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风物志·第二辑·家族记忆卷

一代代前赴后继的拓荒牛

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移民城市的城市精神是进取和包容，允许人们一穷二白而来，允许奋斗后的失败。这是一方允许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怀揣着理想来拓荒、来拼搏、来让各种可能性实现的热土。深圳地处边陲，在大陆的南头，这里历来是大北方南下移民的终点。面对浩瀚的南海，他们停住了慌乱的脚步，留了下来。

早在个移民到来之前，深圳这片土地上就已繁衍生息着人类： 古“百越”族中的古南越族。公元前214 年，秦平定岭南，设置岭南三郡，深圳被纳入帝国的版图。西汉武帝平定岭南，把南越国领土分成九个郡，深圳地区属南海郡。西晋时期，中原人因逃难，源源不断地渡过长江，乔迁江南，甚至越过南岭，顺着东江、北江，来到珠江三角洲，集聚到番禺（今广东广州市）周围。随着居民的集聚，食盐需求量越来越大。据地方志记载，三国东吴在南头设立司盐都尉，管理南海边的盐业生产，取名为“东官”，取“东方盐官”之意。西晋末年，战乱和饥荒接踵而至，黎民百姓携家南逃，被称为“流人”，其中很大一部分逃到珠江流域。后来，东晋又发生了“五胡乱华”，大量的中原士族举家南迁。

随着移民越来越多，越来越往南移，东晋咸和六年（331 年）分

南海郡设立东官郡，下辖宝安、海丰、兴宁、雷乡四县，加强了对这一区域的治理，并在南头“司盐都尉垒”的基础上加筑城池。这里离朝廷远、南，“南头”这个名字当之无愧。随着中原移民的增多，儒家传统文化也在这里逐渐生根。铁仔山的考古发现证实，至少从东晋中叶开始，北方移民文化再次与深圳地区的土著文化交汇融合。由于人口少，地区经济长期不发达，无法承担地方财政的开支，宝安县于唐至德二年（757 年）改为东莞县，县城也由南头迁往涌（今东莞）。

两晋时期的移民应该是深港地区的次移民潮。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而且改变了当地的居民结构，使这一地区进一步发展。

第二次移民潮发生在两宋时期，这一次移民与盐业密切相关。地处珠江出海口的深港地区，除了大面积的山地，剩下的就只有小面积的滨海平原。这些平原由于土壤盐碱含量高，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前面已提到三国东吴在南头设司盐都尉，至北宋初年，据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东莞县有靖康、大宁、东莞三盐场，海南、黄田、归德三盐栅。”其中东莞盐场在南头前海、后海一带，海南盐栅在香港大屿山，黄田盐栅在西乡一带，归德盐栅在松岗、沙井、福永一带。由此可知，从今天东莞和深圳交界的茅洲河入海口一直到香港的大屿山，深圳西部的整个海滨都被用来晒盐了。北宋初期官府收购海盐，每石（约五十九公斤）给钱二百，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盐业生产。北宋后期，深圳地区原来的归德、黄田盐栅升格为场。南宋初年，在深圳葵涌增设叠福盐场，在香港九龙设官富盐场。《宋史·食货志》

载：“广州东莞、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南宋，这里生产的广盐除了供应广南东路（今广东大部地区），还供应广南西路（今广西、广东部分地区及海南）的昭州（今广西平乐县）、桂州（今广西桂林市），还有江南西路的南安军（今江西上饶市）。盐场大量招募盐工，形成新的居民群体，他们的身份为灶籍，由盐课司管理。据地方志记载，明代归德盐场人户一千四百五十二户，人丁三千八百三十三丁；东莞盐场人户四百五十四户，人丁七百七十一丁；黄田盐场人户四百五十九户，人丁五百四十八丁。这三个盐场，盐民人家就有二千三百六十五户，人丁五千一百五十二人。据估计盐业居民在一万人以上。

洪武二十七年（1394 年），明朝政府在深圳设立东莞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据《明史》卷九十、志第六十六记载：“天下既定，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所设总旗二，小旗十，大小联比以成军。”军户实行世袭制，子子孙孙相继。他们不纳税或纳很少的税，但必须根据国家要求服兵役，平时进行军屯，分田耕种。

