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福岛时代中国核能的公众接受度与社会抗争研究

这是一项聚焦于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特定历史阶段，探讨中国核能社会接受度与邻避对抗风险的系统性研究。绪论部分除了分析研究的社会背景和研究背景，将重点介绍总体研究设计，说明研究的目的意义、框架内容思路，还有数据与方法。

一社会背景

以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为标志，国际社会迎来了核能发展的后福岛时代，新的社会特征与历史问题在这一时期重合到了一起。

（一） 国际核能发展道路出现分岔

1905年爱因斯坦（Einstein）发表相对论，指出质量和能量可互相转化，其公式为“E=mc2”。在真空中，光速（c）为每秒30万千米。这意味着物体只要减少一点点质量（m），就可以转化为巨大的能量（E）。1938年德国化学家哈恩（Hahn）和施特拉斯曼（Strassmann）用中子轰击铀原子核，发现重金属元素铀的原子核裂变反应，具有上述质能转化特性。据此，意大利裔美籍科学家费米（Fermi）在芝加哥大学建成世界座核试验堆，并于1942年12月2日进行了首次自持链式反应实验，实现了可控的核能释放，原子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至今民用核电大致经过了五个发展阶段： 

（1） 20世纪50—60年代，核电发展草创期。1954年6月27日，前苏联建成了世界首座民用核电站——“奥布林斯克”核电站；1956年，英国建成世界上座商业运营核电站——“考尔德豪尔”核电站；1957年美国建成世界上座压水核反应堆——“西坪港”核电站；法国、德国和日本也均在这一时期进入核能商用国家行列。

（2） 20世纪70—80年代，核电飞速发展期。以法国和日本为代表，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核能，年度新开工建设反应堆经常保持在两位数，至80年代晚期，核电占到了全球电力总量的17%（Kidd， 2013）。

（3） 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核电发展陷入低潮期。1979年美国三哩岛核事故、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惊疑和恐慌。特别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破坏性极大，给欧洲各国社会造成了长期的不可逆的环境、身体和心理伤害，导致国际核电的发展进入低潮。核电占全球电力比出现萎缩，降至全球电力总量的14%（Kidd， 2013）。

（4） 21世纪的个十年，被称为“核子复兴（Nuclear Renaissance）”期。油价、电力和气候变化的压力，推升公众的核能接受度，欧美各国核电发展环境走向宽松，政策上也有了松动的迹象。但从反应堆新建情况看，年均开工数量依然维持在个位数，核电占全球电力的比例继续维持在14%，“核子复兴”时代实际并未到来（Kidd， 2013）；

（5） 2011年日本爆发福岛核事故，核电发展转入“后福岛时代”。主要核能利用国家在核能发展取向上产生分歧，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瑞典迫于社会压力，都宣布“退出核电”计划。德国作为“重核裂变反应”发现者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的故乡，决定于2022年之前关闭全部核反应堆，对国际公众的核能心理认知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日本政府作为核事故发生国家，关闭了大部分核电站，核能发展政策进入了国内消极研讨阶段。不过，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印度和越南，坚持积极的核能发展战略；作为核能大国的美国和法国，则基本维持着原有的核能利用地位。

受2011年福岛核事故的影响，全球核能发电量呈现出“V”形走势。2010年全球核能发电量为626.3 Mtoe油当量（Oil Equivalent），指按标准油的热值换算的能源量指标，也称标准油。Mtoe表示百万吨油当量（Millon Ton Oil Equivalent）。1吨油当量等于1.4286吨标准煤。，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影响了世界核能利用格局，当年全球核电发电量下降到600.4Mtoe， 2012年缩至559.3Mtoe，到达谷底，然后逐年缓慢回升，至2015年回升至583.1MtoeIAEA PRIS （Power Reactor Inormation System）. Operational & LongTerm Shutdown Reactors， 31， May， 2017， http：//www.iaea.org/PRIS/World Statistics/Operational Reactors By Country.aspx.。这是一种典型的“V”形走势。在此期间，中国实施了宏伟的核能拓展计划。2010年中国核电发电量为16.7Mtoe，占全球核能总发电量的2.67%；2015年增至38.6Mtoe，占到全球核电总发电量的6.62%BPstats.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6： 35. http：//bp.com/statisticalreview.。

