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译者序

清醒而拒不回归的昆德拉

春节前后，就在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严重的那个时期，每天打开法语版《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尽可能静下心来，坚持翻译两三页，一步步走近昆德拉常被误读的精神世界。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由法国写作出版社于2019 年3 月推出，作者是让—多米尼克·布里埃。我们都知道，昆德拉不喜欢在公众场合露面，不喜欢与读者面对面交流，更不喜欢谈论自己，也特别注意不留下与他的文学文本无关的材料。要写昆德拉的传记，困难可想而知。布里埃迎难而上，以昆德拉的理论性随笔与文学文本为基础，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

布里埃喜欢写传记，他出版过多部艺术家传记，有写电影艺术家的《鲁奇尼之谜》（Le mystère Luchini, 2007），有写音乐家的《莱昂纳德·科恩传》（Leonard Cohen par lui-même, 2014），还有写音乐人、作家的《鲍勃·迪伦：诗人之歌》（Bob Dylan, Poète de sa vie）。他为迪伦立的这部传记是2015 年出版的，第二年10 月，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部传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布里埃写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除了有写作传记的丰富经验外，还具有多重优势。他是记者，对公众关心的问题，对有价值的新闻与材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他是作家，对文学有自己的认识，有进入文本的独特方式；他是音乐家，对艺术有自己的追求，这有助于他更为深刻地剖析昆德拉的艺术观念，以及音乐对于昆德拉文学创作和美学追求的深刻影响。

昆德拉生于1929 年4 月1 日。昆德拉说：“我出生于4 月1 日。这在形而上层面并非毫无影响。”4 月1 日是愚人节。仿佛命中注定，昆德拉的写作人生，像是上帝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充满了误解：“误解，意味着其他人可能以错误的方式感知或理解他的书。误解，出现在他的小说的人物之间，但有时也荒诞地主宰他们的命运。因此，昆德拉不仅是误解的受害者，而且是误解的制造者。” 有评论者说，“人们几乎总是将他的成功归因于受到误解”。读布里埃的《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发现，对昆德拉的种种误解，源于昆德拉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源自昆德拉不妥协的精神品格和反抗媚俗、坚持独立性的文学追求。

一、 “清醒、觉悟的目光”

作为作家，昆德拉是成功的。在他八十二岁的生日时，久负盛名的伽利玛“七星文库”隆重推出了他的两卷本作品集，共收录昆德拉的十五部作品：一部短篇小说集、九部长篇小说、四部随笔集和一部剧作。他在世时就进入了文学界的“先贤祠”，这是法国的大作家也很难得到的殊荣。然而，一个饮誉世界的大作家在自己出生的国家被长时间地冷落，甚至唾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中自然有政治的因素，有历史的因素，更有昆德拉个人的原因。