到了明代，随着倭寇、海盗和番夷骚扰加剧，南头一带显示出愈来愈重要的战略地位。正如康熙《新安县志》所说的那样：“新安，弹丸小邑也。然佛堂门诸险，砥柱大洋，较虎门尤为扼塞。景炎驻跸，忠义之苗裔多留寓焉。若大奚名胜，鱼盐物产，不胜仆数。东北与东莞，及循州之归善、博罗相错犬牙，海西南向，遥连香山，澳门，实与省会相辅。”明正德年间，当地百姓也曾请求从东莞县分立新县，可惜没

有被官府采纳。明代隆庆六年（1572 年）二月，广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刘稳调补广东提刑按察司副使，负责广东海疆的防御及安全。在他的帮助下，万历元年（1573 年），深港地区从东莞县分立出来，成立新安县。据康熙《新安县志》记载，万历元年，新安县共计有七千六百零八户，人口三万三千九百七十一人。

明清时期，深港地区的居民类别由民籍、灶籍和军籍构成，全县的常住人口在四万五千人左右。

为防止沿海居民接济反清复明势力，清初两次迁海，将新安境内居民迁往他乡，新安县被并入东莞县，当地的盐场也被完全废弃。康熙七年（1668 年），新安县人口仅剩二千余人。后来广东巡抚王来任力陈迁界之害，次年朝廷下令复界，新安县得以恢复。尽管清廷明令“尽复闽粤沿海居民之旧业”，但“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复界后的前三年，仅迁回原住民三千余人。为了复垦宽旷地多的粤东沿海地区，政府准许各地流移的农民迁入，实行招垦劝农的政策，吸引了大批客家人迁入归善县和新安县。原居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的客家民系，纷纷举家南迁至深圳东部山地丘陵地区。

康熙迁海也严重影响了深圳西部沿海盐场。复界初期，原来从事晒盐业的灶户回迁甚少，政府虽努力招复，但入迁垦荒者多不习煮盐，广盐的市场也逐年萎缩。据《清实录》卷一二四载：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户部议复广东巡抚李士桢疏言：粤东滨海小民，藉盐资生。从前江西、南赣两府俱食粤盐，因康熙元年禁海以来……改食

淮盐。今粤省平定，请循旧例，令南赣两府仍食粤盐销引。从之”。盐民逃亡，盐田荒废，很长时间都无法恢复生产。雍正六年（1728 年） 发生了广东东莞盐场大使胡文焕因缺少盐额被革职留任，限期半年内补足的事件。盐场到了无利可图的地步，只能关门大吉。乾隆三年（1738 年），东莞县的靖康盐场并入归德盐场，称为“归靖盐场”。至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归靖、东莞盐场均被裁撤，盐田因池漏被废弃，改做稻田，盐民改做农民。由于西部沿海地区开发比较早，那里的居民自认为是土生土长的居民，也因长期属广州府管辖，就成了所谓的“广府人”，而来自东部山地丘陵的新移民就被视为“客家人”。

康熙迁海改变了沿海地区的人口构成、社会形态和村镇结构等，是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导致古代深圳一次移民潮，也是如今深圳地区西广府文化、东客家文化及其聚落形成的社会背景。

深圳的历史就是一部移民史，一代又一代的移民都是拓荒牛，无论是来种地、晒盐，还是来捕鱼、养蚝，他们都把这块土地当成自己的家园来建设。随后，一个人变成一家人，一家人变成一个家族，深圳的历史文化就是由他们创造的。

 丛书拾掇

“深圳风物志”系列丛书是深圳*部大型风物主题图书，*辑分风土人情卷、民间美味卷、传统建筑卷，共三卷，已于2016 年出版。第二辑分地名密码卷、村落往事卷、家族记忆卷， 共三卷。丛书邀请深圳地名文化研究者程建掌舵编纂，资料详实，讲述深圳地名由来、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古村历史、家族祠堂、民俗活动，拾掇深圳历史的风物遗迹，结合手绘插图的创新编排方式，生动再现隐没于现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风貌。

程建（1962—  ），四川崇州人。深圳地名研究者。 1979 年毕业于崇州市崇庆中学，后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1981 年转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83 年毕业后，曾先后在江苏省镇江博物馆、镇江革命历史博物馆、镇江市文管办工作。现居深圳。现任深圳市宝安区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古迹保护协会理事、宝安区传统文化协会副会长、沙井蚝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京口文化》《沙井记忆》《激荡三十年—我们的宝安》《阅读宝安》《千年传奇沙井蚝》《深圳古诗拾遗》等，参与编撰了《沙井镇志》《沙井街道志》《新桥街道志》《深圳文物志》《宝安文物志》《宝安区志》。

