力量。的确，就在几个月以前，驾驶“飞行堡垒”的机组勇敢闯入欧洲上空，还面临重重危险，他们深知德国空军在这片大陆上掌握着完全的空中优势。

六个月以前，任何冒险飞入欧洲大陆上空的盟军飞机很可能会惹怒一群“梅塞施密特”战斗机发起突袭，他们将以每分钟700发的速度向盟军发射20毫米的炮弹。事实上，许多像库特现在乘坐的“飞行堡垒”曾在那样的枪林弹雨下化成一堆变形的、陨落的残骸——在这片天空中，曾经有很多次，这些“飞行堡垒”的地板，就像库特下方这片大地一样，染满了美国士兵的鲜血，而这都是拜德国空军所赐。

四年前，阿道夫·希特勒的军团横扫欧洲，强如法国者，也在几周内败下阵来。德军这样辉煌的战绩，全是在空中力量的保护伞下取得的。在德国空军的猛攻和重击之下，敌国悉数投降。只要能被一架“梅塞施密特”或“斯图卡”从高空瞄准，在其猛烈炮轰下，地面目标无一能幸免。

这些恐惧困扰着盟军的作战规划者们，当他们想象着现在正在诺曼底发生的这场大战时，夜不能寐，脊背发凉，驻扎基地也变得像极地雪兔的巢穴一样寒意重重。

“如果我是德军指挥官，如果上天允许我挑选合适的天气来进行防御，我会选择这样的天气条件，”库特一边看向下方，一边思考道，“我希望厚厚的云层遮蔽在诺曼底海滩上空，一直延伸到英吉利海峡中央。如果云层高12000英尺，底部高1300英尺，就能给德国空军制造完美的掩护，他们能从厚重的云层中俯冲而下，冲向军舰密集的英吉利海峡，向任何船舰发起狂轰滥炸，然后在几秒内迅速爬升回云层保护层中。在盟军亮出枪支或者上千架战斗机发起截击之前，他们已经来去无踪了。我比我承认的还要忧心忡忡。”

劳伦斯·谢尔曼·库特少将留着和克拉克·盖博一样的大胡须，举止充满活力，他是帮助形成和建立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群年轻军官中的一员。在库特39岁生日的前一周，他已经是美军中年轻的将军，他在1942年得到提拔，他是自威廉·特库赛·谢尔曼以后没有经历上校军衔而被“越级提拔”为将军的人。

1929年，这位来自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市的年轻军官已经从西点军校毕业两年，在加州的蒙特利担任海岸炮兵军官。不过他很快就被调到陆军航空兵团，并在德克萨斯州获得了飞行章。到希特勒的部队横扫欧洲之时，他正在华盛顿与一群优秀的年轻军官一起，围绕在他们所尊崇的长官亨利·哈里·“哈普”·阿诺德周围，组建这支未来世界上的空军队伍，并拟定以此作为武器来赢得二战的战略。

“云层中可能满是德军。”库特观察道，他心里想的却是：“云层中应该满是德军。”

库特将军目之所及，不论是英吉利海峡的上空，还是用高倍望远镜所能观察到的远之处，到处都是飞机，全都印着星形或圆形机徽，纳粹空军的黑十字标记全然不见踪影。

“我们继续观察着，渐渐意识到，如果一场空战打响，一定是速战速决的，因为这时已经很少有飞机再冲上云霄来，即使有，也是来自友军，”库特后来回忆道，“不仅如此，无电线里也截获不到往常德国空中管制员发出的关于作战路线的信号了。我们这才知道获胜了，空中全是美国和英国的战斗机。极目远眺，一列列‘飞行堡垒’往回延伸至英国。那天早上，我们有1800多架‘重型轰炸机’盘踞在法国上空。德国兵再也没有出现过，也无法出现，因为他们已经一无所有了，他们的底牌已经被揭掉了。”

本书就是关于盟军如何打造大礼拜，揭掉德军底牌的这段历史。

“大礼拜”空袭是二战乃至20世纪军事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后，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它经过了一段漫长而又艰难的酝酿，标志着战略空军作为一种改变战争结果的方式正式诞生。

