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论

主编说明

自从到大学工作以后，就不时会有出版社约我写文学史。很多文学教授，都把写一部好的文学史当作毕生志业。我至今没有写，以后是否会写，也难说。不久前就有一份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文学史合同在我案头，我犹豫了几天，终还是没有签。曾有写文学史的学者说，他们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是以一个时代的文学批评成果为基础的，如果不参考这些成果，文学史就没办法写。

何以如此？因为很多学问做得好的学者，未必有艺术感觉，未必懂得鉴赏小说和诗歌。学问和审美不是一回事。举大家熟悉的胡适来说，他写了不少权威的考证《红楼梦》的文章，但对《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几乎没有感觉。胡适甚至认为，《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不如《儒林外史》，也不如《海上花列传》。胡适对知识的兴趣远大于他对审美的兴趣。

《文学理论》的作者韦勒克也认为，文学研究接近科学，更多是概念上的认识。但我觉得，审美的体验、“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的精神创造同等重要。巴塔耶说，文学写作“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这种灵魂的赤裸呈现，若没有审美理解，没有深层次的精神对话，你根本无法真正把握它。

可现在很多文学研究，其实缺少对作家的整体性把握。仅评一个作家的一部作品，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作品，都不足以看出这个作家的重要特点。比如，很多人都做贾平凹小说的评论，但是很少涉及他的散文，这对于一个作家的理解就是不完整的。贾平凹的散文和他的小说一样重要。不久前阿来出了一本诗集，如果研究阿来的人不读他的诗，可能就不能有效理解他小说里面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于坚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很多人只关注他的诗，其实他的散文、文论也独树一帜。许多批评家会写诗，他写批评文章的方式就会与人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诗歌与评论必然相互影响。

如果没有整体性理解一个作家的能力，就不可能把文学研究真正做好。

基于这一点，我觉得应该重识作家论的意义。无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对话，重新强调作家论的意义都是有必要的。事实上，作家论始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宝贵传统，在1920—1930年代，作家论就已经卓有成就了。比如茅盾写的作家论，影响广泛。沈从文写的作家论，主要收在《沫沫集》里面，也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一种实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以作家论写作闻名。当代文学史上很多影响巨大的批评文章，也是作家论。只是，近年来在重知识过于重审美、重史论过于重个论的风习影响下，有越来越忽略作家论意义的趋势。

一个好作家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甚至他本身就构成一部简易的文学小史。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正在发生的语言事实，要想真正理解它，必须建基于坚实的个案研究之上；离开了这个逻辑起点，任何的定论都是可疑的。

认真、细致的个案研究极富价值。

为此，作家出版社邀请我主编了这套规模宏大的作家论丛书。经过多次专家讨论，并广泛征求意见，选取了五十位左右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又分别邀约了五十位左右对这些作家素有研究的批评家作为丛书作者，分辑陆续推出。这些作者普遍年轻，锐利，常有新见，他们是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以作家论的形式为当代文学写史、立传。

我相信，以作家为主体的文学研究永远是有生命力的。

谢有顺

2018年4月3日，广州

本书是关于中国当代作家、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一部文学评传。作品采用文本细读法，以莫言的作品为基础，对莫言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细致、客观、清晰的梳理和分析。作者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宏观角度，深入剖析了莫言创作的乡村世界和文学地理、感官经验及物化世界、伦理僭越与文化批判、语言风格与文体特征、茂腔叙事及声音诗学等方面的特征，是一部成熟、扎实的评传作品。同时，作者对莫言与现代汉语小说叙事的未来，阐明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张闳，1962年生，文化批评家、作家。曾为医生，后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是文化符号学批评和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主要著作有《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及精神密码》《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声音的诗学——现代汉语抒情艺术研究》《乌托邦文学狂欢（1966-1976）》《钟摆，或卡夫卡》《欲望号街车——流行文化符号批判》《符号车间——流行文化关键词》等。近年转向文化哲学和文化神学领域。

导　论　从高密东北乡到斯德哥尔摩

章　莫言的乡村世界与文学地理

第二章　莫言的感官经验及物化世界

第三章　莫言的伦理僭越与文化批判

第四章　莫言的政治讽喻与暴力美学

第五章　莫言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征

第六章　莫言的茂腔叙事及声音诗学

余　论　莫言与当代小说写作的未来

莫言创作年表

莫言评论要目

本书是关于中国当代作家、首位中国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一部文学评传。作品采用文本细读法，以莫言的作品为基础，对莫言的文学创作进行了细致、客观、清晰的梳理和分析。作者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宏观角度，深入剖析了莫言创作的乡村世界和文学地理、感官经验及物化世界、伦理僭越与文化批判、语言风格与文体特征、茂腔叙事及声音诗学等方面的特征，是一部成熟、扎实的评传作品。同时，作者对莫言与现代汉语小说叙事的未来，阐明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观点。

张闳，1962年生，文化批评家、作家。曾为医生，后获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化理论与文化批评，是文化符号学批评和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主要著作有《黑暗中的声音——鲁迅<野草>的诗学及精神密码》《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声音的诗学——现代汉语抒情艺术研究》《乌托邦文学狂欢（1966-1976）》《钟摆，或卡夫卡》《欲望号街车——流行文化符号批判》《符号车间——流行文化关键词》等。近年转向文化哲学和文化神学领域。