章　广府民系家族

沙井陈氏/ 002

归德陈氏/ 019

新桥曾氏/ 032

东塘曾氏/ 042

步涌江氏/ 047

沙浦蔡氏/ 055

宝安潘氏/ 063

宝安文氏/ 074

笋岗何氏/ 085

公明麦氏/ 090

南头郑氏/ 096

塘尾邓氏/ 102

下沙黄氏/ 107

皇岗庄氏/ 117

新洲简氏/ 123

沙尾莫氏/ 126

南园吴氏/ 130

清湖廖氏/ 136

上塘詹氏/ 141

罗湖袁氏/ 144

第二章　客家民系家族

松元厦陈氏/ 150

坂田张氏/ 157

龙胜彭氏/ 161

坑梓黄氏/ 165

坪山曾氏/ 168

龙岗罗氏/ 173

坪地萧氏/ 177

葵涌潘氏/ 182

布吉凌氏/ 186

后记/ 195

 丛书拾掇

“深圳风物志”系列丛书是深圳*部大型风物主题图书，*辑分风土人情卷、民间美味卷、传统建筑卷，共三卷，已于2016 年出版。第二辑分地名密码卷、村落往事卷、家族记忆卷， 共三卷。丛书邀请深圳地名文化研究者程建掌舵编纂，资料详实，讲述深圳地名由来、山川河流、名胜古迹、古村历史、家族祠堂、民俗活动，拾掇深圳历史的风物遗迹，结合手绘插图的创新编排方式，生动再现隐没于现代生活中的传统文化风貌。

程建（1962—  ），四川崇州人。深圳地名研究者。 1979 年毕业于崇州市崇庆中学，后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学习，1981 年转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1983 年毕业后，曾先后在江苏省镇江博物馆、镇江革命历史博物馆、镇江市文管办工作。现居深圳。现任深圳市宝安区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古迹保护协会理事、宝安区传统文化协会副会长、沙井蚝民俗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京口文化》《沙井记忆》《激荡三十年—我们的宝安》《阅读宝安》《千年传奇沙井蚝》《深圳古诗拾遗》等，参与编撰了《沙井镇志》《沙井街道志》《新桥街道志》《深圳文物志》《宝安文物志》《宝安区志》。

沙井陈氏

沙井自古就是海盐的产地，北宋设归德盐栅，后升为归德盐场。陈氏家族定居沙井，从事盐业生产。清朝初年，沙井蚝业已非常著名，沙井陈氏在白石岗旁创建云林墟，成为新安县西部主要的贸易场所； 乾隆年间，又增建了沙井墟和新墟。燕川陈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和白石厦文氏共同创建义和墟；嘉庆年间，又和文氏合力发展黄松岗墟（今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荷坳陈氏也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和其他姓氏合作创建横岗墟（今深圳市龙岗区横岗街道），其仙溪支派还创建了龙岗墟（今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陈氏自立村于沙井、燕川、荷坳三地后，经元、明、清三代，枝繁叶茂，辈出名贤，成为宝安一大望族，为古代深港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 溯源]

据陈氏族谱记载，陈氏的发源地为河南颍川。

陈檄（生卒年月不详），字飞羽，号子策，河南颍川太丘长陈寔之后裔，生于唐咸通六年（865 年）正月。陈檄的祖父叫陈闻，生

父叫陈勋。陈勋、陈檄父子于881 年至882 年避乱移居福州。陈檄因长期辅佐闽王有功，官至太尉大都督节度使，封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闽王把侄女王氏赐嫁陈檄，封楚国夫人，并赐第城南石井。陈檄被尊称为古灵陈的开基祖。福州人民感念他辅佐闽王的杰出贡献，在他逝世后于福建侯官古灵村（今福建福州市闽侯县南通镇古城村）修建“古灵王庙”并奉祀至今。陈檄生三子。长子令镕，为闽国大中大夫，后迁闽侯大义村，被称为“大义陈”的始祖。次子令图，为闽国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尚书左仆射、上柱国颍川县开国子，食邑六百户，后迁居侯官古灵村。不过，“古灵陈”和“大义陈”都尊陈檄为自己的一世祖，因此，陈檄是“古灵陈”和“大义陈”共同的开基祖。陈檄的三子令猷，自福和州迁至沂山（鳌山），为鳌山、乾元、天福三村陈氏的始祖。陈令图生子陈希颍，即陈襄的祖父。