一年半以前，当英国军队取得了三年来次重要的对德陆战的胜利时，在阿拉曼，英国战时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一次难忘的战时演讲。

“我们有了一次新的体验。我们胜利了——一场确切的、非凡的胜利，”丘吉尔说道，“德国人屡屡加诸给他国战火和炮弹，这回他们也尝到了这个滋味。这不是结束，甚至这也并非结束的序幕已然到来，但或许，这是序幕已经结束！”

“大礼拜”是战争结束的序幕。

与其说它是一个转折点，不如说是一个临界点。

如物理学家所定义的，临界点是一个开端，是指从某一个点开始，一种物质从一个已建立的平衡转换成一个与之前的存在状态完全不同的新的平衡。临界点是一个临界质量时刻。

1944年2月的后一周就是这个开端，而即将从已建立的平衡发生改变的就是第三帝国的经济和发动战争的能力。而那一周所达到的临界质量就是美国第八航空队战略空军所拥有的重型轰炸机数量。

在1944年2月20日至25日之间，美国陆军航空队开始对希特勒的德国经济中心发起大规模的空袭，这是一场发生在一个三维战场上的史无前例的战役。

在六天内，驻扎在英国的第八航空队的轰炸机执行了3300多次任务，而驻地为意大利的第十五航空队也出动了500多次，他们一起朝目标投掷了约10000吨炸弹，破坏了德国飞机制造业的90%。大礼拜期间，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也执行了2350起夜间任务，对这些目标实施夜间轰炸。

“大礼拜”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酝酿期。

事实上，它源起于次世界大战，那时有远见的战略家就已经注意到空中力量，预见到了它的巨大前景，并由此形成了这样的理论：在战争中，空中力量不仅可作为近前线的战术武器，也可作为能对战争结果产生深刻的、决定性影响的战略武器来使用。

战略制空权理论有许多创始人，但没有一个比威廉·伦德拉姆·“比利”·米切尔在美国军事界更敢于直言，更具影响力，他在一战时曾担任美国远征军的航空部指挥官。

“世界已经站在‘航空时代’的门槛上，”米切尔在他1925年出版的名为《空中国防论》一书中写道，“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整个人类的命运受制于天空。制空权已成定局。但你也许要问，制空权是什么呢？制空权是指能在空中或透过空中进行作战的能力，因为天空是覆盖着全世界的，飞机可以驶入这个星球的任何地方，它们不需要水或者地面来支撑其飞行。山脉、沙漠、海洋、河流和森林都不能成为阻碍。飞机在一瞬间消解了所有关于国界的概念。现在整个国家都成了国界，如果发生战争，此处和彼处一样容易受到攻击。”

虽然米切尔的逝世距离“大礼拜”前夕已经整整八年，一天也不差，但他的言论和思想对于“大礼拜”的策划者们产生了深刻的、重要的影响。

在二战中，空中力量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虽然米切尔死于二战开始的三年前，但他对美国空军军官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些军官是早认为美国陆军航空队能让空中力量发生决定性作用的先驱者，他们追随着哈普·阿诺德上将的领导。阿诺德是二战中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总司令，他团结了那些赢得空战的功臣们。

其中有名的包括卡尔·“图伊”·史帕兹上将，他是一名老牌飞行员，战争开始时，他在阿诺德的空军参谋部担任参谋长，当“大礼拜”来临时，他奔赴前线，任美国陆军航空队驻欧部队司令官。这群年轻军官们——战争开始时他们还不是将军——起草了总体规划，将比利·米切尔的愿景变成了一个帮助赢得战争的事实。这些人包括拉里·库特、哈罗德·L.“哈尔”·乔治、奥维尔·安德森、霍伊特·范登堡、海伍德·S.“珀桑”·汉塞尔。

在图伊·史帕兹的密切督导下，这些前线军官们执行着这一总体规划，在“大礼拜”时达到高潮。这些人曾一度是，或者现在也仍然是，一些家喻户晓的名人，包括伊拉·克拉伦斯·埃克、弗雷德里克·路易斯·安德森、詹姆斯·哈罗德·“吉米”·杜立特以及柯蒂斯·爱默生·勒迈。