导论　从高密东北乡到斯德哥尔摩

一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①平安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文革”开始之后，小学尚未毕业的管谟业辍学回家务农，做过临时工。1976年参军，历任警卫员、副班长、文化教员、政治教员、保密员、宣传干事等。1981年在一家地区性文学刊物《莲池》上发表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开始进入文坛。1984年，莫言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85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轰动。1986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红高粱》，引起更大的轰动。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6年6月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文化部工作，成为专业创作员。在这几年里，他创作有大量中短篇小说，如《枯河》《欢乐》《红蝗》《爆炸》《球状闪电》等。1988年根据莫言原著改编、张艺谋执导的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同年，莫言进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学习，1991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从部队转业到《检察日报》任记者。自1990年代初以来，莫言连续写出了《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等多部长篇小说，及《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师傅越来越幽默》《拇指铐》《司令的女人》等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先后获得“大家·红河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红楼梦奖”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韩国“万海文学奖”等多项国内外文学大奖。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以上是莫言的简短履历。这个简历看上去并无多少特异之处，但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试想，如果当代中国文坛少了这个人，无疑会一下子黯淡了许多。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人居然是一位农村出身的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写作者。莫言的文学成就堪称当代中国文学界的奇迹。

莫言的小说世界对应的现实空间，是他的故乡——山东省高密东北乡。他小说中的许多故事，都被安置在故乡的空间来展开。他将这个方圆不过几十里的北中国的乡村，通过文学，成为文学世界的中心，一个个神奇故事的策源地。这个坐落在胶东平原的村落，历史上并无特别的大事可记，也缺乏圣贤名流、达官贵人的可资夸口。但他们那里却有着伟大的说书、讲故事的传统。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蒲松龄的怪异故事的提供者。在他们的故事世界里，充斥着狐妖蛇怪、魑魅魍魉。当然，毫无疑问，这些怪异的事物实际上是他们心目中现实世界的真相。莫言正是这些讲故事的人的现代传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莫言，一直耳濡目染这种种的奇异故事，同时，现实生活也为他提供了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奇观和异事。这一切——现实的和讲述中的——都成为莫言写作的重要资源。

关于少年时代的莫言的经历，他本人在许多回忆性的散文和访谈录中，都有过较为详尽的谈论。在这些谈论中，有一点非常重要，即他的“辍学”。少年莫言在高小阶段因与学校发生冲突，被勒令退学，之后他不得不回家务农。对于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年来说，失学在家，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耻辱。而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未成年人又无法承担沉重的农业劳动，只能作为半个劳动力。于是，他不得不混迹于同样作为半个劳动力的妇女和老人中间，从事相对较轻的体力劳动。与这些人在一起劳作的经历，对于莫言来说，是一笔难得的财富。田间地头就是他的课堂，野老村妇就是他的老师，从那里，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鲜活的知识，有趣的故事和传说，各种生机勃勃的俚语、粗话，也可以领略乡间底层文化魅力。他在那里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小学、中学乃至大学。这一切，正是莫言文学想象力和语言的源头活水。

辍学经历带来的另一重影响，是对少年莫言的求知欲的刺激。这位渴求读书的少年，却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让他陷入极度的知识饥饿状态。正如他在那个时代所经受的肉体的饥饿一样，知识上的和精神上的饥渴同样强烈地折磨着他。这促使他寻找一切可能找到的书籍来阅读。在知识的世界里，他像一匹贪吃的小兽，贪婪地寻找一切可以入口的东西。他是文学荒野上的野生动物，饥肠辘辘而又充满野性活力。他几乎读尽了那时可以找到的一切书籍：流行的样板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少量的所谓“禁书”。这些在今天看来似乎是缺乏足够的文学性的读物，填满了少年莫言饥渴的知识肠胃，虽然算不上营养丰富，但也让他得以在精神上长大成人。在那个时代，谁又不是靠着这种粗糙的精神食粮（和物质食粮）长大的呢？相比于按部就班的文学教育，这种发自内心之热爱和出于饥渴的追求，更接近于文学原初的生命状态。

二

另一种生活经历对于莫言来说，也同样重要。那就是其“军旅生涯”。漫长的军旅生涯，是莫言人生中为重要的阶段，也是他在文学上的生长期和成熟期。如同青春发育期是人生的重要转折一样，作为作家的莫言的这一阶段，是在部队里开始和完成的。