沙井陈氏奉陈襄为太始祖。

陈襄（1017—1080 年），北宋理学家，字述古，因居古灵，故号“古灵先生”，侯官（今福建福州市闽侯县）人，与陈烈、周希孟、郑穆结为密友，并称“海滨四先生”。庆历二年（1042 年），中进士，曾任浦城县（今福建南平市）主簿，代理县令，明察深研，判决不少疑案。并建学舍三百楹，亲临讲课，求学者数百人。后调任台州仙居令，作《劝学》一文，劝年轻人就学。皇祐三年（1051 年），入京任秘书省著作郎，后又外任孟州（今河南焦作市）河阳令。当地人不懂种水田，陈襄割田二百亩为示范田，教老百姓种水稻。至和元年（1054 年），再次入京任秘书丞。后外放为彭州（今四川彭州市）

蒙阳令。富弼为宰相时，力荐陈襄。嘉祐二年（1057年），任秘阁校理，判尚书祠部事。嘉祐六年（1061年），出知常州，发动民众开渠引水，使二百里土地受益。治平元年（1064年），改任开封府推官。后为盐铁判官。神宗即位，陈襄奉命出使辽国，辽国设小座招待陈襄，陈襄以礼争之，不肯就座，辽人反向地方官抗议，上奏朝廷，陈襄因此出知明州（今浙江宁波市）。熙宁元年（1068年），任尚书刑部郎中，修起居注，知谏院，管理国子监事，改侍御史知杂事。时王安石执政，陈襄五次上疏，论“青苗法”之害，请罢免王安石、吕惠卿。神宗不从，但器重陈襄文才，召试知制诰。陈襄以言不见听，辞不应试。翌年，任知制诰，入直学士院。熙宁四年（1071年），陈襄出知陈州（今河南淮阳市），修建范仲淹拟修的学舍，与

诸生讲《中庸》。次年，移知杭州。熙宁七年（1074年），复知陈州，修八字沟，排除城中水潦灾害。熙宁九年（1076年），陈襄被召入京，为枢密院直学士，知通进银台司，提举进奏院，后又兼侍读，提举司天监。元丰二年（1079年），兼管尚书都省事。在经筵时，陈襄受神宗信任，曾举荐司马光、韩维、吕公著、苏颂、范纯仁、苏轼、曾巩、程颢、张载、苏辙、郑侠等重臣和名士33人。陈襄之所以能荐贤，能当好伯乐，是出于他个人的修养，出于公心。他所推荐的人，后来除了林希一人外，都成为硕儒名臣。元丰三年（1080年）三月三十一日，他病卒于开封。宋廷追赠给事中，谥文忠，葬于江苏常州市宜兴县永定乡蒋山之原。陈襄著有《古灵先生文集》二十五卷，另有《易讲义》《中庸讲义》传世。《宋史》有传。

陈朝举（1131—1213年），名义，又名孔硕，字朝举，号野望，为陈襄裔孙，宋代理学大师朱熹之高足。少敏悟端谨，不苟涉猎，潜心钻研《太极图》《易通》《伊洛渊源录》诸书。淳熙年间举进士后，孝养高堂，教授后学，诏召再三，婉辞不赴，授正议大夫。因金乱，迁广东南雄，结庐柯树之下。南雄人争遣子弟从游，诲之不倦。有《乔迁集》行世。随着年纪的增大，陈朝举越来越思念故土，于是率家人回到祖居地洛阳。在洛阳还未停留多久，金人的马蹄声就踏醒了人们安居的美梦。陈朝举只得收拾行装，洒泪告别祖宗佳城，率族南行。但他们没有回福建侯官，而是随着南迁的移民潮，翻过大庾岭，落籍在南雄珠玑巷。为了找到一块适宜子孙发展的土地，晚年的陈朝举不顾年老体弱，继续率族南迁，沿着珠江东岸一直走到珠江三角洲的尽头，一个叫涌口里（今沙井云林新村附近）的地方。由