如果考虑与GDP全球占比（2015年中国的GDP占全球总量的14.84%）相匹配，中国的核电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是我们无法否认这种发展速度非常惊人——中国核电发电量的年均增长率，2005—2011年为5.76%，2011—2015年就变成了18.37%。2011年中国核电运行和在建装机容量有4179万千瓦（肖新建，2012），根据《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2020年达到8800万千瓦，十年内总量要翻上一番。作为推动国际核能发展的引擎，中国新规划和新建设的核电站、核燃料基地和核乏燃料处理厂项目将日益增多。以2013年为例，中国开工建设的核反应堆数量占到了全球总开工数的38.9%，筹建的核反应堆占到了全球总筹建数的52%，发展速度非常快。

中国的核电发展有些不走寻常路。在世界核能发展的低潮期，中国的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第二座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建成投产；而在后福岛时代，世界核能发展出现重大分歧之际，中国坚持了自己宏伟的核能拓展计划。从国际核能发电量的变化看，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核电发展冲劲一览无余。但是，国际环境影响着本国公众的风险认知与反核情绪。在外部形势拖累之下，中国政府积极扩大核电比重、谋求做大核电，虽然巧妙地利用了城市空气污染治理和国家能源结构调整的契机，以及大型国企的市场支配地位，在多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在快速发展核电的过程中，国内发生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可见，我们必须紧跟中国核电大发展的步伐，加强对核能公众接受度与反核社会冲突的研究，为核能政策的顺利施行提供理论支持。

（二） 各国公众核能接受度不足

原子时代的缔造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曾经说过：“在将来，核能领域公众对核能的意识和接受度将成为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忽视了它。”（Wu， et al.， 2013）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公众接受度不足或突然下挫，是阻碍核能发展的关键问题。德国和瑞典等国的案例说明，公众接受度会在政治过程中发挥作用，低接受度会牵引造成高压力，迫使本国政府不得不调整甚至退出核电利用；世界各地的反核运动表明，在核能利用过程中，公众认可水平不足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例如： 1977年西班牙毕尔巴鄂、1979年美国纽约、1981年德国汉堡、1986年意大利罗马、2011年日本东京，都发生过10万人以上超大规模反核游行示威活动，其他国家规模较小的反核集体行动更是不计其数。

调查表明，中国社会公众的核能接受度明显高于美法德日等主要核能国家（Kim， et al.， 2014; Wu， et al.， 2013），但人们对于在居住地建设核电站的接受水平明显偏低（肖慧娟，2001；戴正等，2014；陈钊等，2009）。在中国，核能项目属于典型的邻避项目。中国建设第二座核电站时就爆发了群体性事件——1986年香港反对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事件；30年后的2016年，江苏连云港发生了反对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事件，抗争的对象变成了核乏燃料后处理厂。不过，人们的核项目邻避心理依然炽烈。在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大大小小数十起抗争事件，其中以台湾反对第四核电厂的斗争为激烈（周扬清，2014）。而除大亚湾核电站之外，绝大部分被针对的项目命运多舛。

各类反核事件的出现，向我们传递了清晰的风险信号——在中国社会“恐核”和“反核”情绪十分强烈；地方民众存在核能接受度不足的问题，这对于积极发展核电的中国是一个大问题。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使一些国家的核能公众接受度大幅下滑，也影响了中国大众的核电风险认知（方芗，2014）。中国政府发展核能，除了需要特别关注核安全问题本身之外，还必须科学应对后福岛时代核能接受度下降的问题。从研究角度看，当务之急是要辨识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探讨有效的风险治理模式，而这些都有赖于更深入的专项研究。

美国的实践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1979年三哩岛核事故和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曾经严重挫伤了美国社会对核电的接受水平（Bolsen & Cook， 2008），但是2010年盖洛普（Gallup）的调查说明，通过风险沟通与信任重建，美国公众的接受度得到了明显提升（Jones， 2010）。虽然日本福岛核事故的发生同样让美国政府非常被动，但先前的努力至少说明，公众对于核能的认可水平是可调节的。在后福岛时代，中国政府需将提升核能接受度、调节反核行为倾向，作为新项目规划建设的重要条件。当前，中国政府对重大项目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就是希望能够在事前防范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不过目前这项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完善。有鉴于此，本书将在政策研究部分，突出对核能项目认知调适、风险沟通，以及重大项目“稳评”机制的研究。