还有一些人不眠不休地为制定作战目标提供具体细节，这些目标合在一起拼凑成了一幅巨大的二战战略空战的胜利版图。这些人中有男人，也有少数女人，他们一直默默无闻，其中重要的要数理查德·多伊利·休斯。

而真正实施规划的则是成千上万飞赴前线的年轻战士们——1944年6月，240万身穿美国陆军航空队制服的战士——历经艰险，投下炸弹，浴血奋战。这些人中有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航空兵，像阿奇·马蒂斯，比尔·劳利和沃利·特穆培。他们也并不为人熟知，但他们在“大礼拜”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让他们时至今天在美国空军中也仍然被拥为偶像。

“大礼拜”期间的一切总结起来就是一件事——美国空军为打败德国空军以确保一场史诗般的地面战役取得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那关键的天，我们的部队牢牢抓住至少一个滩头堡，遭到狂轰滥炸的已经不是美军，而是德军。”库特观察道，“德国的空军力量在他们盘踞欧洲的垂死挣扎中已经无足轻重了，已经名存实亡了。”

1944年6月6日，当拉里·库特思考着他上下左右发生的这一切，他意识到战争结束的序幕终于拉开了。战争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但结果已成定局。

这是一场可怕的战役，是一场在诺曼底长达50英里的海岸线上绵延开来的大规模战役。6月6日，直到太阳下山之时，盟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1万，这些年轻人中有四分之一没能见到6月7日的日出。然而，重要的是，他们仍然坚守在诺曼底。可怕的苦战还在前方，可盟军的战士们将不会退回到英吉利海峡。在“霸王行动”的一周年纪念日上，响彻诺曼底海滩上空的将不再是炮火雷鸣，只有汹涌而来的海浪声——阿道夫·希特勒也将彻底消失。

正如比利·米切尔在二十年前写道：“现在即使敌人的海陆军联合起来，也无济于事，除非他们能获得空中霸权。”

    序言

一天，两个男孩从学校往家走。这一天和平常并无二致，在我们的记忆中，这更像是普通的一天，而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这也许是春天，或是还没放暑假的初夏，甚至是早秋。也许是他们五年级的后几个月，但肯定就在那段时间左右。那天，柳树长出了绿叶，不过这并不重要，这只是一个背景，并不是固定的。其中一个男孩随意抓了一把叶子，又随手丢掉，就像乡下的男孩们可能会随意拔起一根长长的草，然后嚼上一会，又随口吐掉一样。

这只是那些年月里的一天，对于那些亲身经历或者只能在想象中经历那一切的人而言，回忆里的这一天还处在“纯真年代”。那是1929年，虽然很可能是1928年甚或是1920年。对于十一二岁的男孩来说，日子就是日子，并不是历史书上的日期。回想起来，对于并未身处其中而只能依靠想象的我们而言，那些年正是我们称之为美国“伟大的一代”（汤姆·布罗考提出了这一说法）的成长岁月。

情况往往是这样的，那些注定伟大的人自己并不知晓。通常是我们这些不在场的，而只是通过历史来认识他们的人，为其冠以伟大之名。

后来被称为“伟大的一代”的那些人，在成长时相信他们只是“更年轻的一代”。和所有时代一样，他们也生活在“我们和他们”的世界里，在被称为“年长的一代”的神秘人物的阴影之下长大。

阿奇·马蒂斯和约翰尼·弗瑞尔从二年级开始就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开怀，分享奇闻怪谈和秘密，也一起冒险。一起冒险往往是男孩们会做的事情，而分享秘密则是由来已久的划分两代人的界限之一，“如果我们的母亲知道我们一半的麻烦……”

两人常聊起的一个故事——虽然他们都不愿意与各自的母亲分享——就是开头提到的这个故事，两个男孩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那是他们五年级的后几个月。

