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导论(简体字版)

「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迻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產生。即如近代一切工业机械，全由欧美人发明，此正表显了近代欧美人之文明，亦即其文化精神。但此等机械，一经发明，便到处可以使用。轮船、火车、电灯、电线、汽车、飞机之类，岂不世界各地都通行了。但此只可说欧美近代的工业文明已传播到各地，或说各地均已接受了欧美人近代的工业文明，却不能说近代欧美文化，已在各地传播或接受。当知產生此项机械者是文化，应用此项机械而造成人生的形形色色是文明。文化可以產出文明来，文明却不一定能產出文化来。由欧美近代的科学精神，而產出种种新机械新工业。但欧美以外人，採用此项新机械新工业的，并非能与欧美人同具此项科学精神。再举一例言。电影是物质的，可以很快流传，电影中的剧情之编製，演员之表出，则有关於艺术与文学之爱好，此乃一种经由文化陶冶的内心精神之流露，各地有各地的风情。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秦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各地有区别。这便是文化舆文明之不同。

  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先还是由於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游牧文化，二、农耕文化，三、商业文化。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此三型文化，又可分成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游牧、商业起於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繽一地，反复不捨，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草原舆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不仅感其不足，抑且深苦其内部之有阻害，於是而遂有强烈之「战胜与克服欲」。其所凭以为戦胜与克服之资者，亦不能单恃其自身，於是而有深刻之「工具感」。草原民族之先工具为马，海演民族之先工具为船。非此即无以克服其外面之自然而获生存。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即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为「内」「外」对立。於是而「尚自由」，「争獮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生活所依赖，曰气候，曰雨泽，曰土壤，此三者，皆非由人类自力安排，而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帖而惟待人类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乃无所用其戦胜与克服。故农耕文化之内感曰「天人相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

  游牧、商业民族向外争取，随其流动的戦胜克服之生事而俱来者曰「空间扩展」，曰「无限向前」。雇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繫，胶著而不能移，生於斯，长於斯，老於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於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緜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髏具足，循环不已。其所想像而蘄求者，则曰「天长地久，福禄永终」。

  游牧、商业民族，又常具有鲜明之「财富观」。牛羊孳乳，常以等比级数增加。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如是则刺激逐步增强。故财富有二特徵，一则愈多愈易多，二则愈多愈不足。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商业民族之财富观则更益增强。财富转为珠宝，可以深藏。以数字计，则转成符号。由物质的榑成精神的，因此其企业心理更为积极。农人则惟重生產。生產有定期，有定量，一亩之地年收有定额，则少新鲜刺激。又且生生不已，源源不绝，则不愿多藏。抑且粟米布帛，亦不能多藏。彼之生业常感满足而实不富有。合此两点，故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足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於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盪而前进。

  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持续而发展。文化之刺激，又各就其个性而异。向前动进的文化，必以向前动进为刺激。战胜克服的文化，必以战胜克服为刺激。富强的文化，必以富强为刺激。然动进复动进，克服复克服，富强益富强，刺激益刺激，而又以一种等比级数的加速为进行，如是则易达一极限。动进之极限，即为此种文化发展之顶点。古代游牧民族，其兴骤，其崩速。近代之商业文化，虽其貌相若与古代之游牧文化大异，而内里精神实出一致，因此此种文化常感摇兀而不安。

  「安、足、静、定」者之大敌'即为「富、强、动、进」。古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常为游牧民族。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產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

  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又有新农、旧农之别。何谓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伦等皆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古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得緜延迄於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文化发展有成绩之惟一标準。然中国虽以大型农国，幸得捍御游牧文化之侵凌而发展不輟。今日则新的商业文化继起，其特徵乃为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因此中国虽以大型农对之，不免相形见絀。於是安足者陷於不安足，而文化生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然此非农耕文化不足与商业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而亦与新科学新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国，则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而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者，亦必此等国家是赖。

  今日具此资格之国家，有美国，有苏联，与中国而三。虔、_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统文化则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於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擧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絶大之贡献。

  然中国改进，其事亦不易。使中国人回头认识其已往文化之真相，必然为绝要一项目。中国文化问题，近年来，已不仅为中国人所热烈讨论之问题，抑且为全世界关心人类文化前途者所注意。然此问题，实为一极当深究之歷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已往全部歷史过程中，除却歷史，无从谈文化。我们应从全部歷史之客观方面来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

  首先：应该明白文化之复杂性。

  不要单独著眼在枝节上，应放宽胸怀，通视其大体。

  第二：则应明白文化之完整性。

  人类群体生活之复多性，必能调和成一整体，始有向前之生机。如砌七巧板，板片并不多，但一片移动，片片都得移，否则搭不成样子。中西文化各有体系，举大端而言，从物质生活起，如衣、食、住、行，到集体生活，如社会、政治组织，以及内心生活，如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维，NN大者，屈指可数。然相互间则是息息相通，牵一髮，动全身，一部门变异，其他部门亦必变异。我们必从其复杂的各方面瞭解其背后之完整性。

  第三：要明白文化之发展性。

  文化儼如一生命，他将向前伸舒，不断成长。横切一时期来衡量某一文化之意义与价值，其事恰如单提一部门来衡量全体，同样不可靠。我们应在歷史进程之全时期中，求其体段，寻其态势，看他如何配搭组织，再看他如何动进向前，庶乎对於整个文化精神有较客观、较平允之估计与认识。

