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与社会译丛：求索秩序（《秩序与历史》卷五）

在这个结的某一部分中，确实难以找到开端；只有当悖论被严肃地看待成能把结建构为一个整体的“有”，开端才会显示自身。然而，这个结，正如双关的扩展所表明的，包括语言和真理，并与意识和实在连在一起。根本不存在自律的、毫无悖论的语言，可以在人想要指称实在和意识的悖论结构时，就能被随手用作标记体系。词语及其意义恰恰是它们所指涉的实在的一部分，正如万物也是总括性实在的伙伴；语言在这样一种求问的悖论中参与，因为，正是借助把真理作为意向之物来追求，求问让实在因其真理而变得明晰。语言的这一悖论结构导致了某些特定问题、争议和术语上的困难，它们成为自古以来哲学家话语中的常项，但又始终无法达成满意的结论。

其中一个常项，就是“语言是‘习俗的’还是‘自然的’”这个重要问题。推动习俗论者意见（当今较为风行）的，是意识的意向性，以及相应地视词语为语音记号（多少有些随意地被选来指涉物的）的物—实在。而推动自然论者的，则是这样的感觉，即记号必定有某种实在是它们与所指涉的事物有共同之处的，否则，它们作为有着确然意义的记号，也许就是不可理解的。这两种意见的基础都不牢靠，因为追随这些意见的人在语言被创生时都不在场，而那些在场的人没有就此事件留下任何记录，只留下语言本身。按我对问题的理解，这两群人的动机都是正确的，他们试图探索语言及其意义之起源所附带的条件，这也是正确的；但两者又都错了，这是就他们全都忽视一个事实而言的：结构在实在中的显现—不论它们是原子、分子、基因、生物物种、种族、人的意识，还是语言—是一个难以解释的奥秘。

另一个这样的常项是“概念”（concept）和“符号”（symbol）的区分，人们难以把确切的含义分配给这些术语。自柏拉图认识到这个问题起，它就一直困扰着哲学家的言说。在柏拉图自己的哲学实践中，他靠着同时使用概念分析和神秘符号化表达这两种在真理的追求中互补的思想模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在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所谓的现代世纪里，这些困难因着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平行发展而进一步加剧。一方面，诸般自然科学的推进使得人们的注意力强烈地聚焦于这些学科提出的概念化的具体问题，而且，这种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这样的聚焦已经成为某种力量，它激励着那些想让数学化科学的结果和方法来垄断“真理”和“科学”这些术语的意义的宗派主义者，而这种运动仍在社会上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历史科学同样令人震惊的进展，则让人把注意力集中于符号化表达问题，这是由古代文明及其神话的发现，以及对在同时代部落社会中找到的思想模式的说明所提出来的问题。在这两大焦点背后，意向性和启明性的经验，物—实在和它—实在的经验，都再明显不过了；而且，这两大焦点的代表人物在真理追求上也是对的，只要他们自限于将他们的指涉所主导的结构也包含其中的实在的领域内；但是，当他们专注于某个真理的神奇之梦时，他们都错了。因为那个真理的抵达，只能依靠专注于概念化的科学之意向性，或者是神话和启示的符号之启明性。

从此处的分析，意识—实在—语言之结就出现了，它作为一种“有”（something）是一个单元，其特点的获得是通过另一种“有”的无处不在，后者被称为意向性和启明性的悖论，或物—实在和它—实在的悖论。然而，在何种意义上，这一“结”是我们（读者和我）正在追求但还没有找到的开端？像“结”、“悖论”和“无处不在”这样的术语到底是什么？它们是意向着物—实在的概念，还是表达它—实在的符号？或者两者都是？或者，它们也许只是空洞交谈的只言片语？这些东西，除了在当前分析的幻想中以外，真的可以作为一个有意义的结存在于另外某处吗？要平息这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文献记录，一个具体的个案，而且该个案可以清楚地表明结单元中诸结构的共存，以及此结作为一种“开端”的意义。为此，我将展示一个古典个案，在其中，“开端”恰恰是以本分析下的结构之结作为其开端，这个个案就是《创世记》1。

当代*为重要的政治哲学家并不是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而是沃格林和施特劳斯。