参军，对于许多北方农村青年来说，是人生的一个梦想，也是其命运改变的初阶。在那个时代，农民身份是一种咒诅，意味着他得终生被捆绑在贫瘠的土地之上，囚禁在闭塞的乡村故土，得依靠终年艰辛劳作，勉强得以糊口。而且，这种身份还是世代相传的。祖祖辈辈都得过着同样的艰辛日子。参军，意味着可以至少是暂时地脱离土地和劳作，脱离那片土地上充斥的肉体上的饥饿和精神上的苦闷。在部队，可以不愁吃穿，还能学到文化和技术，某种谋生手段。在和平年代里，这对于农村青年来说，不失为一个上好的选择。如果自己有点儿文化和能力，又努力表现，再加上一点儿运气的话，还有可能入党、提干，成为军官。而军官提升到一定的级别，就能够常驻军营，而且还可以让家属随军。即便日后退役转业，也可以到地方上成为国家编制的干部。这也就意味着——他及他的妻子儿女，从根本上脱离了农村，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农民来说，可以说是一步登天的命运转变，不亚于登科中举。这种农村青年的艰苦梦想，在其他来自乡间的有部队背景的作家，如周大新、阎连科、刘震云、柳建伟等人的笔下，都有过充分的揭示。到了1980年代，这一梦想的实现路径，被考大学所取代。

莫言的军旅生涯也循着这一惯常的路径行进。他在连队里入党，被提拔为干部，文化教员，通讯员……一步一步成为具有文职性质的军官。然后，从那里开始了他初的写作生涯。他自称是为了过上“天天有饺子吃”的日子而开始文学写作的，这一说法虽然有些夸张，但也部分是实情。物质生活的诱惑，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强大精神驱动力。

在莫言开始写作的时候，也就是1980年代的初期，中国大陆的文学界基本上是由两类人平分天下。一类是中年一辈作家，他们大多有一些不幸的遭遇，当过“右派”，后获平反，即所谓“归来者”一群，或者是“文革”期间的黑暗政治的受害者。另一类是莫言的同时代人，他们相对年轻一些，但大多数属于“知青”族群，他们都有过“红卫兵”时期“造反”的辉煌经历和上山下乡的光荣磨难。这一代人总体上相信，归根结底世界是属于他们的，尽管实际上他们几乎是完全被现实所抛弃的一代。这两类人作为文学写作者，却有着许多优势：比一般人更好的文学修养，不凡的生活经历，以及由这些经历所带来的更多、更早的文学上和政治上的自觉，因而也就能较好地迎合当时的文学主潮，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他们支配着文学的主潮。

但莫言不属于这两类人，按照当时的文学观念，他在写作上毫无优势可言。1980年代初期，莫言初的一批小说发表在几家地区性的文学刊物上，也并未显出有多少特别之处。他差不多仍然沿用当时通行的一些小说写作模式，或者说，多少有些在刻意模仿“右派”一代或“知青”一代的写作。如描写美好的人性（如《春夜雨霏霏》等），写特殊年代里农民生活的困苦和干群关系（如《黑沙滩》等），至于那些描写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的作品（如《丑兵》《白鸥前导在春船》等），则基本上是当时所谓“军旅文学”描写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典型套路。所以会有专事“军旅文学”研究的专家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将莫言划归在他的研究领域。的确，如果没有后来的转变，莫言确实就会往“军旅文学”的道路上发展，这样，我们就会多了一位新时期的杜鹏程或峻青。其实，在莫言之前，已经有了一位这样的作家——李存葆——这就足够了。后来，莫言还写了一些与军事多少有些关系的作品，如描写战争年代所发生的故事的著名小说《红高粱家族》，这似乎为那些“军事文学”专家提供了言之凿凿的证据。他们认为“战争”是莫言的另一大题材类型，并将其所谓的“战争题材”小说之列，与朱苏进等作家的小说一起，视作当代“军事文学”的第三次高潮的代表。^① 这种文学分类法显然与依照现行政治制度的社会阶层划分原则有关。从文学上看，却很难将凡是涉及打仗的都称之为“军事文学”或“战争文学”。比如，马原、洪峰，甚至格非都写过战争，甚至有可能写得比莫言笔下的战争更像战争，但不会有人将这些作品归于“军事文学”。莫言在一次演讲中，回忆了自己在《红高粱家族》创作之初，关于战争及历史题材的文学的想法，他写道：

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

…………

我发现“文革”前大量的小说实际上都是写战争的，但当时的小说追求的是再现战争过程。一部小说，常常是从战前动员开始写到战役的胜利，作者注重的是战争过程，而且衡量小说成功与否的标准通常是是否逼真地再现了战争的过程。新一代的作家如果再这样写写不过经历过战争的老作家，即便写得与老作家同样好也没有意义。我认为，战争无非是作家写作时借用的一个环境，利用这个环境来表现人在特定条件下感情所发生的变化。^② 

由此可见，莫言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位生活在部队里的作家而已，他也并没有朝“军旅文学”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事实上，莫言在1983年发表的《售棉大道》和《民间音乐》，以及1985年发表的《大风》等小说，已经改变了这种发展可能。这些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作者对于生活理解的丰富性和观察力，已不是一般“军旅生活”所能局限的，而其在叙事上的表现力亦非一般“军旅小说”所能企及。老作家孙犁就从《民间音乐》中发现了一种“空灵之感”，并倍加赞赏。而所谓“空灵之感”显然很难与“军旅”之类的东西有多少瓜葛。可见，莫言的身份很特别，也很尴尬。但正是这种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莫言的写作较少被特定的题材领域所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