（三） 能源、气候、社会安全问题多点重合

核能因为具有高能效、经济和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特点，在许多国家取得了“通行证”。但是，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为帮助各国完成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指标，确立了两套应对机制——清洁能源发展机制和联合执行机制，特地将核能项目排除在外，提出的理由为核电可能不安全、不经济，或可能与武器制造有关（Rogner et al.， 2010）。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 IAEA）对此相当不满，建议重新对核电进行评估，并将之纳入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Rogner， et al.， 2010）。2010年，国际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发布《核能： 可持续、气候变化和市场竞争》，重申发展核能有利于解决当前世界关键的三大问题——资源不可持续、气候变化和电力市场竞争问题（田愉和胡志强，2012）。中国的上述三大问题也很严重，需要借力发展核能这条道路。

（1） 从资源可持续性看，2013年中国的化石能源消费占本国能源消费总量的90.2%，其中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在本国能源消费比例中分别为67.8%、17.5%和5.3%。过度的一次性能源消耗，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认识到了这种能源消费模式的短视与粗放，正在不断调整和改进。至2020年，中国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下降到了84.3%，其中煤炭消费占比下降到了56.6%，但是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占比却上升为19.6%和8.2%。这些数据源自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 (70th edition), 20210608, BP P.L.C., UK.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1fullreport.pdf.可见，能源消费模式的调整前路漫长，发展劣势尚未根本扭转，调结构依然任重道远。

（2） 从能源市场竞争看，中国作为经济发展强劲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源消费需求年年攀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2000年为1000.7Mtoe，2010年达到2491.1Mtoe、增长148.9%，2020年涨到3474.2Mtoe、增长247.2%（BPStats， 2021）。虽然中国人均能源消费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人口总量世界，能源消费呈现持续扩张态势，使得能源供给十分紧张。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的煤炭消费国、的石油进口国。国家的能源安全，要求提升能源自给率。

（3） 从气候环境变化看，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中国存在不容忽视的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2008年起，中国便被认为是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国家，在道义上一直被国际社会置于不利的位置（Murdoch， 2008）。2013年，中国部分城市又发生了历史罕见的雾霾污染，治理空气污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应对气候环境变化，2015年11月中国政府在法国巴黎世界气候大会上做出政治承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为此中国必须不断优化一次性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清洁能源，逐步降低化石能源消费占比。

在以上三重压力下，中国的核能发展需求非常迫切。以核电部分代替煤电，已成为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的发展取向。但是要顺利推进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化石燃料（以煤炭、石油为主）的利用尽管会出现诸如酸雨、雾霾、温室气体排放、资源不可再生、矿难等问题，但是在中国很少引起激烈对抗；而对于核能项目，核辐射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极低，中国“至今没有发生2级以上核电事件”（袁于飞，2017），但是地方民众反对在居住地建设核能项目的态度却非常鲜明。尤其是进入后福岛时代，邻国日本发生7级核事故的负面影响一时难以消化，国内核电项目选址地民众的核能接受度低迷，给项目推进带来较多困难。

从专家意见、网民意见，以及核电站周边居民意见可以看到，持赞同与持批评观点的人们的心理认知非常复杂，经常会形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中国围绕核能项目建设已多次爆发争论或冲突。参与争论各方提出了许多立场迥异的观点，形成了中国核能技术和核电项目发展的舆论场域。总体看，持支持观点的人往往更为知性和温和，持反对观点的人则比较情绪化。显然，中国社会公众对于核能发展的微观社会心理，关于核能发展的议题观点，是探测核能项目社会冲突风险、完善危机公关方案、沟通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参考素材。但是，当前还未见有人对这些相关的社会情绪、态度和议题观点做过系统梳理，本研究希望能够弥补这一点不足。