途中，他们遇到了另外几个男孩，一起继续赶路。他们的家在宾夕法尼亚州“图书馆”镇西边的一排双层公寓楼里。据阿奇描述他的少年时代，这个小镇现在名叫“自由”，这倒还算合理，可当时它有一个更离奇的名字，叫作“图书馆”，因为在20世纪初有人记得一位名叫约翰·摩尔的男子早在1833年就来此郊区建立了一座图书馆。在那之前，这里多年来都被称为“懒人空谷”，这个名字如果安置在你带回家和母亲分享的严肃故事中，就会显得更加另类。

事实上，“图书馆”当时不是一个小镇，现在也仍然不是。它仅仅是阿勒格尼县南方公园镇的一个非自治的小区，距匹兹堡市中心南部约有十几英里的高速路程。在“伟大的一代”人的词汇中，它只是“一个小城镇”。

而在那前后的许多年，匹兹堡都是一座钢城。事实上，在整个美国，匹兹堡也是一座有名的钢城。钢铁业主要依赖煤和铁矿，而匹兹堡的地下正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人们称之为“煤块”，这些煤块遍布宾州西部。也许你不能常见到“煤块”，但随处可见现存的或废弃的煤矿入口。

这些黑漆漆、脏兮兮、布满尘土的、有些呛人的煤炭成了宾州西部的命脉。在阿奇·马蒂斯和约翰尼·弗瑞尔的成长岁月中，几乎所有人的父亲都在煤矿上班，大都是蒙土尔10号煤矿，而且几乎所有人都住在匹兹堡煤矿公司名下的一栋不错的双层公寓楼里。

阿勒格尼县南部的地形和大部分产煤区一样，是由陡峭的山丘和深谷组成的。“图书馆”就是围绕着山谷建立起来的，这一山谷是很久以前被往来的人流走出来的，名叫“松树叉”。为了从一边走到另一边，你不得不走下去，又爬上来——或者走捷径。

男孩天性使然，在回家路上，他们总不愿意多费不必要的力气来绕弯路，更喜欢走捷径。而看上去方便，也常走的日常路线就是蒙土尔铁路上的栈桥，这座栈桥架在距“松树叉”山谷100英尺的上方。过栈桥能省掉爬上爬下的许多麻烦。

笔者本人在十岁或十一岁时也走过这铁路上的栈桥，可以证明，次还是有些胆战心惊的，不过多走几次，就越来越轻松了。

另外，回想起来，关于十一二岁这个年纪有一个明显的真理，那就是，这个年纪的男孩还没有见过太多世面。接下来他们经历了一件刺激的事情。

阿奇、约翰尼和他们的小伙伴们走到栈桥的一半，脚下的铁轨开始战栗和摇晃，运煤车要来了，他们从没有在半路上遇到过这种状况。当他们抬头看的时候，运煤车正疯狂地驶了过来，他们无路可逃，也无处可藏。

由于每辆车都载着50吨煤，司机无法刹车，除了疯狂地吹哨子以外，他也无能为力。

栈桥距离地面安全距离有100英尺高，男孩们眼看无路可逃了，只好爬到栈桥下面，悬在半空中，默默祈祷。

“我见到阿奇高高地悬在我们上方，当运煤车经过栈桥的时候，他倒挂在铁路的轨枕上，只有脚趾着力，”约翰尼后来告诉阿奇的弟弟大卫，“我们拼命抓住横梁。”

据阿奇后来和他弟弟解释，他在两个轨枕间往下滑，然后突然用脚勾住另外一组轨枕。

“他实际上不只是用脚趾倒挂住轨枕，”大卫在位于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空军历史研究部所作的一次录音采访中，这样回忆道，“他是成弓形悬挂在栈桥下方……你可以想象栈桥上的剧烈震动……我曾好几次路过那座栈桥去看，它还在那里。从他们被困的那个点往下看，我估计至少是离地75至100英尺高。也许听上去并不高，但当你像蝙蝠一样悬在空中，如果跌落下来，一定会被摔死的。”

