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中国种子问题

导 读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自从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以光刻机为代表的高科技“卡脖子”开始影响到社会生活。事实上，中国种业与国外水平差距大致与高科技差距相接近，也存在类似的“卡脖子”可能性，只是表现方式与光刻机不太一样。
堪用与致用
书中提到“我国农作物良种国产化率超过95%，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0%”。这一个概念实际上选择的参照系是历史纵向比较，而非横向的现实比较。关于国产化率和自给率的问题，很多时候并非“”比较，而是“相对”比较。种源“卡脖子”在很多时候是相对概念，而并不是意义上的无种可用，即种源“堪用”与“致用”之间的差别。
对这一点，社会公众很难理解，大家觉得每天都正常饮食，怎么会被“卡脖子”。而且在历史上，农业长期都是自留种，鸡生蛋、蛋生鸡，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会有问题？大不了少吃几个鸡蛋！实际上，现在中国也可以生产12nm以上的芯片，28nm以上的光刻机也可以生产，那为什么还会被卡脖子呢？原因很简单，所谓“堪用”对应的手机只是打电话、发短信，但是我们当前的应用却有着丰富的场景，游戏、视频乃至加密都产生了新的算力需求，人们也不会接受带一块板砖大小的设备四处活动。
种源“卡脖子”也是类似，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以玉米种子“先玉335”为例，此前农户种植玉米，因为担心发芽率不高，穴播一般都会放上2粒种子；但是“先玉335”推广以后只需要播1粒，使得种子用量直线下降。2006—2020年间，我国玉米产量从1.5亿吨增长到2.6亿吨，玉米种用量从200万吨降到100万吨。按每亩用种量来计算，2006—2020年间每亩用种量从4.7千克下降到1.6千克。在这个技术进步过程中，“先玉335”起到了重要作用，即“致用”。
在玉米育种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国内育种水平也在明显提高，但是仍然要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异。如果说比平均单产没有意义，那么可以对比高产纪录，2019年，美国玉米单产纪录是每亩2.58吨；根据能够公开查询到的资料，2019年中国示范田玉米亩产达到1.66吨。当前中美玉米单产差距主要是表现在种植密度和单株产量，而这两个指标取决于品种的耐密性和抗逆性，底子是品种差异，实际反映的是育种科技水平的差距。
种源与产品
世界各国都对特定种源的输入和输出进行了明确的规范，真正意义上的种源“卡脖子”并不指各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而是因为种源相对落后带来的可能结果，无外乎两种：
一是种源层面。由于长期无法提升原种研发的能力，使得种源市场需求持续依赖进口，终导致技术依附。2020年，中国牛冻精液进口额为6122万美元，同比增长45.8%，而2009中国牛冻精液进口不足500万美元；在进口快速扩张的同时，国内牛冻精液生产从2013年的5139万支下降到2019年的3152万支。尽管这里有一部分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国产效率提高，但是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是：市场对进口牛冻精液的认可。现代技术能力和水平，实验室的成功只是步，真正的成功还需要市场和用户的检验。当今时代，一方面是技术引导市场，另一方面是市场选择技术，在市场选择背景下走向进口依赖，让人忧虑。
二是产品层面。由于种种原因，特别受环境条件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种源都通过直接贸易的方式进行，尤其在农作物种子领域，能够做到直接贸易并大量推广的品种非常有限。相当数量的种源贸易是通过产品贸易方式的方式间接实现的。当前中国大量进口大豆很能说明问题，2019年中国大豆单产为每亩109千克，而美国为每亩233千克、巴西为222千克。中国大豆与美洲国家大豆生产效率差别显著，在很大程度上是种子原因，其结果就是，如果不进口种子，那就要进口产品，种源的差距终传导到产品层面。相当数量的农产品进口，除了农业资源之外，内在因素实际是科技差异，例如种源差异。
植物与动物
书中提到“当前粮食作物种子问题不大，但几乎全部的动物种源都存在问题，大型动物更是基本没有破题”。仍然以牛冻精液为例，国产冻精即使享受国家补贴，但是大型养殖主体却不买账，宁愿花更高成本购买进口冻精。这种情况在现实中并不是个案，种猪、种禽、种虾等都是如此。显然，当前动物种源引进与植物有很大差别，需要对植物和动物分开进行讨论。当前之所以作物良种国产化率更高，而动物种源在商业层面的的国内国际差距明显，其根本差异在于是否需要驯化。由于植物种源在引进时比动物更复杂，于是演化出两条不同的技术路线，并终导致了植物和动物在种业发展上呈现两种形态，即：植物种源引进终演变为产品进口，而动物引进则演变为遗传物质进口。作物良种的高国产化率高也不意味着就可以高枕无忧，如前所述，动物种源相当数量依赖进口，一眼就可以识别，而植物种源的进口很少，差距却表现在农产品进口上。在考虑种源的具体问题时，植物和动物需要分开讨论，不过其中的基本问题都是一致的。
无论植物还是动物种源，从产业发展和产业安全角度，无论是物质材料还是技术研发，关键都在于人的智慧活动，即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在种业领域，现代和传统的差距在于人类智慧对种源影响的深度。现代种业历史并不长，中国种业历史则更短，尽管如此，创造出的“奇迹”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大。无论是诺曼·博洛格，还是袁隆平，通过新品种的选育几乎改变了人类发展的进程。相信我们这一代人在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世界“零饥饿”目标的实现。
转基因
“一切恐惧源于无知”。转基因技术及其应用日益成为人类认知水平的试金石。抛开技术问题，从本能角度，人类行为都是趋利避害的，同时在认知上也是存在天然缺陷的。当前，在世界范围内，恐怕反对转基因人群的数量远远超过支持者。十分讽刺的是，几乎所有的反转人士，恰恰是转基因的受益者。正是因为转基因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人类才可以获得如此廉价的食物供应，农事活动才越来越少的依靠人类体力，文明才可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反对转基因和反对火车、反对电、反对新生事物一样，本质上是无知。
从技术上来讲，转基因品种的商业化有着严格的程序，从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安全证书审批，后到商业许可，安全是通过科学标准和规范得到保证的。至今，所有对转基因商品的质疑和反对，要么是情绪化表达，要么是未经验证的信息发布；相反，任何一种转基因商品的上市，都经过了严格的科学验证。我始终相信，时间会站在转基因一边，会站在先进科技一边。正因为如此，在转基因领域的研发一旦落后，我们的种业发展就可能面临“脱代”的风险。
《直面中国种子问题》这本书立足中国种业实践，站在全球视角阐释了种业演化历程，并对未来种业发展提供了路径选择。全书不仅描绘了种业发展的历史图谱，对种业发展的演化逻辑和一般性规律进行了直观呈现；更对我国种业进行了把脉问诊，切中行业发展的梗阻，正面提出问题，回应社会关切。本书对种业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历程和方向都做了非常全面的描述，对了解中国与全球种业的概貌提供了很好的指引。不论是种业的业内人士，还是有兴趣了解种业发展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种业本身是个具体问题，但是在方法论层面检验我们对未知的态度，在价值观层面考验我们的包容性。种子堪称农业的“芯片”，大国种业正疾驰在通向未来的赛道上！