读《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可以看到，出于种种原因，他先后两次被开除出党，本来已经是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的他，因立场问题，受到了普遍的谴责；后来他又在精神的层面主动出走，离开捷克，移居法国，按照捷克的传统，一个文人放弃了他的祖国，那就是背叛。昆德拉的作品早期用捷克语写成，有诗歌，有剧作，有小说，还有随笔，到了法国之后，昆德拉又放弃了母语，用法语写作，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他主动割断了与祖国的文化之根和精神血脉的联系。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原因，他的捷克语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禁，这可以理解。可是在“天鹅绒革命”之后，为什么他用捷克语写的那些重要作品，比如《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在捷克还是没有出版呢？如果仅仅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追究原因，恐怕很难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的作者，以昆德拉的精神诉求与身份认同为出发点，了其中深刻的原因。1989 年“天鹅绒革命”之后，昆德拉没有迎合政治与制度的变化，也不顾捷克境内出版商和读者的要求，一直犹豫不决，不同意他那些用捷克语写的作品在捷克出版。捷克有著名导演想把他用捷克语创作的重要剧作《愚蠢》（Ptákovina）搬上舞台，也同样遭到了他的拒绝。至于那些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虽然捷克有越来越强烈的需求，希望能在捷克出版捷克语的翻译版，但昆德拉坚持他的作品唯有他自己有能力译成捷克语，不同意其他译者翻译他的作品。对昆德拉的这种立场与做法，捷克文学界的同行也罢，普通读者也罢，不仅仅不理解，更表现出了误解、反感，甚至敌意。如布里埃所言，昆德拉的做法“在捷克共和国常常被看作任性，或者某种傲慢的表示，有损于他的形象。众人被辜负的仰慕往往会被一种强烈的怨恨所取代”。有的人认为昆德拉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报复，更是一种背叛。昆德拉对这样的反应没有在意，因为他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该对历史的发展有着清醒的认识，应该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他清醒地看到，1989 年之后的布拉格，政治让位给了市场，意识形态的控制让位给了大众传媒的无孔不入。昆德拉说过，“20 世纪60 年代的捷克文化是20 世纪欧洲文化的丰碑。1990 年后，它被完全清除了。他们没有保护这些传统，而是说这从未存在过，说1990 年之前存在的一切都是坏的。他们想创造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传统，没有几百年里一直延续的血脉的搏动。捷克文化割断了它过去的辉煌，这让一切都变得艰难”。清醒的认识，坚定了他的立场与选择：他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政治的注脚，也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他个人经历的附录。在根本的意义上，他不愿“七星文库”收录他的全部作品，坚持“剔除了应时之作或他认为没有完成的作品。其中看不到一点诗歌创作（早于其小说创作阶段）的痕迹，找不到有关万楚拉的随笔集，看不到他创作的三部剧作中的另两部：《愚蠢》和《钥匙的主人们》（Propriétaires desclefs，该剧用法语出版，且在法国已经排演），也找不到20 世纪80年代他在《辩论》杂志（Le Débat）发表的那些文章”，也是基于自己的这一立场。他不愿自己作品的阐释过于政治化，过于意识形态化，因为这样的阐释完全背离了他写作的初衷与身份认同：他是作家，作品的生命高于一切。如他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所说：“我深深渴望的东西就是清醒、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找到了他。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 历史上，司汤达不在乎自己的作品在生前得不到承认，相信五十年之后，会有幸福的少数人能真正领悟他作品的意义与价值。如今已经九十一岁高龄的昆德拉，有着清醒、觉悟的目光，他希望身后由他自己认可的作品替他说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事件的消退，闪现出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普遍性的艺术之光。

二、“不可能的回归”

昆德拉的清醒与不妥协，不仅仅表现在他对自己作品的态度上，更表现在他对于人类存在与个人境遇的思考上。读过昆德拉作品的人，大都有一种突出的感觉，他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诗意的叙述与哲学的思考兼而有之。然而，昆德拉所关注并思考的存在，并不完全等同于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更不同于萨特所言的存在，具有独特而深刻的指向，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所指出的那样：“存在，就是‘在世界之中’。世界构成人的一部分，它是人的维度。存在，并非已发生之事，存在是人类可能性的场域，一切人可能成为的，一切他能够做到的。”

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中，作者用了大量笔墨，辟了多个章节，描述昆德拉所处的历史时代，分析昆德拉的存在境遇及他遭遇的误解乃至敌意，追踪昆德拉的心路历程，其中特别涉及不仅仅与他，也与众多艺术家、小说家、知识分子的存在息息相关的流亡与回归的问题。昆德拉是在1975 年离开捷克的，后来一直在法国生活，如今已经有四十多个年头。对于捷克的传统精神而言，昆德拉离开祖国，如上文所及，是一种“大背叛”；而他一直在法国生活，即使1989 年“天鹅绒革命”之后，也没有“回归”，回到捷克去，这在捷克的知识分子看来，更是难以饶恕。

