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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邱泽奇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330630
出版时间2022-07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定价59元
货号29426424
上书时间2024-12-16
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中国人的习惯》从习惯养成视角入手,沿着知—信—行的顺序,以思维和行动的底层文化逻辑为抓手,指出,中国人养成的习惯是内省。以内省为基底,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推己及人的,社会习惯是和而不同的,生活习惯是择善而从的,工作习惯是勤勉好学的,休闲习惯是张弛有度的。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加深,这些习惯在当下已经面临挑战,未来的中国人将会养成怎样的习惯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和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这本小书试图为中国人理解自己的习惯提供参考,更为世界理解中国人的习惯提供建议。
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中国人的习惯》从习惯养成视角入手,沿着知—信—行的顺序,以思维和行动的底层文化逻辑为抓手,指出,中国人养成的习惯是内省。以内省为基底,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推己及人的,社会习惯是和而不同的,生活习惯是择善而从的,工作习惯是勤勉好学的,休闲习惯是张弛有度的。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加深,这些习惯在当下已经面临挑战,未来的中国人将会养成怎样的习惯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和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这本小书试图为中国人理解自己的习惯提供参考,更为世界理解中国人的习惯提供建议。
邱泽奇,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长期专注于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学术背景兼及社会学、生物学、中国古文献学。出版《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国有大企业和企业型城市的集体企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学是什么》《朋友在先: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案例研究》等著作,发表《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等论文。
章 推己及人的思维习惯
一、我看人看我
二、人看我看人
三、被教化的思维
四、推己及人的逝去
第二章 和而不同的社会习惯
一、修己与安人
二、和而不同
三、模仿的行为
四、个体化社会的崛起
第三章 择善而从的生活习惯
一、吾日三省吾身
二、宁俭勿奢
三、快乐地生活
四、场景化生活的来临
第四章 勤勉好学的工作习惯
一、将勤补拙
二、见贤思齐
三、技术地工作
四、创新性工作的机会
第五章 张弛有度的休闲习惯
一、忌玩物丧志
二、尚张弛有度
三、经济地娱乐
四、闲暇意义的重构
第六章 人之初本无性
一、人性或并非天定
二、善恶混无有歧分
三、搁置争论铸共识
四、向善习惯立人伦
结 论 中国文化中的习惯资源
后 记
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中国人的习惯》从习惯养成视角入手,沿着知—信—行的顺序,以思维和行动的底层文化逻辑为抓手,指出,中国人养成的习惯是内省。以内省为基底,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推己及人的,社会习惯是和而不同的,生活习惯是择善而从的,工作习惯是勤勉好学的,休闲习惯是张弛有度的。随着中国的开放和与其他文化交流的加深,这些习惯在当下已经面临挑战,未来的中国人将会养成怎样的习惯取决于每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自觉和对外来文化的理解。这本小书试图为中国人理解自己的习惯提供参考,更为世界理解中国人的习惯提供建议。
邱泽奇,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长期专注于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学术背景兼及社会学、生物学、中国古文献学。出版《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国有大企业和企业型城市的集体企业》《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的变迁》《费孝通与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学是什么》《朋友在先:中国对乌干达卫生发展援助案例研究》等著作,发表《技术与组织的互构——以信息技术在制造企业的应用为例》《技术化社会治理的异步困境》《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电商技术变革与农户共同发展》等论文。
与人相处,我们会从细微处观察和体会他人对待人和事物/事务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俗称“待人接物”,从而形成对他人社会特征的基本判断,如:做什么工作的?来自哪里?地位高低?修养如何?进一步,还会与人性联系起来,如:是善还是恶?是急还是慢?然后采取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在社会学中,我们把这样的过程称为“知—信—行”的社会过程,是社会人际互动的常见场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会对“知—信—行”进行阶段性或过程性的明确区分,“知—信—行”也常常会混在一起,变成人们的下意识行为,即人们通常说的“习惯”。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有各自的习惯:思维习惯、生活习惯、工作习惯、休闲习惯,也有社会性的社会习惯。无论是个体习惯还是社会习惯,习惯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些人以为是天生的,基因带来的。社会学有一个小领域专门研究生物特性与人类行为特征的关系,即生物社会学。生物社会学的一些研究的确证明,人的某些特别行为(如犯罪行为)与生物特征有关,却没有证明人的习惯与生物特征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在社会认知中,人们却常常把人的习惯与人的生物性相关联。在中国社会,人们对出身的尊重有着悠久的历史,“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说的正是父代通过遗传基因对子代的影响。当然,这句俗语关注的不仅是生物特征的影响,更多关注的是家风即文化的影响。不仅中国社会如此,世界上的其他社会也有类似的认知。譬如在印度,“贼的儿子总是贼”是一个“常识”;在美国,人们常常依据姓氏初判某人社会地位高贵与否。甚至有人对姓氏与社会地位进行了专门研究,并把这一策略运用到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研究中。
一些人则以为习惯是后天的,是社会塑造的。社会学的基本观点认为,人的行为特征是在社会化进程中逐步塑造和形成的,且随着环境的变化,一辈子都在塑造之中。在中国社会,人们对教养的尊重有着悠久的历史,“上行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类似的俗语与谚语折射出中国人在漫长社会实践中经过反复检验的社会认知,即认为人的习惯是后天养成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完美地诠释了社会环境对人的习惯的影响,也常常被用来证明人的习惯是环境造就的。
如果我们把“天生的”理解为人性,那么,人性与习惯是一个事物的表里两面——人性为里,习惯为表。以对人性的认知为基础,习以为常的下意识行为便是习惯,或许受着生物因素的影响,同时在成长中受到的环境影响也不言而喻。在接下来的篇幅里,我将先聚焦于中国人的特征性习惯,而不直接参与习惯从哪里来的争辩。我们从中国文化对人性与习惯的一些基本假定开始,循着“知—信—行”的认知路径,探索中国文化展现的思维方式、社会理想、行为追求和闲暇安排,从中体悟中国文化呈现的人性与习惯。当然,我们并不否认生物因素对人性与习惯的影响,只是更倾向认为,无论人性如何,习惯的养成与行为的表达更多地受到人们所处环境的影响。后,再回过头来梳理中国文化对人性与习惯关系的历史探讨,为读者自己进一步思考与探索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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