胡冰川
2021年于北京

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种子问题成为“卡脖子”问题，很多农业种子依赖国外，农业现代化，种子是保障。种业代表了一个国家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未来农业的竞争关键是种子的竞争，要从源头上解决和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解决种子问题，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本书从中国种子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谈起，介绍了现代种业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国目前种业发展情况，结合世界种业发展的科技趋势，剖析造成我国种子“卡脖子”的主要原因，寻找破解种子问题的对策和路径，提出市场化是解决种子问题的关键。本书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也可供“三农”相关工作人员参考。

陈明，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土地制度与城乡发展问题研究。
著有《土地政治论》，在《学术月刊》《人文杂志》《中国农村观察》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其中8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在《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澎湃新闻”等媒体发表社会评论40余篇，报送内参报告3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等部委项目6项。曾获第八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提名奖、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信息奖等奖项。

当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种子问题成为“卡脖子”问题，很多农业种子依赖国外，农业现代化，种子是保障。种业代表了一个国家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强弱，未来农业的竞争关键是种子的竞争，要从源头上解决和保障粮食安全，就必须解决种子问题，实施现代种业提升工程。本书从中国种子现状、面临的主要问题谈起，介绍了现代种业发展的历程，以及我国目前种业发展情况，结合世界种业发展的科技趋势，剖析造成我国种子“卡脖子”的主要原因，寻找破解种子问题的对策和路径，提出市场化是解决种子问题的关键。本书适合一般读者阅读，也可供“三农”相关工作人员参考。

陈明，管理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土地制度与城乡发展问题研究。
著有《土地政治论》，在《学术月刊》《人文杂志》《中国农村观察》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其中8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转载，在《新京报》《经济观察报》“澎湃新闻”等媒体发表社会评论40余篇，报送内参报告3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农村部等部委项目6项。曾获第八届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提名奖、中国社科院优秀对策信息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