  本书十篇，根据上述意见而下笔，这是民国三十年间事。其中一部分曾在思想与时代杂誌中刊载。当时因在后方，书籍不凑手，仅作一种空洞意见之敍述。此数年来，本想写一较翔实的文化史，但一则无此心情，二则无此际遇，而此稿携行篋中东西奔跑，又复敝帚自珍，常恐散失了，明知无当覆瓿，而且恐怕必犯许多人的笑駡，但还想在此中或可引出二一可供平心讨论之点，因此也终於大胆地付印了。

  民国三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钱穆在无锡江南大学。

这是一部“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的力作。本书写作于抗战时期，是钱穆先生在完成《国史大纲》后，系统深入讨论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

钱穆先生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及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秀之代表”。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钱穆经典著述简体横排版之一种。

这是一部“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的力作。本书写作于抗战时期，是钱穆先生在完成《国史大纲》后，首部系统深入讨论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

钱穆先生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及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钱穆经典著述简体横排版之一种。

钱穆(1895—1990年)，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齐鲁、华西、江南等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深切之关注。举凡史学、文学、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

章 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

第二章 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

第三章 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

第四章 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字

第五章 文治政府之创建

第六章 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

第七章 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和

第八章 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

第九章 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人

第十章 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

附  录 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

补跋

这是一部“指陈中国文化之真相”的力作。本书写作于抗战时期，是钱穆先生在完成《国史大纲》后，系统深入讨论中国文化史的经典之作。

钱穆先生从地理背景、国家观念、治理手段、经济政策、民族意识、生活形态、宗教思想、文艺学术等方面对中华文化进行评介，兼及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提出中国文化是“举世农耕和平文化秀之代表”。本书有指陈，有回顾，也有展望和预测,集中反映了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认识和思考。

本书是商务印书馆新近推出的钱穆经典著述简体横排版之一种。

钱穆(1895—1990年)，历任燕京、北大、清华、西南联大、齐鲁、华西、江南等大学教授，创办香港新亚书院。著有《国史大纲》《国学概论》《先秦诸子系年》《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其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倾注了无限深厚之感情与深切之关注。举凡史学、文学、政治学、地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他无不涉猎，并成就斐然。他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座高峰。

 中国是一个文化发展很早的国家，他与埃及、巴比仑、印度，在世界史上上古部分里，同应佔到很重要的篇幅。但中国因其环境关系，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独自发展的路径。在有史以前，更渺茫的时代襄，中国是否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及其相互间影响何如，现在尚无从深论。但就大体言，中国文化开始，较之埃及、巴比仑、印度诸国，特别见为是一种孤立的，则已成为一种明显的事实。

  中国文化不仅比较孤立，而且亦比较特殊，这裹面有些可从地理背景上来说明。埃及、巴比仑、印度的文化，比较上皆在一个小地面上产生。独有中国文化，产生在特别大的地面上。这是双方相异的一点。人类文化的先开始，他们的居地，均赖有河水灌溉，好使农业易於产生。而此灌溉区域，又须不很广大，四围有天然的屏障，好让这区域襄的居民，一则易於集中而到达相当的密度，一则易於安居乐业而不受外围敌人之侵扰。在此环境下，人类文化始易萌芽。埃及尼罗河流域，巴比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印度河流域，莫不如此。印度文化进展到恒河流域，较为扩大，但仍不能与中国相比。中国的地理背景，显然与上述诸国不同。

  普通都说，中国文化发生在黄河流域。其实黄河本身并不适於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精密言之，并不赖藉於黄河本身，他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却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蓝。那一种两水相交而形成的三角地带，这是一个水椏杈，中国古书里称之曰「汭」，汭是在两水环抱之内的意思。中国古书里常称渭汭、泾汭、洛汭，即指此等三角地带而言。我们若把中国古史上各个朝代的发源地和根据地分配在上述的地理形势上，则大略可作如下之推测。唐、虞文化是发生在现在山西省之西南部，黄河大曲的东岸及北岸，汾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椏杈地带。夏文化则发生在现在河南省之西部，黄河大曲之南岸，伊水、洛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椏杈地带。周文化则发生在现在陕西省之东部，大曲之西岸，渭水两岸，及其流入黄河的椏杈地带。这一个黄河的大隈曲，两岸流著泾、渭、伊、洛、汾、涑几条支流，每一条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的三角椏杈地带里面，都合宜於古代农业之发展。而这一些支流之上游，又莫不有高山叠岭为其天然的屏蔽，故每一支流实自成为一小区域，宛如埃及、巴比仑般，合宜於人类文化之生长。而黄河的几个渡口，在今山西省河津、临晋诸县的，则为他们当时相互交通的孔道。

  据中国古史传说，虞、夏文化极相密接，大概夏部族便从洛水流域向北渡过黄河，而与汾水流域的虞部族相接触。其主要的渡口为平陆的茅津渡。稍东的有孟津。周部族之原始居地，据旧说乃自今陜西渭河上流逐步东移。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颇似有从山西汾河下流西渡黄河转到陕西渭河下流之可能。无论如何，周部族在其定居渭河下游之后，常与黄河东岸汾水流域居民交通接触，则为断无可疑之事。因此上述虞夏周三氏族的文化，很早便能融成一体，很难再分辨的了。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较为西部的一个文化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