所谓“回归”，对于昆德拉而言，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回归，更是时间意义上和精神意义上的回归。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昆德拉青年时代所走过的路。昆德拉在布里埃的笔下渐渐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自幼年时起，米兰·昆德拉就目睹他的父亲演奏钢琴。透过房门，他听见父亲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尤其是现代音乐家的乐曲：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勋伯格、雅纳切克。”对于他父亲来说，“音乐远远不是社会风俗，而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与世界的联系。因此，自然而然，当其他孩子还在结结巴巴地背字母表时，他很早就开始把这种高级语言教给他的儿子”。就这样，五岁的昆德拉跟着父亲学钢琴，后来又师从多位著名音乐家学乐理，学作曲，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还吹小号。昆德拉爱音乐，更爱诗歌。昆德拉与诗歌的初接触，要追溯到童年时期。他曾回忆道：“ 次听到捷克伟大的超现实主义诗人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的诗句时，我还是个十岁的孩子，正在摩拉维亚的一个村子里过夏天。那时的大学生一放假，都回到务农的父辈家里，他们像着了魔似的背诵他的诗。傍晚，在麦田间散步时，他们教我念《复数女人》（La Femme au pluriel）里所有的诗。” 布里埃在昆德拉的这段回忆里，看到了“故乡摩拉维亚的田园风光与先锋派诗歌的旋律交织在一起，已经表明这位未来作家对故土之根的依恋，以及现代性对他的巨大吸引力”。

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昆德拉的过去了解甚少。而布里埃的这部传记，为我们了解昆德拉的家庭、昆德拉所处的历史境况、昆德拉的创作历程，尤其是昆德拉的存在状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开启了多种认识和理解的可能性。昆德拉从小热爱音乐，也热爱诗歌，但他没有坚持下去，没有去当音乐家，去当诗人，而是坚定地走小说家的路。如果说昆德拉从小爱上音乐，完全是家庭的影响，那么昆德拉被诗歌所吸引，其原因则要复杂得多，有捷克文化传统所起的作用，也有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召唤，但为根本的原因，则源于昆德拉本身：青年时代的昆德拉，有着革命的理想，而诗歌是激情的诗意表达，是理想的抒情之歌。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中，我们可以看到与我们脑中的昆德拉形象完全不同的昆德拉，了解到昆德拉在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中有着明显的抒情倾向。在昆德拉晚年不愿公开再版的一些他早期写的诗歌，如《人，这座广阔的花园》（L’Homme, un vaste jardin）、《后的五月》（Le Dernier Mai）等诗集中，我们看到了年轻时充满理想的昆德拉，用诗歌赞颂共产主义的昆德拉，向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英雄致敬的昆德拉，如在1955 年出版的《后的五月》这部长篇史诗中，“共产主义抵抗运动的英雄与盖世太保警察、警长博姆做斗争。纳粹警察以安全脱险来引诱他放弃共产主义。但英雄宁死也不愿背叛自己的理想。诗人立刻向他的勇敢致以敬意，称赞它预示着灿烂的未来”。一个曾经激情澎湃的诗人，后来为何要断然放弃诗歌呢？布里埃在书中向我们说明：这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历史、命运有深刻的关联，与斯大林时期的残酷现实有直接的关系，但昆德拉的觉醒是为主要的原因：“昆德拉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在他看来，怀疑主义不会与虚无主义混为一谈：‘怀疑主义不会把世界变得虚无，而是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怀疑主义是我所经历的丰富的状态。’”2放弃诗歌，对于昆德拉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放弃幻想，但并不放弃思索。他对自己追求与坚信的东西产生了怀疑，他要反思，要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要对人类的存在进行思考。为此，他要告别过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昆德拉不愿意再版他的诗歌作品，其深层的意义在于，昆德拉不愿意也不可能“回归”过去。对此，里卡尔有明确的看法：“他之所以背弃了青年时代的诗歌，这首先不是因为他不再喜欢自己写下的诗句，而是因为他不再喜欢写出这些诗句的那个人。他和这位诗人不再是同一个人。”