总之，当前中国核能公众接受度不足的问题，与本国能源短缺、邻国核事故、全球温室效应、本国大气污染治理、核电项目邻避效应、社会变迁等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使得核能发展形势趋于复杂化。经济的因素、安全的因素、社会的因素、环境的因素是国际核电站建设必须综合考量的四条通则（杨海霞，2011）。本研究将基于系统论的视角，从多个角度剖析中国社会的核能接受性和反核冲突问题。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核能社会公众接受与不接受问题的专著。研究立足于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世界核能发展形势恶化的时代背景，基于学科交叉和国际比较的视野，探讨中国社会公众对于核能的复杂心理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思考如何防范和化解核能发展的社会冲突风险。该书可供重大项目社会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参考使用。

 这是一部研究中国核能社会公众接受与不接受问题的专著。研究立足于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世界核能发展形势恶化的时代背景，基于学科交叉和国际比较的视野，探讨中国社会公众对于核能的复杂心理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思考如何防范和化解核能发展的社会冲突风险。该书可供重大项目社会风险管理研究与实践参考使用。

  肖群鹰，1975年11月生，福建泉州人，2009年获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后出站。现任西安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社会风险分析与评价等领域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基金项目3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3项、重点项目1项。发表中英期刊论文30余篇，合著《公共危机管理与社会风险评价》、《中国公共安全评论》等书。

前言1

部分〖〗绪论1

一社会背景2

二研究背景7

三提出问题19

四研究设计20

第二部分〖〗中国核能发展的形势与环境27

章新时期中国核能发展的形势28

一中国的能源结构28

二能源结构与碳排放的国际比较32

三后福岛时代国际核能利用的格局变化36

四世界与中国能源的未来45

第二章中国核能发展战略分析53

一发展核能或可解决的问题53

二中国核能技术的性能指标59

三中国核能的发展阶段66

四核能发展战略的SWOT分析70

第三章中国核能的发展现状75

一中国核能设施的空间分布75

二核能利用的国际比较78

三中国铀矿的储量与消费82

第三部分〖〗中国核能的接受度与社会抗争85

第四章核能的公众接受度86

一公众接受度的内涵86

二核能公众接受度的调查与结论89

三核能公众接受度的影响因素97

第五章核能技术应用的风险感知105

一提出问题105

二数据与方法106

三核能技术的风险感知107

四核电站周边居民的风险感知频谱115

五讨论118

第六章中国核能发展的议题对抗121

一引言121

二文献回顾122

三分析资料与研究方法124

四我国核能舆论场域的话语竞争127

五我国核能舆论场域的社会心理特征135

六结论与讨论137

第七章西方反核运动的发展态势与特征139

一引言139

二西方反核运动的发展阶段和主要形式140

三国际反核运动的特征149

第八章中国核电登峰之路的社会抗争155

一引言155

二中国的反核事件156

三与西方反核运动的差异性比较162

四中国反核事件的自有特征分析166

五讨论与建议168

第九章核能社会抗争机理辨析171

一反核事件形成机理的理论辨析171

二核能社会抗争的分层解析框架175

三讨论178第四部分〖〗核能接受度与社会抗争的影响机制179

第十章核电站公众信任机制的探索性研究180

一背景与问题180

二数据与方法184

三结果189

四讨论191

第十一章核电站公众接受度的公平机制探索194

一背景与问题194

二数据与方法198

三结果199

四讨论202

第十二章核能技术应用的社会抗争模型与

测量量表205

一提出问题205

二研究综述206

三数据与方法208

四结果211

五讨论214

第十三章邻避项目抗争的社会动员机制216

一提出问题216

二案情介绍217

三为何如此不同： 两市市民如是说224

四社会抗争的资源动员比较227

五讨论232

第五部分〖〗低接受度与社会抗争风险的防范和化解233

第十四章利用大数据监测核能项目的“民意”234

一研究背景234

二理论解释模型235

三变量操作化237

四检验241

五核能项目在线“稳评”模式设计249〖〗第十五章核能的心理认知调适255

一撬动心理认知障碍255

二发展反馈当地的显性制度257

三从双路径提升公平与信任258

四让技术与社会一起成长259

五讨论263

第十六章核能应急风险沟通264

一实施应急风险沟通的必要性264

二核能风险沟通的规范和依据267

三风险沟通的阶段与框架269

四基于WSR方法论的核能应急风险沟通

方案设计273

五讨论282

第六部分〖〗总结与建议283

一主要研究工作284

二主要研究结论286

三创新与突破290

四对策建议291

五发散思考295

附录A国际核能公众接受度调查数据303

附录B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