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

上埃及的尼肯（Nekhen），公元前 2180 年前后。在饱受异见和饥荒困扰的埃及，安赫提菲（Ankhtifi）是一个权势熏天的角色。他身为州长，属于地方行政长官，至少在理论上算是法老的臣属；可实际上呢，他却是全国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此人在庄重严肃的队伍中，由全副武装的守卫簇拥着，走向太阳神阿蒙（Amun）的神庙。他身穿一袭白袍，头上的假发整整齐齐，脖子上挂着几串由次等宝石串成的项链。这位贵族大人沐浴着明亮的阳光，毫不左顾右盼，似乎对聚集于路边的一群群沉默而饥饿的民众视而不见。他手持自己那根长长的官杖和一根仪式用的权杖，腰间则系着一条装饰华丽且打着结的腰带。士兵们的目光来回扫视，提防着矛和刀。百姓们全都饥肠辘辘；他们所得的口粮少得可怜，偷盗与轻微暴力的现象正在日益增加。号角响起，这位大人物走进了神庙，太阳神就在那座阴暗的神殿里等着他。州长向太阳神阿蒙献祭，祈祷来一场充沛的洪水以缓解近年的灾情时，全场一片寂静。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数代之久，连许多的当地农民也记不清了。在尼罗河的下游，祭司们多日来都在观察洪水的情况，在河岸边的台阶上标出洪水的上涨位置。其中有些祭司摇了摇头，因为他们感觉到，洪水的流速正在变缓。不过，大家还是满怀希望，因为他们相信，众神掌管着这条河流，掌管着来自遥远上游且滋养了这里的洪水。安赫提菲是一位强悍直率的领导人，用铁腕手段统治着子民。他定量配给食物，控制人们的流动，封锁了治下之州的边界；只不过，这个能干而又魄力非凡的人心中也深知，他和子民都任凭众神摆布。向来如此。
安赫提菲及其同时代人所处的埃及世界，位于尼罗河流域。他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当时的埃及深受河水泛滥与饥饿的困扰，这两个方面都威胁到了国家的生存；这一点，与我们如今这个世界并无太大的不同。只不过，我们这个时代的气候风险是全球性的，其严重性也史无前例。从政治家和宗教领袖到基层活动家和科学家，有无数人士都已强调，人类的未来岌岌可危。许多专家则提醒说，我们还有机会来纠正人类的前进路线，避免可能出现灭绝的命运。的确如此，只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忘记，我们其实继承了人类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巨大遗产。
人们普遍认为，古代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与当今这个工业化的世界无关。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一定要直接学习过去的做法。但是，通过多年的考古研究，我们已经更深入地了解了自身；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社会，都是如此。而且，我们也开始更加理解长期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挑战。
遗憾的是，如今我们对碳形成的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几乎没有降低。 2020 年肆虐美国西部的灾难性森林火灾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说明了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持续变暖，飓风与其他一些天气事件更加频发，海平面上升，史无前例的干旱，屡创纪录的气温……种种威胁，似乎不胜枚举。基础性科学研究的浪潮已经确凿无疑地证明，我们人类就是造成大气中碳含量升高和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
尽管有了这种研究，但许多否认气候变化的人（通常会获得他们捍卫的产业提供的资助）却声称，如今的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气候事件的日益频发，都属于事物的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这些“怀疑论者 ”花费大笔的资金，精心策划一些具有误导性的运动，甚至是炮制出一些阴谋论来诋毁科学。他们言之凿凿，以至于很大一部分美国公民认为他们说的是真话。不过，他们又是根据什么来得出这种结论的呢？在这里我们关注的是，对于人类在过去的 3 万年里应对气候变化的情况，我们的认识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以前的人们，是如何应对天气与气候中的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呢？他们采取的措施，哪些有效，哪些又无效呢？我们能从他们的生活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来指导我们自己和未来的决策呢？否认气候变化者的主张，在这些讨论中都没有立足之地。
哪怕是在 25 年之前，我们也还不可能讲清这些问题。在所有的历史学中，考古学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能够研究人类社会在极其漫长的时期里发展和演变的情况。考古学家的历史视角可以回溯的时期，要比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时候和古罗马帝国时代久远得多。与人类 600 万年的历史相比，约 5 100 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是一眨眼儿的工夫。在本书中，我们会把透视历史的“望远镜 ”的焦点集中于这段漫长历史中的一个部分，即从近一次“大冰期 ”* 处于状态时的顶点到现代这 3 万年间的人类和气候变化上；这一时期，也是人类社会一个显著的变革期。古气候学领域里的一场重大革命，终改变了我们对古代气候的认知。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都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并且发展迅猛，每周都有重要的论文问世。掌握这门知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几乎引不起外行的兴趣。但是，我们并没有一头扎进大量的科学细节中去，而是先撰写了一篇关于气候学的“绪论 ”，作为本书的开篇。这样做，是想概述一些重大的气候现象（比如厄尔尼诺现象和北大西洋涛动），以及人们在研究古代气候时运用得广泛的方法，它们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利用所谓的“替代指标 ”（proxy）、较为间接的方法。由于本书内容是以考古与历史为主，故我们认为好是对这些主题分别进行讨论，以免偏离叙述的主要方向。