走小说家之路，对昆德拉来说，有着别样的意义。就他个人的存在而言，这是一条新生之道。他从幻灭、怀疑，到提出问题，并去寻找答案。他坚持认为，小说家的任务是勘察人的存在状况，是拓展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作为小说家，他的任务不是去拯救人类，而是探寻人的本性、人的境况、人的行动、人的命运。基于此，昆德拉一直声称自己不是一个知识分子，而是一个作家。他多次说过，文学不是“介入”性的，不应该服从于某种政治的、宗教的或道德的需要。但从昆德拉的小说创作看，无论是他用捷克语创作的《玩笑》《好笑的爱》《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还是用法语创作的《无知》等作品，读者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强烈的批判色彩和深刻的反思性。就内容而言，昆德拉的小说，似乎特别喜欢写性，写爱情，以至有一种说法：除了性与政治，昆德拉的小说没有别的。在某种意义上，性与政治构成了人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两极。昆德拉写性是超越性的，不是通往下半身的写作，而是导向形而上的思考，是勘察人类存在的一种途径。布里埃说：“昆德拉对欲望这出戏投去一种清醒的，甚至是玩世不恭的目光。他揭露了误解、恐惧、复杂情感及自恋谎言，它们构成人类的性的基础。” 昆德拉写性，“似乎浓缩了昆德拉对人性的全部观察，不无残酷地揭露出人类关系机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昆德拉写政治，也同样是超乎政治的。法国著名作家萨特是法国早介绍昆德拉小说的人，阿拉贡则给昆德拉的小说写过序，二人给予其小说很高的评价，但昆德拉似乎并不完全领情，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把昆德拉的小说做了政治性的解读，而这恰恰违背了昆德拉小说创作的初衷。他的小说涉及政治，也涉及历史，但对昆德拉来说，他可以“把历史用于小说创作，而不必遭遇沦为历史囚犯的危险”；他可以涉及政治，但并不沦为政治的俘虏。“正如他一贯所解释的那样，只有当一种历史情境能促使小说家考察人的生存、对抗（大卫和歌利亚的争战）与进退两难（顺从还是反抗？留下还是逃亡？）时，它才会令小说家感兴趣。” 于是，我们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可以读到对人类存在的反思，以对抗历史的遗忘；可以读到对罪与罚的拷问，以唤醒人类的良知；可以感觉到一种具有特质的幽默，以不严肃的玩笑去化解过于沉重的理想面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要向拉伯雷、塞万提斯、卡夫卡致敬。如果再深入一步，我们也许还可以大胆地说，昆德拉放弃诗歌，放弃捷克语写作，离开捷克，而留在法国，不愿再回到捷克，是因为昆德拉的出走具有深刻的精神层面的因素，他不愿回归的，是那个断了传统血脉的捷克，那个没有了自主性的捷克，那个被扼杀了灵魂的捷克。

对于昆德拉，有各种矛盾的说法与评价；对他的小说，也有各种具有悖论性的解读。对于刻意回避公众、“遮掩”个人历史的昆德拉，读者还存有不少的谜团：昆德拉为什么不愿公开他早期的一些作品？他真的做过告密者吗？他为什么把“流亡”看成一种“解放”？他对“媚俗”到底有何见解？他为什么对翻译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带着这一个个疑问，去读布里埃奉献给我们的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我们也许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某些答案。

后，我们要感谢方雨辰女士的信任；要特别感谢北京外国语大学捷克语言文学专业的农熙女士为翻译本书涉及的捷克人名、地名、报刊名、作品名所提供的宝贵帮助；还要感谢《世界文学》主编高兴先生和荣获捷克共和国功勋奖章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捷克语教研室主任徐伟珠女士的大力支持。

又，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提及的“共产党”“共产主义”等词汇仅限在捷克及欧洲语境下讨论。

许钧  2020年4月于南京

传记作家布里埃倾力写就的这部里程碑式的昆德拉传记，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鲜活与完整的米兰·昆德拉。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家，译有《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追忆似水年华》（合译）等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

章 在奥匈帝国的废墟里

第二章 布拉格政变

第三章 抒情年代

第四章 解冻

第五章 反抒情年代

第六章 悲剧与喜剧

第七章 报春的燕子

第八章 平静的革命

第九章 漫长的寒冬

第十章 一位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

第十一章 远居他乡

第十二章 对存在的思考

第十三章 性交选集

第十四章 复调

第十五章 反对“卡夫卡学家”

第十六章 不可能的回归

第十七章 事件

第十八章 一个反现代的现代人

后 记

年 表

主要译名对照表

传记作家布里埃倾力写就的这部里程碑式的昆德拉传记，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大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谈话内容，深入探寻昆德拉的写作人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鲜活与完整的米兰·昆德拉。

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家，译有《诉讼笔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现代性的五个悖论》《追忆似水年华》（合译）等法国文学与社科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