章　广府民系家族

于钦赐孝子黄舒的出现，这里曾被赐名“参里”，后又改名为“涌口里”。当他听说此地是孝子黄舒的故里，毅然停住了漂泊的脚步，就此开村立业。陈朝举在海边修建了一座楼台，无论四时八节，他都率子孙登楼遥祭北方，望着滔天的海水，滚滚翻卷的浪花，给子孙讲那过去的故事，也许是洛阳，也许是牡丹花，要他们一定记住，洛阳才是自己的家，一定要回去啊！天气晴朗时，风起水涌，雪白的浪花如烟似雪，所以他把楼台命名为“锦浪楼”。陈朝举的子孙没有完成北归的心愿，倒是一批批的移民迁来，比邻而居，热了这方土地，直把异乡当故乡。

[燕川房]

燕川村位于松岗街道东北面，距离街道办事处约4千米。相邻自然村有罗田村、塘下涌村、山门村，北面有罗田林场，与东莞市大岭山镇接界。该村地处丘陵地带，村内有金谷山、天鹅山、圆头岭、鹧鸪岭等，海拔约70米。

据文献记载，燕川村原称“燕村”或“燕邨”。燕川之名的由来，有几个传说：其一，燕川之川是因村前有一河流，即今茅洲河，故名。当地有“三丫流埋归一丫，唔中状元中探花”的俗语。三丫分别指鹅公岭、莳禾叉、瓦窑，三丫分布有如燕子形。另有一种说法是族人目睹燕子成群筑巢落户家中，不忘先祖朝举公河南洛阳颍川故地，取燕子之“燕”和颍川之“川”字，合起来称作“燕川村”。

一世祖陈朝举，生三子：长子康道、次子康适、三子康运。

二世祖陈康道，字燕川，号云林，宋处士，陈朝举长子。他潜

007

深圳风物志·第二辑·家族记忆卷

心笃学，灌园自适，建云林别业，累举孝廉不就。康道生二子：长子子安、次子子廉（远适他乡）。

三世祖陈子安，陈康道长子，生二子：长子嗣宗、次子荣宗，自涌口里迁墩头开基。

四世祖陈嗣宗，陈子安长子，生三子：长子友直、次子友敬、三子友亮。

五世祖陈友直，陈嗣宗长子。从小就非常聪明，以读书为乐，五经子史，无不通览。他十分赞赏赵季仁（南宋时长乐人）所说的“三愿”：一愿识尽世间好人，二愿读尽世间好书，三愿看尽世间好山水。慢慢长大后，他开始喜欢结交端人正士，只要打听到，再远都跋山涉水而去，亲自登门拜访。他除了读书会友，就是游历山水。每逢秋高气爽的季节，他便遍游远近地区的风景名胜，得山水之趣，往往乐而忘返。某一年的九九重阳，他登了旗峰，傍晚沿莲花径回来。当经过燕川的时候，不由得被暮色里国画般优美的景致打动了，他不禁感慨道：“四顾山环水绕，秀而清。从前见之，不过以山乐吾心耳，乃今始知可以居。居之繁衍，莫之与京也。”于是他寻其脉络，定其方向，找到龙气合的吉位正好是一块空地，便在那里开基建宅。当时，在燕川聚族而居的大家族，有曾姓、邓姓、赖姓，栋宇相连而居。起初，他总是受到强族的欺凌和排挤，但友直以“百忍待时，不计数代”的精神坚持了下来，成为燕川立村之陈氏始祖。生三子：长子以仁，次子以礼，三子以德。

六世祖陈以仁，陈友直长子，生一子：彦广，迁居东莞海南栅。

六世祖陈以礼，陈友直次子，生一子：彦昌，不知去处。

六世祖陈以德，陈友直三子，生一子：彦辉，居燕川。

七世祖陈彦辉，陈以德之子，生一子：光堡。

八世祖陈光堡，陈彦辉之子，生六子：长子荣斌、次子华斌、三子富斌、四子贵斌、五子爵斌、六子禄斌。

九世祖陈荣斌（世英），陈光堡长子，生一子：守愚（乡贤），居燕川上巷。

九世祖陈华斌，陈光堡次子，出继陈万奇，居东莞大凹村。

九世祖陈富斌（处静），陈光堡三子，居住在燕川，生五子：长子松隐（谟），次子养淡（谐），三子耕乐（潜），四子甘淡（谊），五子养拙（言）。

九世祖陈贵斌，陈光堡四子，迁居周山。

九世祖陈爵斌，陈光堡五子，居住在燕川下巷。

九世祖陈禄斌，陈光堡六子，原居住在石桥，后迁到福永村。

以上是朝举之康道派系。后裔聚居在燕川、福永、戴冚、水边围、周山、石桥、新会、惠州，不少人移居香港乃至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