有史以来头一次，我们这些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能够真正开始讲述古代气候变化的情况了。我们认为，过去的人类如何适应长期性与短期性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与如今人类导致的（即人为的）全球变暖问题之间，具有直接的相关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即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应对或者没有应对好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困难的。诚如天体物理学家卡尔· 萨根在 1980 年所言：“唯有了解过去，方能理解未来。”
《气候变迁与文明兴衰》一书不但吸收了的古气候学研究成果，而且借鉴了一些新的、经常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它们涵盖了人文学科与人类科学，范围广泛，其中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与环境史学。我们还会为您提供那些在过去20 年里对人类行为与古气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人所做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常常都深藏于专业期刊与大学图书馆里。我们搜集了这些资料，以便生动地将过去人类对气候事件所做的反应再现出来。

掌握了尼罗河一年一度洪水规律的古埃及人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公元前2200年开始的大旱则导致埃及陷入四分五裂的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200年之后三百余年的温和气候催生了罗马帝国，而欧亚大草原的大旱则唤出了可怕的“上帝之鞭”匈人战士，使帝国一蹶不振；
高棉王朝修筑完善的灌溉系统利用丰沛的雨水，但过度的开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洪水的肆虐终使宏伟壮丽的吴哥窟被人遗忘；
“小冰期”使西班牙对北美的殖民严重受挫，但荷兰的商船则利用此时更强的东风获得了优势，成为促成“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个因素。
近几十年古气候学的迅速发展，使科学家们获得了望向远古的望远镜，通过对深海岩芯、极地冰芯、洞穴沉积物、树木年轮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古人曾经生活的环境，许多历史学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气候方面的新解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经历了许多气候不稳定的时期，努力适应环境并积累了诸多辉煌的文明成果，但也有一些强盛的文明已经被气候变迁引发的瘟疫、冰川融化和干旱所摧毁。
本书是关于气候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历史。作者巧妙结合气候史与文明发展史，并综合了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重新建构了从末次盛冰期直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3万年人类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积累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教训。
200年以来，人类的行为已经能够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化石燃料的使用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威胁却还是令我们难以应付。尽管在本书论及的三万年间，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但对于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而言，这并不算是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与古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并无多少区别，因而，古人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经历仍然足资借鉴。如今，全球变暖带来的种种灾难——海平面上升、严重干旱、高温、频繁的洪水等，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巨大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充分未雨绸缪，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并能团结合作的社会，才更容易渡过气候危机。未来人类的命运如何，将直接取决于人类社会当下的行动。