阿奇·马蒂斯曾身处险境，他几乎见到了死神的模样，就在1929年的那一天，他死里逃生。

阿奇注定要成就一番伟业。

阿奇·马蒂斯原名叫阿奇博尔德·汉密尔顿，于1918年6月3日出生于南拉纳克郡的斯通豪斯，这里距苏格兰格拉斯哥东南部20英里。他从没见过他的生父，对苏格兰也没有印象。他早的记忆产生于宾州威斯特摩兰县的雅各布溪。1921年，他的母亲再婚，嫁给威廉·詹姆斯·马蒂斯，包括马蒂斯的姐姐杰西在内的全家人一起移民到了美国。威廉·马蒂斯在匹兹堡北部的罗斯特瑞瓦镇范米特街上的匹兹堡煤炭公司上班。

在大卫·马蒂斯出生的几年后，1922年，全家搬到了另外一个矿区。阿奇的母亲玛丽·马蒂斯对于离开范米特感到很轻松，因为那里的人们一直沉浸在一起矿难的哀伤之中，那是1907年发生的美国历严重的矿难之一，239人遇难。马蒂斯一家来到了“图书馆”镇，住在这座美国有名的钢城南边，威廉在匹兹堡煤炭公司旗下的另一家蒙土尔10号煤矿上班。

据大卫回忆，在他们来到“图书馆”后不久，阿奇就遭到了同龄的“矿区恶霸”的挑衅，但他马上就让对方感到“一点都不轻松”。

阿奇·马蒂斯迎难而上，恶霸很快退避三舍。

在那些日子，仍然有送奶工人把奶送到家，“图书馆”的送奶工遇到了一个特别的麻烦。那个欺负阿奇的恶霸似乎在偷牛奶，当他停车去挨家挨户的后院送奶时，恶霸就会偷偷溜进他的送奶车里。

送奶工得知阿奇打赢了这个恶霸，于是雇阿奇为他保驾护航，每天结束时付给阿奇50美分还有1夸脱巧克力牛奶。

就在“松树叉”栈桥事件发生时，用大卫的话说，母亲向威廉抱怨，“她已经受够了矿区的生活了”，意思是她已经厌倦了一家人挤在公司的双层公寓了。包括杰西在内的小孩们都变成十几岁的青少年了，此外还有七岁的大卫和刚满两岁的内蒂·梅，一大家子挤在四间房里，只有后院有一个公共厕所。玛丽想要搬出去住，所以她打发威廉·马蒂斯到4英里外的芬利维尔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可以租到房子——有五间房的房子。

阿奇很快适应了芬利维尔的生活。他发现了“巴顿的修理铺”，白天这里是汽车维修铺，晚上则变身成一家拳击俱乐部。拳击很符合阿奇好胜心切的气质，他坚持去打拳击，直到1933年的一个晚上，他的一条胳膊被打伤了。

“够了，”威廉·马蒂斯告诉他这游侠骑士般的儿子，“没有钱给你看病了，而且，你也该上高中了。”

老人言不得不听。

阿奇从莫农加·希拉中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因为生活在产煤区，所以他也去了煤矿上班，具体来说，是在“图书馆”镇上的冠军3号选矿厂，该厂与蒙土尔10号煤矿毗邻，从阿奇小时候起，父亲就一直在蒙土尔10号煤矿工作。阿奇来到选矿厂，负责给煤车装上煤，日薪为五美元。

“如果他去矿井里面工作，薪水会更高，”大卫解释说，“但我父亲不会答应的，因为采煤的工作太过危险了。”

1939年，阿奇21岁，他加入了志愿消防队。“他喜欢这份工作，喜欢坐在消防车的后面奔赴各处田野里的大火——那会几乎很少有住宅起火。”在回忆时大卫笑了笑，“他喜欢那种速度。还有一个额外的福利是，消防志愿者有军乐队，这样我们就能见到所有的美女了，她们在美国伟大的乐队指挥约翰·菲力浦·苏萨的指挥下演奏着军乐。他那时喜欢的曲子是《星条旗永不落》，这也是我的爱。”

大卫继续回忆道，即使在匹兹堡煤炭公司工作时一天只能挣到5美元，但阿奇并不吝啬。“我记得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