掌握了尼罗河一年一度洪水规律的古埃及人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公元前2200年开始的大旱则导致埃及陷入四分五裂的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200年之后三百余年的温和气候催生了罗马帝国，而欧亚大草原的大旱则唤出了可怕的“上帝之鞭”匈人战士，使帝国一蹶不振；
高棉王朝修筑完善的灌溉系统利用丰沛的雨水，但过度的开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洪水的肆虐最终使宏伟壮丽的吴哥窟被人遗忘；
“小冰期”使西班牙对北美的殖民严重受挫，但荷兰的商船则利用此时更强的东风获得了优势，成为促成“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个因素。
最近几十年古气候学的迅速发展，使科学家们获得了望向远古的望远镜，通过对深海岩芯、极地冰芯、洞穴沉积物、树木年轮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古人曾经生活的环境，许多历史学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气候方面的新解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经历了许多气候不稳定的时期，努力适应环境并积累了诸多辉煌的文明成果，但也有一些强盛的文明已经被气候变迁引发的瘟疫、冰川融化和干旱所摧毁。
本书是关于气候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历史。作者巧妙结合气候史与文明发展史，并综合了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重新建构了从末次盛冰期直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3万年人类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积累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教训。
200年以来，人类的行为已经能够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化石燃料的使用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威胁却还是令我们难以应付。尽管在本书论及的三万年间，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但对于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而言，这并不算是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与古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并无多少区别，因而，古人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经历仍然足资借鉴。如今，全球变暖带来的种种灾难——海平面上升、严重干旱、极端高温、频繁的洪水等，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巨大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充分未雨绸缪，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并能团结合作的社会，才更容易渡过气候危机。未来人类的命运如何，将直接取决于人类社会当下的行动。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
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他著作等身，且乐于传播人类学和历史学知识，用平易近人的语言为大众写作，于1997年被美国考古学会授予“公共教育贡献奖”，2013年获得美国考古学会“霍尔顿图书终身成就奖”。他的著作《世界史前史》《考古学与史前文明》《小冰河时代》《大暖化》《洪水、饥馑与帝王》《法老王朝》《床的人类史》等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在对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费根发现了气候变迁与人类历史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这种关联被人们严重忽视了。他致力于开拓这个领域的研究，为认识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纳迪亚•杜拉尼（Nadia Durrani），毕业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博士，专攻阿拉伯考古。曾在英国畅销的考古杂志《当代世界考古》以及《当代考古》担任编辑，与布莱恩•费根合作撰写有《床的人类史》《考古学入门》等书籍。 

前言
作者说明
15 000年前至今的重大气候与历史事件年代表
绪论：开始之前 
章  冰封的世界（约3万年前至约15 000年前） 
第二章  冰雪之后（15 000年前至约公元前6 000年） 
第三章  特大干旱（约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651年） 
第四章  尼罗河与印度河（公元前3100年至约公元前1700年） 
第五章  罗马的衰亡（约公元前200年至公元8世纪） 
第六章  玛雅文明之变（约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5世纪） 
第七章  众神与厄尔尼诺（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15世纪） 
第八章  查科与卡霍基亚（约公元800年至1350年） 
第九章  消失的大城市（公元802年至1430年） 
第十章  非洲的影响力（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450年） 
第十一章  短暂的暖期（公元536年至1216年） 
第十二章  “新安达卢西亚”与更远之地（公元1513年至今） 
第十三章  冰期重来（约公元1321年至1800年）
第十四章  可怕的火山喷发（公元1808年至1988年）
第十五章  回到未来（今天与明天）
致谢
注释

掌握了尼罗河一年一度洪水规律的古埃及人建立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而公元前2200年开始的大旱则导致埃及陷入四分五裂的中王国时期；
公元前200年之后三百余年的温和气候催生了罗马帝国，而欧亚大草原的大旱则唤出了可怕的“上帝之鞭”匈人战士，使帝国一蹶不振；
高棉王朝修筑完善的灌溉系统利用丰沛的雨水，但过度的开垦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洪水的肆虐终使宏伟壮丽的吴哥窟被人遗忘；
“小冰期”使西班牙对北美的殖民严重受挫，但荷兰的商船则利用此时更强的东风获得了优势，成为促成“荷兰黄金时代”的一个因素。
近几十年古气候学的迅速发展，使科学家们获得了望向远古的望远镜，通过对深海岩芯、极地冰芯、洞穴沉积物、树木年轮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测古人曾经生活的环境，许多历史学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气候方面的新解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经历了许多气候不稳定的时期，努力适应环境并积累了诸多辉煌的文明成果，但也有一些强盛的文明已经被气候变迁引发的瘟疫、冰川融化和干旱所摧毁。
本书是关于气候与文明之间关系的历史。作者巧妙结合气候史与文明发展史，并综合了气象学、人类学、考古学、生态学等多方面的知识，重新建构了从末次盛冰期直至今天全球化时代的3万年人类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人类积累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和教训。
200年以来，人类的行为已经能够对气候产生显著影响——科学研究已经证明化石燃料的使用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威胁却还是令我们难以应付。尽管在本书论及的三万年间，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沧桑巨变，但对于人类诞生以来的历史而言，这并不算是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与古人在生理和心理上并无多少区别，因而，古人应对气候变化的成败经历仍然足资借鉴。如今，全球变暖带来的种种灾难——海平面上升、严重干旱、高温、频繁的洪水等，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巨大挑战。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充分未雨绸缪，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并能团结合作的社会，才更容易渡过气候危机。未来人类的命运如何，将直接取决于人类社会当下的行动。

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
世界知名考古学家，剑桥大学考古学和人类学博士，曾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人类学系教授。他著作等身，且乐于传播人类学和历史学知识，用平易近人的语言为大众写作，于1997年被美国考古学会授予“公共教育贡献奖”，2013年获得美国考古学会“霍尔顿图书终身成就奖”。他的著作《世界史前史》《考古学与史前文明》《小冰河时代》《大暖化》《洪水、饥馑与帝王》《法老王朝》《床的人类史》等已被译成中文出版。
在对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费根发现了气候变迁与人类历史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他认为，这种关联被人们严重忽视了。他致力于开拓这个领域的研究，为认识历史提供新的视角。 纳迪亚•杜拉尼（Nadia Durrani），毕业于剑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博士，专攻阿拉伯考古。曾在英国畅销的考古杂志《当代世界考古》以及《当代考古》担任编辑，与布莱恩•费根合作撰写有《床的人类史》《考古学入门》等书籍。 

马匹、匈人与恐怖场面（约公元370年至约公元450年）
西罗马帝国的东边，坐落着广袤的欧亚大草原，上面没有树木，只有一望无际的草地与灌木丛。那里的降雨毫无规律且变幻莫测，全然取决于来自西部的暴风雨的移动路径。古罗马人很瞧不起那些在无法耕作的大草原上到处流浪的游牧民族。古罗马人与中国的汉族都属于定居的农耕民族，可游牧民族却在不停地迁徙；他们骑马放牧，同时挤占定居民族的土地，先是袭扰中国中原王朝，后来又向西进犯。公元4世纪，一群群游牧的匈人出现在罗马帝国东部的边境。青藏高原的一系列桧树年轮表明，那里属于一种大陆性气候模式与季风气候相结合的环境。从公元350年前后至公元370年间，这个地区遭遇了2 000年来严重的一个大旱时期。这一点，可能就是游牧部落开始向西迁徙的原因。
气候导致人们进出干旱环境——人们在降水较充沛的时期进入这些地区，而在气候干旱时则离开——这种效果开始发挥作用。匈人应对干旱的办法，就是跳上马背、四下散开，为他们的牧群寻找水源较为充沛的牧场。大草原上的政治权力中心，也从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地区向西转移。这次突然迁徙的时间，与游牧民族形成的不同联盟之间展开激烈竞争的一个时期相一致。古罗马军人兼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凯林努斯，曾经生动直观地描绘了匈人的情况：“虽具人形，然皆丑陋，生活坚忍，乃至无须用火，无须美食……几至臀不离鞍。”他们那种威力强大的反曲弓，据说射程达到了150米。他们所用的战术极其凶狠，令人生畏。
随着游牧民族不断从多瑙河中游地区向西迁徙，匈人的处境也到了紧要关头。公元378年，瓦林斯皇帝在阿德里安堡附近的一场血战中被打败。有多达2万名罗马士兵在这场屠戮中丧生。公元405年至410年间，面对哥特人和后来其他民族的不断入侵，西罗马帝国逐渐衰亡了；入侵民族越过莱茵河，洗劫了高卢，并且向西征伐，远至西班牙。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皇帝死后，罗马帝国的东、西两半就再也没有统一到一个君主治下。公元410年，哥特人的统治者阿拉里克进入罗马。西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荡然无存，而罗马的实力也随之瓦解。阿提拉是所有匈人头领中臭名昭著的一位，曾大肆劫掠了巴尔干地区。直到遭遇一场瘟疫，此人才在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前止了步；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已因公元447年的一次大地震而遭到了重创。随后，阿提拉进军高卢和意大利，但因出现饥荒和军中流行在潮湿低地感染的疟疾而撤退，回到了大草原上。到6世纪时，由于始终须靠其他地方生产的粮食才能维生，故罗马的人口也急剧减少了。
公元4世纪之初，戴克里先与君士坦丁两位皇帝已经加强了对帝国行政的控制。他们宣称自己是神圣的君主，崛起于东部诸省的繁荣兴旺之中。戴克里先让皇帝变成了一位高高在上的国君，极其倚重礼仪上的治国方略来扩大自己的权力，与早期那些从一座城池迁往另一座城池的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君士坦丁大帝则把自己的都城建在海上，建在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线路上。他的统治，是罗马帝国晚期的根基。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成了国际贸易的十字路口和一个重要的希腊文化中心。原本运往罗马的粮食，如今则转道往东而去。
没有什么比每年对帝国粮库进行审计更能突出皇权之显赫。归根结底，皇帝基本的义务，就是养活手下的臣民。都城有50万居民，皇帝做任何事情都不能靠运气。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控制着税收与粮食供应。都城的安全至关重要，而这种安全是靠提供粮食来保证的。饥荒的威胁曾经在罗马引发内乱，故首都有了大量的粮食储备，足以养活50万人；其中光是获得免费面包口粮的人，就达8万之多。与数个世纪以来的情况一样，君士坦丁堡的粮食供应也来自埃及。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每年都从亚历山大港运来31万升小麦。
每一年，皇帝都会登上自己的战车。整个帝国中权力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禁卫军首领，会亲吻皇帝的双脚。皇家的游行队伍开进城中繁忙的市场区，然后朝着金角湾那些巨大的公共仓库进发；一艘艘装载着货物的船只，就停泊在金角湾里。到了这儿，掌管粮仓的庾吏就会呈上他的账簿。如果一切都没问题，庾吏及其会计就会获得10磅黄金和丝绸长袍，以资奖励。这场煞费苦心、精心上演的公开盛事向所有人表明，帝国的粮食供应很安全。
查士丁尼大帝统治着一个真正全球性的和很不稳定的城市，其中到处都是来自已知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与货物。当时的君士坦丁堡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位于众多较小城市组成的广袤网络的中心。不过，就在皇帝率领群臣巡察粮仓时，生态系统中的另一个成员却在暗中冷眼旁观着：那就是学名为Rattus rattus的黑鼠。这种无处不在的啮齿类动物身上携带着鼠疫杆菌，也就是导致腺鼠疫的那种微生物。
瘟疫于541年传播到埃及，并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蔓延到了罗马帝国全境。史称“查士丁尼瘟疫”的这场疫病，起源于中国西部的高原地区。到了6世纪，无论是经由陆路还是横跨印度洋的那些古老的贸易线路，罗马帝国与亚洲之间的贸易都已是一桩大生意，尤其是胡椒与其他香料贸易。丝绸也是一种珍贵的商品，但其生产大多集中在红海地区。红海以西，是埃塞俄比亚地区信奉基督教的阿克苏姆王国，以东则是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希木叶尔王国，该国当时信奉犹太教，并且脚踩两只船，与罗马和波斯都结了盟。这个地区极具战略意义。因此，公元571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选定在红海沿岸阿拉伯半岛一侧的麦加降生，也就不足为怪了。
病菌随着商人而来，而藏在船只运载的货物当中、已经感染了瘟疫的黑鼠也是如此。瘟疫首先出现于培琉喜阿姆，那里靠近红海北部的克莱斯马港（Clysma），从印度而来的船只经常在此停靠。从那里开始，瘟疫轻而易举地传到了尼罗河流域，然后进入了罗马帝国。登陆之后，瘟疫便朝着两个方向传播：一是往西传至亚历山大港，然后沿着尼罗河流域而上；二是往东，不但蔓延到了地中海沿岸，还传播到了整个叙利亚与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那个高效的网络将瘟疫带到了内陆地区，但瘟疫经由海路传播得尤其迅速。1542年3月，疫情扩散到了君士坦丁堡，并在城中持续了2个月之久。在疫情高峰期间，据说每天都有16 000人丧生。城中的50万居民当中，死了25万至30万人。当地社会崩溃，市场关门，结果出现了饥荒。就连各级官吏，也十去其一。尽管人们将死者集中安葬在一座座大坑中，可尸体还是到处堆放着。许多死者层层叠叠，陷进“下方尸体渗出的浓液中”。以弗所的教士约翰曾目睹了当时的恐怖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